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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书、写、录、钞（剿、抄）、誊（腾）、记、纪、载、志（詰、识）、著、编、撰（謨）、削、刊、删、刻、题、画”18个“书写记录”类动词，其中“书”和“著”始终居核心地位。不同时期的“书写记录”类动词成员略有差异，数量总体上呈增多趋势。词义方面，“书写记录”类动词各有侧重，分工明确，词义变化显著。构词方面，从两汉时期开始，复音词明显增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化趋势更加明显。词义引申是新词的主要来源，而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促成了“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发展演变。 关 键 词：“书写记录”；动词；复音词；词义引申；句法 作者简介：闫斯文，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武振玉，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YY112）。 动词在句法结构中拥有最强的活动能力，在句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汉语动词作为古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做历时性考察可以阐明不同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而管窥汉语词汇整体面貌。本文选取“书写记录”类动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语义场理论，对各个“书写记录”类动词的义位与出现频次进行共时的描写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书写记录”类动词历时演变的脉络，总结其演变特点，探寻其演变原因。 “书写记录”类动词都具有“施事者运用一定的工具，将一定的文字、记号或用文字、记号表示的内容转移到一定的介质或处所上”的概念特点，据此我们将该类动词分解成以下概念要素：（1）核心要素：转移动作；（2）原型施事：人；（3）原型受事：文字、记号或用文字、记号表示的内容；（4）工具：笔、刀等；（5）介质处所：版、竹帛、盘盂、图籍等。在以上5个要素中，除了要素（1）以外，其他4个要素既可以以主语、宾语、状语等形式出现，也可以隐含在要素（1）中不出现。正是这些概念要素构成了“书写记录”这个母语义场。 一、不同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共时考察 1.先秦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共时考察 先秦时期“书写记录”母语义场有“书、录、记、纪、载、志（詰、识）、著、编、削、画”10个成员，共出现293例①，以“书”为核心成员，其中“书”（224例）的出现频次远高于次核心成员“著”（23例），占有绝对优势。  语法方面，“书写记录”类动词的主要语法结构在此期间都有出现，如“V+NP”“V+PRO”“V+PP”等，但各成员的具体语法功能略有不同，如“纪”是以不带宾语的形式作谓语为主（7例），而“录、编、画”均以带宾语的形式出现，其中“编”还可以带表对象和表介质的双宾语。同时，同一成员的不同义位的语法功能亦有区别，如  、 主要是带宾语，而 均不带宾语。构词方面，先秦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以单音词为主，仅有1例同义联合式复音词“编著”，复音化趋势不是很明显。 2.两汉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共时考察 两汉时期“书写记录”母语义场有“书、写、录、钞（剿）、记、纪、载、志（詰、识）、著、编、撰（謨）、削、刊、删、刻、题、画”17个成员，共出现1266例②，仍以“书”为核心成员，其中“书”（439例）的出现频次远高于次核心成员“著”（237例），继续保持优势。  语法方面，此期“书写记录”类动词的主要语法结构还是沿用先秦时期的，但具体成员的语法功能、所搭配的宾语和介词结构较先秦更加多样，如“纪”与先秦时期不同，此期是以带宾语的形式为主（45例）。又如，此期  可以直接以表记载处所的著作篇名作宾语。再如，此期 可以带表结果的介词结构。构词方面，两汉时期虽仍是单音词占优势，但复音词也有一定的数量，共有32个，出现70例，复音化趋势十分明显。 3.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共时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写记录”母语义场有“书、写、录、钞（抄）、誊（腾）、记、纪、载、志（詰、识）、著、编、撰（謨）、削、刊、删、刻、题、画”18个成员，共出现488例③，以“著”为核心成员，其中“著”（108例）与次核心成员“书”（107例）的出现频次仅相差1例，优势并不明显。  构词方面，在承接两汉时期所产生的复音词的基础上，此期复音化趋势更加明显，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复音词，而且出现频次也有所提高，共有38个，出现74例，同时各成员的构词能力也明显增强，如始见由“书、写、刊、题”等成员构成的复音词，构词方式以联合式为主。 二、古汉语“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发展演变 1.“书写记录”类动词旧词④的使用情况 在先秦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的10个成员中，“记、纪”两个成员在上古前期⑤就已出现，说明这两个成员是十分古老的旧词，但出现频次较低，词义也较为单一。从上古中期⑥开始，有的旧词词义不断丰富，同时出现频次明显增加，如“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3个义位，出现频次也由先秦时期的12例增加到两汉时期的184例，这表明旧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构词方面，两汉时期由“纪”构成的复音词最多，有7个，说明旧词有较强的构词能力。 2.“书写记录”类动词新词新义的产生及应用情况 “书写记录”类动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成员18个，除去上古前期就已产生的2个成员，其余16个成员（不含异体）均为新词。上古中期有“书、录、载、志、著、编、撰、削、画”9个新词产生，是新词产生最多的时期，其次是两汉时期，有“写、刊、刻、删、题”5个新词产生。可见，至两汉时期，“书写记录”类动词主要成员已基本确定。关于这16个新词的来源，除了“钞”是来自方言，“誊”是后造的词，其余14个新词，词义引申是其主要来源。语法方面，大部分新词新义的宾语都较为固定，如  的对象宾语主要是“功”，“载”的介质宾语主要是“竹帛”，说明新词新义的组合能力较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新词新义和旧词有着明确的分工。构词方面，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撰”构成的5个复音词，其余新词构成的复音词都不多，有的新词还没有复音词的形式，表明新词的构词能力也不如旧词。三、“书写记录”类动词发展演变的特点与原因 1.