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迪雯 摄
    近日，83岁的音乐家何占豪执棒南京爱乐乐团，上演了自己的新作品古筝协奏曲——《东渡》。
    从26岁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至今，何占豪始终在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而执着探索。
    何占豪坦言，《梁祝》 是他最大的成功，也是他最大的“遗憾”，而当下中国音乐创作面临的一些困境更令他担忧。
     
    何占豪的家在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老公房里。他的书房不到10平方米，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个书橱就占满了整个屋子。
    83岁的何占豪每天坚持在这间小屋里创作，常常一写就写到凌晨。
    书橱里最显眼的，是一张金色的《梁祝》唱片，紧挨着的镜框里珍藏着一张有些微微泛黄的报纸，标题为《创作“梁祝”，一生遗憾》。
    与何占豪的对话，就从这段“遗憾”开始——
    《梁祝》 的成功是中国音乐界
    几代人的劳动成果
    解放周末：您26岁时与陈钢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是您重要的作品，为什么会留着这篇题为“遗憾”的报道，还将其裱起来呢？
    何占豪：这是多年前一位香港记者写的，我觉得他讲出了我的心声。
    2000年，香港举行了一次千年来“我最喜爱的十部交响乐作品”评选，《梁祝》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品排在了第七位。这个奖不是哪个评委评的，而是全部由听众投票选出的。那年，香港中乐团还评选了十首最受欢迎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我的高胡协奏曲《梁祝》获得了最高票。
    当时很多记者采访我，以为我会很激动，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激动，大家对《梁祝》这么喜爱，我很感谢，但很多听众评价我是“爱情王子”，其实我还写过很多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大家都不熟悉。
    解放周末：您创作的爱国题材、革命题材的作品，其实要远远多于爱情题材的音乐吧。
    何占豪：是啊。《梁祝》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创作，它的旋律取自于民间、来自于越剧，可以说是许多琴师、民间艺人共同的智慧结晶。《梁祝》其实是中国戏曲界、中国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这句话我五十几年前就讲过，过分宣传个人的作用，不仅会受到前辈无声的指责，还会给后人留下笑柄。而且，这首曲子也绝不是我所有作品的代表。
    解放周末：知道您还写过交响乐作品《龙华塔》《秋瑾》的人很少，因为这些曲目上演的机会并不多，听过这些作品的年轻人就更少。
    何占豪：一部作品的成功需要具备诸多因素，这些作品缺少演出的平台与机会是我觉得最遗憾的。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在香港与香港中乐团合作举办我的作品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我自己主持、自己指挥的，其中有一部叫《蝶恋花》，也叫《英雄泪》。我在台上是这样介绍这部作品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一位知识女青年，因为坚持革命，她被敌人杀害了，死后留下了两个孩子，从此这两个孩子在国内外流浪。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为她写了一首动情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后来，孩子的父亲登上了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位置，但他还是坚持把他的儿子送到了朝鲜战场抵抗敌人的侵略。最后，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母子二人在天上重逢。
    讲完这段话，台下一片沉默，音乐响起时，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更让我感动的是，台下有不少观众都是年轻人。音乐会在香港连演了两场，座无虚席。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请我签名时都问我：什么时候再来？
    解放周末：在音乐中表达真实的人性是最打动人的。
    何占豪：中央民族乐团邀请我写了两部作品，有一部叫《重上井冈山》。很多人都去过井冈山，一路上大家唱的可能是：“同志哥，请喝一杯茶，请喝一杯茶”。但是老一辈革命家们踏上井冈山的心情和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当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核心领导被敌人发现了，为了掩护他们，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捕了，而那时她已经怀孕了。敌人命令她与朱德脱离关系，否则就是死，她说：“毫无疑问，我选择死。”
    听说朱德元帅上世纪60年代时重回井冈山，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带，就带走了井冈山的兰花。他太太叫伍若兰，所以他家里一直摆着兰花，他一辈子喜欢兰花。
    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就根据自己的感受写了《重上井冈山》，这是一部写给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协奏曲，我很高兴这部作品能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演出。
    我想通过音乐来表达先辈们
    的高尚情操，启迪年轻人要做
    怎样的人
    解放周末：从《龙华塔》《英雄泪》到《重上井冈山》，这些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尽管没有像《梁祝》那样广为传播，但您依旧在坚持创作，这份动力来自哪里？
