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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至今,我依然有写出世界经典的梦想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凤凰周刊》微信公众号 陶林 参加讨论


    本文节选自2017年5月第616期《凤凰周刊》
    2017年,中国本土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陆续推出作品全编,收入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剧作、散文、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
    
    获得诺贝尔奖五年来,莫言迟迟未有新作问世,但并不影响他一次次进入公众视野。实际上,从获奖的那一刻起,莫言便开始卷入公众舆论的巨大漩涡。有人振奋,有人欢呼,也有人质疑或谩骂。
    在言与不言之间,他不得不经历众声喧哗的反复冲击,不断被推上舆论的风尖浪口,不断为盛名所累。或许,这就是他所谓“悲剧”由来。
    五年过去,莫言从未远离过公共舆论的中心,他的公众形象变幻不定:一会儿是中国的“诺贝尔奖英雄”,一会儿是抹黑国家、民族的暗黑书写者;一会儿是鲁迅般的“民族良知”,一会又是圆滑逢世的“乡愿”;一会儿是为民请命的代表,一会儿又是趋炎附势的“话语媚客”。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在第64届法兰克福书展上,陈列着莫言的作品。
    互联网时代,他的言行被无尽放大,语言的重负超出了作家的承载能力。如他的名字一样,在众多场合,他只能选择缄默不语。然而,无论言或不言,他都在不断被解读、被关注、被阐释、被批判,“捧杀”和“棒杀”似乎成为当今中国一位杰出写作者难以逃脱的宿命。
    借莫言推出作品全编之机,《凤凰周刊》专访了这位舆论漩涡中的作家,回顾他获奖五年来的心路历程,也重新梳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最初的写作带着抵抗意识
    凤凰周刊:你的文学作品,聚焦最多的还是“山东高密东北乡”,如今,它已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的重要坐标。从高密到诺贝尔奖奖台,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你的写作从故乡获得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莫言:故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有故乡,故乡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我这样成长经历和写作类型的作家,尤为重要。1984年,我还在军队服役,却从基层部队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让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也转换了艺术思维。我不再像早期通讯员那样写作,从报纸和文件里寻找所谓的创作信息和灵感,而是开了窍,先写了短篇小说《秋水》,回顾家乡无边无际的大水,后来又写了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第一次提到“高密东北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凡是触及到我的故乡,我都有写不尽的话。
    
    △ 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 《红高粱家族 》 , 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我一出生就落在“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上。无论这个地方多么贫瘠、多么荒凉,这个地方的官员多么霸道、老百姓多么愚昧,作为一个在外的游子,一旦踏上这块土地,我依旧会心潮激荡,那种感觉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的力量。我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它是我的血地。
    故乡与童年紧密相连,记得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我想到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生活,思绪好像一条河流的闸门被打开,活水源源不断而来;故乡也与母亲紧密相连,因为故乡,因为母亲,才有像《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故乡还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当我描绘那些山川、河流、草木,那都是我生长的环境,所以信手拈来,完全没有任何隔阂。
    凤凰周刊:你是经历过大饥荒、大劫难和大变革的人,最初投身写作是为了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当最“原始”的愿望满足之后,是什么一直激励着你不断开创新的文学局面,寻求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能否就你的写作历程,谈谈投身文学创作的诸般心法?
    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扎扎实实生活了20年,又在中国最大的城市生活至今,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的写作可以说是这些变革的见证。
    童年时代,我的确经历过很多饥饿,整天不想别的,就是为了多找一口吃的,填饱营养不良的肚皮。从野果、蚂蚱到煤块,我都试着去吃过。因此,我曾开玩笑说,投身写作就是为了一天吃三顿饺子——其实,这种原始的欲望很早就满足了。后来,是什么在激励我继续写作呢?我想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想把心里话通过笔告诉读者。对于社会上很多事情,我有责任要写。还有我对文学本身的探索,也激励着我写出来。大家都在对小说艺术进行创新,到我这一代人,还有创新的可能性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形式还有无限可能性,对小说艺术的痴迷追求激励着我。
    我的创作一度很先锋。那时候,先锋是一个作家应有的人生态度,敢于跟流行的东西对抗,敢为天下先,在很多人都不敢说心里话的时候,你敢说。或者你以前不敢说,在那一刻敢说。我们都是从文革时代过来的,那种对作家的写作禁锢,不光是外在的、强制的,可能你从小生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你的阅读经历等等,都决定了你只会那样去写。我最初的写作,就是带着对抗禁锢和寻求突破的意识开始的。
    我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抵抗式的写作。当时常引人注目,让很多人咂舌,比如《红高粱》《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等。199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量的累积,那种有意识的抵抗越来越少,回忆和温情变多,但还是会有争议,比如《丰乳肥臀》。到1998年以后的写作,我变得更低调,甚至说要大幅度往后退,有意识地压低写作的调门,比如《檀香刑》。2000年以后,我觉得无论刻意的对抗,还是刻意的低调,都是故作姿态。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生阅历,所谓求放心,跟着我自己的心去写,寻找一种长篇小说的大气象、大开合、大怜悯、大慈悲和大解脱,就有了《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 厅举行,莫言身着黑色燕尾服、打白色领结出席。他的获奖理由是: 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图为 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及证书。
    凤凰周刊:通读你的全部作品,的确能感受到如你所说的心路历程。你的创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的,都说那是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敢想、敢写、敢突破,文学观念很新潮,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而现在,不但文学边缘化,整个文化也倾向于保守与回流。能否谈谈自己写作之初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莫言:现在大家都说,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可当时我们并没有那种感觉,相反还觉得挺压抑的,因为经常听到一些小说因描写某某情节而被退稿或被批评。但文学的确是社会主流,时过境迁,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文学过度关注了。“文学”二字本身就是热点,就是一个大明星:一个刊物随随便便就可以发行数百万份,一次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可以卖得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很多站票——由此可见对文学的关注度是极高的。
    前面提到,从1984年起,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了短短两年的学习。在那里,我接触到大量青年作家,他们都怀着炽热的文学理想。我的老师徐怀中先生,用了一种比较新的教学理念来安排课程,把全国很多著名教授、作家,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著名艺术家请到学校,用讲座的方式给我们点拨,让我们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信息。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也了解了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很长时间内世界文学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部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升了我们的创作热情,让我们把眼光投射到世界,把自己的写作立足于写经典作品的高度之上。
    在军艺两年,我一口气写下80部作品。那时候青年作家都很勤奋,学习环境很好。大家互相刺激,互相鼓励,也互相批评,用非常率真的语言“挖苦”别人。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进来,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读到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人的小说后,真有眼界大开的感觉。
    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我很是震惊,就像马尔克斯在1950年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的作品时一样发出感慨:“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除了佩服之外,我也觉得我的生活经历中有更丰富的东西,如果我早些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说不定我也就写出了一部《百年孤独》。
    当年还读到福克纳的作品,他反复提“邮票般大小的故乡”,而川端康成则写到故乡的秋天里,黑色的大狗在水洼里低头喝水,这些都让我深受感染与启发,觉得我也能把故乡讲述出来。写出《白狗秋千架》之后,关于故乡的小说就接二连三地喷发了,高密东北乡就这样在我笔下慢慢浮现出来。
    如果作家没有梦想,那就可以搁笔了
    
