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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 阐释的开放与收敛、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问题一直是阐释实践及理论发展中永远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包括哲学、史学、文学及艺术理论等多学科，对此亦有无数讨论与争执。诸多流派、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各执一端。一些重要成果影响巨大，一些努力和探索渐为达成共识，但从总体上看，依然未有定论。概念混淆不清，证词流于空泛，倚重权威言说，少有确当判断，问题讨论仍停留于无休止的混沌之中。为此，张江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一文中提出了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说明。张江教授认为：“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问题，是阐释学的基本问题。阐释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收敛的。阐释因开放而无限，因有限而收敛。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轭变量，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决定的积极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时下流行的理论主张对文本的阐释无标准可言，阐释只能绝对开放，文本具有无限意义。无论何种文本，只能生产有限意义，而对文本的无限阐释则约束于文本的有限之中。区别于‘诠’与‘阐’的不同目标及方法，π清晰地呈现了‘诠’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标准正态分布清晰地呈现了‘阐’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21] 五、学科交叉视域下的阐释学 哲学社会科学涉及面广、交叉学科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学科必须注意学科系统性、专业性和学科性。张江教授指出：“当前学术体系建设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学科交叉”，[22]既要重视人文学科的交叉也要重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不是对立的。“不要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对立起来。自然科学有很多方法、很多思维方式，确实值得认真对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需要特别重视学科交叉。一方面是自己学科内部的交叉；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这很重要。我非常希望我们重视学科交叉，引领学术前沿，用中国智慧做有思想的学问。” [23] 关于阐释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张江教授关于阐释、诠释、解释这三个词的辨析，涉及文史哲等基本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关于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论述，体现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性，张江教授认为，“其一，阐释可以分为‘诠’和‘阐’，‘诠’就像圆周率π”，[24]其二，关于如何表达阐释的开放和收敛，张江教授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公共理性能够期望或者能够接受的对文本的阐释，68%以上的人集中在这个中线周围。阐释的本质就是要说服别人，让自己的说法被接受，然后进入知识体系、进入历史。中心曲线即高斯曲线，可以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一般规律，这在心理学中已经运用得非常广泛了。”[25]关于阐释的边界问题，张江教授与当代德国哲学家奥特弗莱德·赫费教授进行了对话。张江教授认为：“文本是自在的，自身蕴含着有限的确定意义；文本是开放的，读者可进行合理的阐释与发挥。但是，确定的意义不能代替开放的理解，理解的开放不能超越合理的规约。是否逾越具体的历史的边界，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重要依据。”[26] 关于阐释学的研究，一些论文也体现出了学科交叉的特性。例如，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2期开设的“当代阐释学研究”专栏中，刘成纪教授的《中国传统诗教如何达至公共阐释》一文，从《诗经》作为公共阐释对象的文本依据、《诗经》的强制阐释与理想主义、《诗经》政教阐释法与公共阐释的特性、《诗经》的阐释循环与传统诗教的达成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诗教达至公共阐释的路径。李清良博士、张丰赟教授在《从“阐”“诠”之辨到诠释之道——也论中国现代诠释学的正名问题》一文中认为，关于hermeneutics应该翻译为“阐释学”，而非“诠释学”的讨论，“实质不是为了确定一个符合西方诠释学本义的译名，而是试图根据中国学术传统和现实需要，探索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发展方向。”[27]李春青教授在《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一文中认为：“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28] 六、阐释学会议、论坛召开及相关机构成立 在上海研究院召开的“阐释学高端论坛2019”上，各界学者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阐释的正态分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交叉学科展开讨论。张江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中国古代两千年阐释学思想的积累，中国阐释学的思想、资源、挖掘和总结是阐释学能够进一步前进的重要动力。同时，促进当代阐释学特别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当中的诸多问题与其他学科最新成果的联系和融合，学科交叉是考虑阐释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在海南省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阐释学三亚论坛”上，学者们分别从哲学、文学和史学三个学科视角围绕“阐释的限度”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张异宾、陈嘉映、孙周兴、张雄、张江等教授分别就“文本的类型、视位与意会认知的阐释”“诠释与两类理解”“解释学循环与圆性时间”“现代性与阐释的限度”“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等议题进行了探讨。朱孝远、吴晓明、刘成纪、高建平、南成祖明、张跣等教授围绕“世界史阐释的界限、本质和确定性”“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阐释的无限及其限界”“意义的范围与层次”“现代经学阐释的限度与方法”“阐释的边界与意义”等论题分别发表了各自观点和看法。李红岩研究员在“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第六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中提出，张江教授关于文论以及阐释学的系列主张，建立在对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以诗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的深刻反思之上，由此出发而深入到中国古典的阐释学资源当中去，先后提出了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阐释逻辑论以及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并开始向阐释心理学的面向延展，进而建立起新时代中国阐释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这种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对于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将“三大体系”建设推向具体化，其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上海召开的“当代阐释学高端论坛”上，洪汉鼎、张隆溪、孙周兴、潘德荣等教授围绕“阐、诠、解”的译名与概念进行了系统辨析。吴晓明、傅永军、张文喜等教授分别围绕“作为方法论的阐释学”“汉语学界中国诠释学建构实践检省”“读《资本论》的阐释学方法”等主题做了主旨发言。孙国东、孙伟平、吴猛副、潘德荣等教授分别就“中国政治哲学阐释学转向”“事实的阐释与价值的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诠释学的基本精神”等论题做了系统阐述。 本年度在深圳、北京、威海举办了三期“中国阐释学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召开的高级研修班结业仪式上，张江教授指出，阐释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性方法，对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人有了阐释学的理论自觉，就会对话语的生成、传达和接受的过程有明确的意识，在从事具体学术研究时，眼界和方法上就能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有了阐释学的眼光，对于学术、世界乃至人生都会有新的看法和认识；只有经过母语的思维，阐释学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生命，才能成为中国的阐释学；要在方法意义上把阐释学在各个学科展开，从而实现它的哲学生命和本体论生命。本次研修班的导师之一李红岩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诗与史、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历史撰述中真实性写作与事实性写作、创想与拟想、表现与再现等范畴的关系，凸显了阐释学在历史阐释中的重要作用。他借助于张江对于“阐”与“诠”的研究成果，认为“阐”与“诠”不仅可以说明孔子以下的中国思想史，而且足以将孔子以前的中国思想进路贯穿起来。西汉今文经学为“阐”，东汉古文经学则为“诠”；乾嘉汉学为“诠”，但皖派为“诠”中之“阐”，吴派为“诠”中之“诠”；在《春秋》学中，公羊为“阐”，左氏为“诠”。“阐”与“诠”两条路线贯穿于中国思想史中，也贯穿于中国学术史中，成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当代中国的阐释学应该形成大阐释学的格局，亦即以哲学阐释学为核心，形成文学阐释学、法学阐释学、史学阐释学、科学阐释学、医学阐释学等等环绕的同心圆结构。 阐释学日渐成为显学，为了聚合研究力量，推动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和发展，相关研究机构也不断涌现，继201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成立和201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之后，2019年6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解释学研究中心”成立。6月29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成立“中西经典诠释学研究中心”。10月27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阐释学研究院揭牌成立。 总之，2019年阐释学研究的日益广泛和深化，对于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以中国道路印证中国理论、将“三大体系”建设推向具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