    何占豪：我想首先是出于感恩。
    我出生在浙江诸暨，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父母见我有些读书的天分，就想办法借钱给我去杭州读书。有一天我接到一封家信，父亲在信上说家里实在没钱了，让我想办法在杭州自立。
    我当时真是手足无措。幸好学校里有位学长是我的同乡，他会吹号，我从小喜欢音乐，也会吹号。他说：“你不要哭，你就代我在学校上课下课时吹号，我到街上去找活，给别人家里的红白喜事做乐手挣钱。”
    在同乡的帮助下，我得以生存了下来。后来，杭州解放了，我加入了浙江省文工团，在文工团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失学，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我内心非常感恩，感恩那么多人的流血牺牲，才有了我后来安定的生活。
    解放周末：那您又是什么时候走上作曲道路的呢？
    何占豪：1952年，我转入了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在那里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
    那时候我经常去作曲系旁听，有问题就经常向老师请教。听了没多久我借用了评弹的调子创作了一首小作品叫《过节》。没想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个曲子，因为我没有署名，他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就到我们音乐学院来查，老师说很可能是何占豪写的，就到管弦系来找我。
    解放周末：看来您当时就显露出了创作天赋。
    何占豪：天赋谈不上。很多人认为只有作曲家才能作曲，其实很多动人的曲子都是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在田间地头自己创作的。阿炳（华彦钧）不但连音乐学院没上过，连普通学校也没上过，但是他照样写出了让全世界感动的曲子。
    解放周末：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喜欢听流行音乐，也有爱好古典音乐的，总体来说，他们的选择非常多元。您会不会担心革命题材的作品在这个时代会显得有些“老套”？
    何占豪：我认为音乐的功能是抒发内心的情感。现在的青年人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们朝气蓬勃，这种精神面貌用丰富的流行歌曲来表现，这无可非议。
    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哪里来的？他们很少会想到。这也难怪他们，“80后”、“90后”们生于和平年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辈人有义务向他们讲述中国人民的屈辱史、苦难史。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跟我说过，一个人有好几个称呼，比如我，就有何占豪、作曲家、教授等，但不管什么职务什么职业，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党员，更有使命与责任用音乐来表达我的理想和我的情结。而我的音乐情结，就是爱党、爱国情结。
    我写《临安遗恨》表达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与英雄气概；写《英雄泪》讲的是毛泽东、杨开慧那一辈人的情感；我把刘胡兰的故事写成 《山水情》，讲的是那一代年轻人对祖国的爱。我就是想通过这些音乐来表达先辈们的高尚情操，使我们的后辈获得共鸣，从而启迪他们要做怎样的人，也希望他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座宝藏，对
    其视而不见，就好比患了“白
    内障”
    解放周末：您的许多音乐作品中都有民族音乐的元素，您创作过古筝协奏曲、二胡协奏曲还有箜篌协奏曲，为什么会对民族音乐情有独钟？
    何占豪：我一直坚持一个创作理念：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民族，很多都是有音乐才能的民族。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拥有这么多灿烂的戏曲：山西梆子、河南梆子、吕剧、浙江越剧、广东粤剧……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取之不尽的音乐宝藏。有的人眼里只有外国歌剧，却看不起中国的传统音乐，对这座宝藏视而不见，不懂得挖掘，我觉得这些人就像是得了“白内障”。
    解放周末：您刚刚提到《梁祝》里就有许多越剧的元素。
    何占豪：《梁祝》就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一次成功探索。（哼起梁祝的旋律）你听这一句里的休止符，其实是越剧演员唱戏时的一句停顿。《梁祝》里有不少这样的音乐元素都来自于越剧唱段。所以我在许多地方都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音乐才能的民族，中国老百姓是有音乐才能的老百姓。”
    解放周末：您对传统戏曲的热爱从何而来？
    何占豪：我的奶奶是位越剧迷，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带着我搬一个凳子，到戏楼里看戏。从那时候起我就对中国的戏曲有了一种感情。
    后来我到音乐学院学习时，学校正好提出小提琴要民族化。我会拉小提琴，又是从越剧团来的，懂得民间音乐，就被选入了“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
    那时候，我们下乡给农民们演出。农民很热情，但我们拉贝多芬、巴赫他们根本听不懂。我们问，那你们要我们拉什么？回答是“越剧、沪剧”。后来我就从越剧里面获取了灵感，写了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雏形。
    解放周末：民间音乐给了您许多重要的创作灵感。
    何占豪：我们的民间音乐虽然是座宝藏，但我们的音乐技巧确实落后于西方，这一点我们要老老实实学习。
    西方音乐里有一些中国民乐里没有的音乐形式，比如大合唱、协奏曲、交响曲，这些先进的形式我们要用，但不是照搬。
    所谓民族化，就是用我们民族的音乐语言来表现我们民族的文化内容。这种民族化的代表作除了《梁祝》还有《黄河》，以及大家都知道的交响乐《红旗颂》。