    △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图为莫言在发表演讲。访问期间,代表团组织去游乐园玩,坐过山车时,莫 言与王安忆坐一排,莫言被吓得满头虚汗、尖叫连连,而王安忆则表现得非常镇定。莫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 想,王安忆的定力真好啊!”
    凤凰周刊:你曾在多次演讲中提及这些作家对你的影响,但你并没有照搬他们,他们更像你日后蓬勃书写、找到自我的一根导火索。当下与那个“黄金时代”已经大不一样,严肃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网络化、商业化、碎片化、娱乐化,你对当下的青年作家有何建议?
    莫言:当年,西方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意识到,一个作家不应该受到什么戒律的束缚,更不要受自我的束缚,应多学习世界文学之所长。那时候,有抱负的青年作家,多数也像我这么想。但大家很快发现,争相模仿写出来的全是二流的“赝品”。
    于是,大家又都想尽快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小说,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其实,要彻底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塑造出民族气派,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需要跟西方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同样,西方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全球一体化潮流之下,不受外界影响的民族艺术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受益于世界更多一点。
    文学到今天的确不热闹了,因为社会有更多的热点,人们有太多信息可供关注,甚至太多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不要焦虑边缘,一个青年作家的突破,大多是从边缘开始的。
    有的一旦突破,可能马上会进入中心,变成一个拥有流行话语权的作家,当然,也可能会逐渐走到自己的反面。今天的文学呈现多元化形势。这其实也有好的变化,那种主宰一切的权威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极大地弱化了。大家各行其道,拥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和声音,能更加自由地创作。
    不过,我还是希望青年作家们勤奋一点,创造力旺盛一点,野心更大一点,有写出经典的梦想。我从1981年发表作品至今已有36年,写了很多书,但总认为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因为自己的懒惰,没能写得太多。我每次写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写一部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像爬一座高山,没爬到顶,气就泄了。至今我依然有写出伟大文学作品的梦想,经常在梦里面,一部经典作品就要收尾了。我想,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梦想,那他就可以搁笔了。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所以,我还要写下去。
    