“书写记录”类动词发展演变的特点 （1）发展演变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书写记录”类动词各子语义场成员构成不断变化。成员的词义不断演变，但继承保留下来的成员仍占绝大多数。有些成员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被其他词代替，但这些成员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作为构词语素存在于复音词中，如“书、刊”等，这些成员维持着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性。 （2）内部的不平衡性。首先是“书写记录”类动词各子语义场内部成员出现频次的不平衡性。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抄写”子语义场中“写”的出现频次超过了该子语义场内其他成员出现频次的总和，是该子语义场的核心成员。其次是各子语义场的出现频次和成员数量的不平衡性。如“记载”子语义场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一直是出现频次最高和成员数量最多的子语义场，是“书写记录”母语义场中的核心子语义场。 （3）演变方向的一致性。“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发展演变充分体现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特点。首先是动作对象或修饰成分由隐含到呈现。如先秦时期表示“写字”义用单音词“书”，“书”已经隐含了动作对象“字”，而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复音词“写字”的形式，将动作对象呈现了出来。其次是同义联合成为“书写记录”类动词复音词的主要构词方式。两个连用的同义词会经历临时组合到词组，再到凝固成词的演变轨迹，如“书写”“记录”等。 （4）发展演变的分化性。“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子语义场数量、成员数量和义位数量都呈现出由少变多的分化性。如先秦时期共有7个子语义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增加到12个子语义场；先秦时期“书写”子语义场仅有1个成员，到两汉时期增加到3个成员；先秦时期“录”仅有1个义位，到两汉时期增加到3个义位。这说明“书写记录”类动词朝着表义精密化和表达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5）衍生性演变和交替性演变同时存在。“衍生性演变”是指一个词由甲义位产生出乙义位。衍生性演变在“书写记录”类动词中广泛存在，如“著”从先秦时期的义位“记载”引申出两汉时期的“记录”“撰写”“写作”和“书写”4个新义位。“词汇成员的新增旧减以及新旧词语的历史交替。我们管这种意义上的词汇演变叫‘交替性演变’。”首要表现就是新词的增加，从先秦时期的10个词增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18个词。衍生性演变和交替性演变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演变过程，“交替性演变离不开衍生性演变，因为在交替性演变中要讨论新词的产生，而新词的产生主要是衍生性演变的结果”⑦，因此这两个特点在“书写记录”类动词发展演变中同时存在。 2.“书写记录”类动词发展演变的原因 （1）内部原因。核心动词的出现频次高，有较强的语法功能和构词能力，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义位，当所承担的词义过多时，表义的明晰性和准确性不断降低，这时某些义位就会转给其他词来分担。如“书”是“书写记录”类动词义位最多的成员，“写”后来分担了“书”的“抄写”义。当某个词同时拥有几个相近的义位，而这些义位又容易在交际中造成混淆时，为了避免歧义，语言系统也会进行自我调节，逐渐舍弃一些义位，保留一个反映核心词义的义位。如“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抄写”义，也有一般的“书写”义，而在后代的使用中，“抄写”这个下位义被舍弃，只保留了一般“书写”这个上位义。 （2）外部原因。“世界上的事物、动作、形状极其复杂，人们不可能逐个地加以指称，而是要加以概括、抽象，舍弃一些非本质特征，把具有某些本质特征的归为一类。”⑧词汇的更替和词义的演变正是人们对事物进行分类并使之范畴化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对范畴的分类也逐步细化，词汇数量开始增多。“书写记录”类动词从上古前期的2个成员增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18个成员，正是认知作用的结果。在词义演变方面，如“写”从本义“倾注”引申出“描摹”义，当“描摹”的对象是文字、书籍时，又引申出“抄写”义；又如“削”的本义是用来刮竹简的刀，后引申出与之相关的动词“删改”。这些都说明了认知是动词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 “凡是社会动荡、思想解放的时代，语言的变化就快，反之则相对较慢。就唐以前的汉语来说，有两个时期语言的变化比较剧烈，一个是战国，一个是魏晋南北朝。”⑨上古中期是“书写记录”类动词新词产生最多的时期，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现代汉语用法相同、表示一般书写义的“写”开始露头，这印证了两个时期词汇的剧烈变化，也表明了社会发展变化对动词历时演变的影响。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词义变化方面也得到了反映。随着两汉时期造纸技术的进步，纸张逐渐取代了甲骨、金石作为主要书写介质的地位，“书写记录”类动词的词义也随之发生改变，如  在先秦时期有“刻铸”的语境义，而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丧失了这个语境义，这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词义演变的影响。①此期调查的语料及分布情况为《论语》（1例）、《墨子》（28例）、《庄子》（4例）、《左传》（160例）、《国语》（13例）、《战国策》（11例）、《荀子》（3例）、《韩非子》（18例）、《周礼》（34例）、《吕氏春秋》（21例）。 ②此期调查的语料及分布情况为《公羊传》（324例）、《谷梁传》（96例）、《礼记》（22例）、《史记》（198例）、《淮南子》（15例）、《汉书》（394例）、《论衡》（205例）、《说苑》（12例）。 ③此期调查的语料及分布情况为《百喻经》（3例）、《抱朴子·内篇》（114例）、《三国志》（258例）、《世说新语》（31例）、《搜神记》（27例）、《颜氏家训》（55例）。 ④旧词和新词产生的时间一般是有先后的，但是我们对旧词和新词的判断仅限于现有的语料，所以本文讨论的“新词”和“旧词”只是相对的概念。 ⑤本文将殷商—西周时期视为上古前期。 ⑥本文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上古中期。 ⑦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⑧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⑨汪维辉：《东汉一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