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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辛维木：小说依然是最为理想的渠道，让人得以在最隐秘的层次去体会他人的生活 无奈的是，一场凶杀案是我去年所能想象的最戏剧化的留学生事件，而就在几个月后，我们陷入了一场全球性的危机。 在我曾经最熟悉的留学生群体中，几乎每个人都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一两天内被迫搬离宿舍，搜罗一切可以用来防护的衣物裹在身上出发，研究不同国家和航空公司的政策辗转几个大洲回家，即使原地不动都要被来自各方面的哀求和辱骂来回拉扯。归期不定，未来无着，好像都让我的故事显得有点平常。 在疫情中重读《飓风眼》，我总想起《大错乱：气候变化与不可想象之事》的开头：他曾在德里亲身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龙卷风，却发现如果将它写进小说，很容易显得过于突兀、难以令人信服。他探究的问题是，随着气候变化带来越来越多偶发的剧烈事件，我们要如何在文学中表现这个一次次突破人类想象的现实世界？其实不只是气候变化，无论大流行病还是逆全球化，在宏大而难以预测的趋势下，虚构小人物日常的悲欢是否还有意义？ 写《飓风眼》时我还没想这些，只是从自己的留学经验和工作接触到的一些案件中汲取灵感，描绘一种我想模拟的冲突：来自迥异背景的同龄人被留学的共同经历压缩成同一个群体，背负着外界的刻板印象和彼此之间对“同类”的期待，而一场凶杀案打破按部就班的生活，迫使他们暂时放下那些利己的追求，将视线和情感转向其他人。比起追寻姜桦的死因，我更想关注的是蒋遥从猜疑和轻视到写下“我们都是姜桦”的人物弧光。 现在想来，蒋遥学会的共情，也是说服我相信故事仍有其意义的原因之一。在还原姜桦生活轨迹的过程中，蒋遥逐渐调低内心的独白，接纳了另一个人的声音。理解他人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和对方一样，也不需要真的去认同对方，而是仅仅站在对方的位置，用对方的逻辑、情感去揣度。身处一座撕裂的舆论场，这也许是我们难以习得、但又必须坚持才能共同抵御风浪的技能。而小说依然是最为理想的渠道，它让人得以在最隐秘的层次去体会他人的生活。 另一点则是不确定性。蒋遥最终找到了她和姜桦的共同点：放弃一种可能更安稳的人生，独自漂泊在异乡，接纳一种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的生活方式，甚至有点享受这种闯入未知的刺激感。这其实源于我刚留学时对跨国旅行和美国社会的恐惧，当然，人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尽相同，但我相信大多数留学生（以及其他离开家乡的人）都需要学会将变化视为一种常态。而在这场疫情中，每个人都有计划被打乱，“疫情后”的生活会怎样也仍然未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离开熟悉的家乡，踏进了全然陌生的天地，正像每个故事开头的人物，不知道自己是主角还是配角、进入的是喜剧还是悲剧，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双脚走到最后一页。 疫情之后要怎样写作，是我这段时间绕不开的问题。面对国际范围的不可预知和难以想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富有洞见的学术研究和诚实的新闻报道，但在那些关乎生存与理智的思辨背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个体经验恰是小说的专长。一起身边的凶杀案促使蒋遥利用闲暇时间探究了一位同胞的内心，而在整个全球化进程或许正在拖着步子转弯的当下，讲述流动于国界之间的人们的故事，是我希望继续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