    △2002年,应日本NHK电视台邀请,作家大江健三郎赴 高密采访莫言,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2006年,大江 健三郎预言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 人,6年后,预言成真。
    凤凰周刊:说到东西方交流的问题,一直有一种颇为喧嚣的声音,说你的写作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有揭丑的意味,所以才获得世界文坛的认可。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莫言: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走出国门,也没有接触过任何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西方人怎么看中国,也不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我只是用我的内心去写作,曾经看到过很多的事情,感觉心里有很多话压着要说出来,就写出来了。我写出来的东西,那时从来没想到会翻译成外文给西方人看,也从来没想到会被拍成电影给西方人看。我一直是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想象、在看待中国,在忠实于内心地进行写作,从现状到历史。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观点会有变化,这也是一个过程。
    东西方文学一旦交流起来,影响是相互的。别人在看你,你也在看别人,我们在接受别人东西的同时,别人也在接受着我们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当然更不要狂妄自大。我曾经跟一位美国青年作家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也就不能正确地看待别人的国家。自我矮化和天朝上国心态,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也同样勿施于人。
    文学永远以人为本,否则没有文学,从人性的角度看,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是文学交流相对于一般交流的巨大优势。我一直在写人,在写好人,也写坏人,在写别人,更在写自己,离开了人,我的写作就谈不上价值。所以,希望大家看待我,还是就文学谈文学,不要离得那么远。
    希望读者通过作品了解我
    凤凰周刊:的确,你的创作一直伴随着巨大争议,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如此,中篇小说《欢乐》《红蝗》也是如此,甚至你获得诺贝尔奖也在国内引起极大争议。获奖后,你的一些公共言论时常被夸大或扭曲,公众仿佛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你,而非作为作家的你,你如何看待这些过于喧嚣的争议?
    莫言:文学不像自然科学,有一套统一的、权威的标准,能被证明或证伪。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产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标准,高低参差,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进而产生争议,这很正常。诺贝尔奖只是一个评判标准,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更不是最好的评判标准。我一直说,我获得这个奖,只是消除了作家的神秘感。
    
    △2017年1月,莫言长篇小说全编出版,他特意为《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作了诗词,并手写书法,作为书的插页。
    至于说作品以外的争议,在这次作品全编中出版的《丰乳肥臀》一书前,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曾因艳名动九州,我何时想写风流。百年村庄成闹市,五代儿女变荒丘。大爱无疆超敌友,小草有心泯恩仇。面对讥评哭为笑,也学皮里藏阳秋。”这首小小的打油诗,包含了我面对争议的基本态度。
    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不希望成为公众人物。我多次说过,希望中国能尽快出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样,焦点都集中到他身上,我就可以躲到一边安静写作了。事实上,我也在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推荐中国作家。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冠我名号却不属于我的话,不属于我的诗歌和文章,我不敢掠美,一直希望有人能认领过去。由它们所引发的争议,我也不会承认。
    凤凰周刊: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你的作品汪洋恣肆,文辞瑰丽,充分调动了人的感知系统,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被释放与挥洒,五色斑斓又热情澎湃,你是如何形成这种看待世界的奇特眼光以及表达风格的?能否说一下你的小说观?
    莫言:我一直说,要一个作家谈自己的小说观就是“瞎扯淡”,谈怎么写小说、怎么说话,就像问一只母鸡怎么下蛋。一个好作家写出自己独有的风格来,就像母鸡下了个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语言,那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他的语言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获得一些新质,但语言的基本风貌是一个作家天然就有的,或者说,一个作家的遗传因素以及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社会层面、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语言风格,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自然,就是不玄虚,自己看了也没有什么奇妙的。越是玄妙的小说观念越是不可信,一些作家把自己的小说观念讲得玄而又玄,其实对读者没有任何意义。我现在的小说观,依然没法清晰地和盘托出。随着小说的发展、创作的增多,首先让我感动的依然是一个画面,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甚至是人脸上一次微妙的表情,或者仅仅一句非常漂亮的句子。
    我是一个多神论者,自然而然地认为万物都有灵魂。我在乡下放牛时,感觉天上的云、地上的动物、一草一木都是有灵魂的。最早我是一个泛神论者,这在乡村很普遍,我家附近就是蒲松龄的故乡,小时候,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听到很多蒲松龄讲的故事。后来我进了大学,了解到无神论,也了解了更多的观念,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是人类的财富。我怀有自己的信仰,尊敬所有向善的东西。
    凤凰周刊:《丰乳肥臀》是一部你向母亲致敬的长篇,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意蕴、巨大的象征性和生命力。虽然,可以看到它受《百年孤独》影响的痕迹,但你完全站在中国土地上写作这个漫长而厚重、悲剧感丰沛的故事,它的主角不是“历史”而是“母亲”,不是时间,而是人性。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思路吗?
    莫言:《丰乳肥臀》确实是因为母亲去世而作,我也确实是要把这本书作为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一份礼物。我写这部小说时,最早考虑过“大地”、“历史”、“百年”之类富有象征意味的宏大题目。后来通过小说里讲述的故事,发现自己想写的仅仅是母亲。因为有了母亲,然后才有了我们。因为有了母亲的哺乳、母亲的教育,才有我们的成长。母亲是无私奉献的象征,男性和女性都有丰富的人性,但女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有母性。母性的力量焕发出来,那就是“山可移,海可填”,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的。
    一个身体弱小的母亲,当她要保护她的子女的时候,会焕发出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物质的力量,更是精神感召力。这部小说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写作的,最典型的就是母亲的几个女儿嫁给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们成了刀枪相见、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母亲家时,母亲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这样一个情节跳出了时空,象征着母亲包容一切,像大地包容万物一样,具有博大的情怀。
    女性在我的创作生活中非常重要,而且我本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发现:人在遇到困难时,陷入巨大的动荡和不安时,女性往往起到安抚人心、收拾破碎山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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