    解放周末：现在的年轻人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远不及西方音乐，尽管近几年国内也兴起了“新国乐”热潮，但总的来说，年轻人对民乐的印象似乎还比较陈旧。
    何占豪：这就好比中医和西医，中医的针灸，很多外国人是很佩服的，但我们有些人就是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就是“传统落后”的代名词，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你看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不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吗。
    我们音乐界也是如此，要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必须走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道路。这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目标。我创作的每个曲子几乎都有两个版本，一是交响乐队协奏，二是民乐队协奏。在我们国内演出时用民乐版，到国外就用交响版本。我真心希望看到我们的年轻音乐家能够拿着中国乐器，让外国的乐队为我们的民族音乐伴奏。
    音乐多元化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作，现在有些音乐作品既不美，
    又讲不出真情
    解放周末：有很多人感叹，《梁祝》感动了全世界，但这五十几年来，为什么没有诞生能超越《梁祝》的佳作？
    何占豪：不久前我去参加了一个有关歌剧音乐创作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国家的歌剧产量在全世界还是靠前的。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很不客气地说，现在五六十岁左右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有《江姐》《白毛女》，但如果问二三十岁的人中国有什么歌剧？大多数人都说不上来。
    半个多世纪了，没有一部老百姓能口头传唱的歌剧，知名的交响乐也只有“老三篇”：《梁祝》《黄河》《红旗颂》。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为什么断档了？我认为首先是音乐语言的问题。我们在音乐语言的教学上不注重学习中国的音乐语言。
    音乐语言和民族语言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习惯。为什么现在许多中国音乐作品没有“中国味”？因为有些作曲家没有把外国的音乐技巧和中国的音乐语言进行有机的融合，而是一味地生搬硬套。
    解放周末：这种生搬硬套的音乐，听起来有些“不中不西”。
    何占豪：是的。对中国音乐语言不熟悉、对大量民歌不熟悉，也不重视不学习戏曲中的精华，是现在青年音乐家写不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中国的音乐语言是活在民间音乐里的、活在戏曲中的，这种音乐语言需要从小熏陶。很多人只知道音乐技巧要从小练习，不知道音乐语言也要从小熏陶，这是老师很难教出来的。
    有一些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作曲家写出来的曲子老百姓听不懂，但事实上他们又很有音乐才能，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去国外学习音乐技巧，但缺乏中国民间音乐的底子。这当然也不能怪他们，但如果回来之后也不重视“补课”，反而轻视戏曲，轻视民族音乐，那么他们可能到退休也写不出中国老百姓真正喜欢的音乐作品。
    解放周末：您认为老百姓是否真正喜欢，是衡量一部音乐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
    何占豪：当然，我认为对作曲家最大的奖励，不是什么金唱片奖，也不是什么别的什么奖，而是人民的夸奖。
    这就要讲到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没有第二部像《梁祝》这样成功的音乐作品诞生，因为有些作曲家作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喜欢，考虑的也不是如何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显示自我的技巧，甚至获得某种地位。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音乐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只有广大群众接受，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音乐绝对不是用来自我欣赏的。
    现在有一些听上去标新立异的作品，过分注重表现音乐技巧，甚至有些曲子连名字都让人摸不着头脑，结果是指挥不愿意指挥，听众不愿意听，也听不懂。
    解放周末：只讲技巧的音乐，未必能深入人心。
    何占豪：现在的一些年轻作曲家和我们这代人对音乐本质的认识，恐怕不太一样。我认为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的核心是情。
    所谓美，就是好听。评价一首乐曲好不好听，并不是以技巧如何复杂、如何现代作为标准的，不是越现代就越高级。
    也许有人会说，音乐表现的也不都是美，那如果碰到不美的人生呢？我认为人生不美也可以用美的感情来表达，这就叫凄美。阿炳的一生坎坷，但他的《二泉映月》表达出了一种凄美，《梁祝》里的楼台会也是一种凄美。音乐就是要美。
    音乐的核心是情，作曲家写作首先要有真情。音乐是表达感情的，而不是表达什么别的东西，即便写景，也是为情服务的，比如《黄河》里也有表现壮丽景色的，但这是用来抒发抗日决心的。
    可惜的是，现在有些音乐作品既不美，又讲不出真情。音乐创作多元化是对的，但多元化不能离开这些原则，不是随心所欲，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否则就失去音乐的意义了。
    （录音整理:实习生 陆瑶）
    人物小传
    何占豪
    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他与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蜚声乐坛，成为中国最家喻户晓的音乐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