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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小说在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占据重要地位，放在世界文学大观园来看，也极具民族特色。在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推动下，如何从理论与方法上创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升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与原创性，成为学界着力探索的课题。就“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相关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桂奎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 记者：小说这门文学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您的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伴随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古典小说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古典小说的不断拓展体现在哪些方面？从世界文学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性特点和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虽然大器晚成，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其滥觞问题，古人多采取源流观念和祖述观念加以喻说，或沿承汉人将稗官或方士之作当作本源；或沿承唐人把早期“史乘”之作视为源头；或把倡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列子、庄子及其“子书”喻说为小说之祖。今人则采取现代起源学、进化论、发生学、谱系学等观念加以阐释，将滥觞锁定在先秦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史传故事和子部寓言故事，或强调几者有其一，或以“多源”“多祖”调和之。由于“小说”本身的内涵古今不一、小说史长河烟波浩渺，再加阐释观念各有其局限等原因，故而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力图寻求固定的源头是徒劳的，不妨凭着某种参照系来确定。先秦两汉的子书、史书只能算是小说“多源共生”的胎孕，至汉代《艺文志》才将“杂体互通”的十五家小说从子书、史书中剥离出来，可以视为小说真正的滥觞。需要强调的是，对待小说滥觞时间问题的回答，并非是越早越好，要尊重小说自身的文类独立的实际和生成规律。 说到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这有一个顺其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相对较为漫长。从早期与庄子等子书杂交而从史传脱胎而为“杂史”“杂传”形态，到汉魏六朝志怪、志人体，再到唐宋及其以后的传奇体，再到宋元以后的话本体、章回体，一路下来，不断拓展成熟。总体上看，大势是后出转精，后来者居上。清代《聊斋志异》无疑是文言小说的峰巅，《红楼梦》也不愧为白话小说的至高点。当然，期间也不乏因观念倒退而出现创作水平的局部回旋。从整体创作成就看，明代最为显著辉煌，不仅有章回体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横空而隆重问世，还有话本体的“三言”“两拍”等“世情书”纷然沓至，即使传奇体的“剪灯二话”也令人刮目相看。这种辉煌局面令人眼花缭乱，颇壮观也！ 如果放在世界文学视野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也足可令我们深感自信和自豪。过去有些学者在崇洋媚外的心境下，常常拿人之长比自己之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自我矮化，是非常不当的。我可以信心百倍地说，仅凭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创意水平和“以奇趣为美”，中国古代小说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若论中国小说的特色与魅力，除了在叙事方面可以与西方小说媲美，引人瞩目的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特别长于写人，而其写人手段和效果又不同于西方写实，而是注重通过白描、皴染等笔法，追魂摄魄地把人物写活，从而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加古代小说又特别讲究谐趣，并常常于“游戏中暗传密谛”，给广大读者以人生哲理的感悟与人生角色扮演的参照。真可谓魅力四射！ 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发掘与整理 记者：在我国古代，小说往往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不受重视。近代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一批学术大家开启了对小说研究的新历程。您如何看待老一辈学者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上的奠基之功？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比较突出的成果，让您印象深刻？ 李桂奎：中国小说一开始就被视为“小道”，难于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是被正统文人轻看，备受压制；但另一方面又被广大民众喜闻乐见，故而得以生生不息。从研究角度看，无论是明代胡应麟的卓见，还是清代金圣叹的非凡造诣，都难以在古代学术中独挡一面，故而长期处于引不起重视的低音区。真正打开研究局面，是近代以来的事，主要得力于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先生的筚路蓝缕。鲁迅在感叹“中国小说自来无史”之余，以其讲义为基础，推出《中国小说史略》，尽管所持“进化论”观念有时代局限，但其对小说发展历程的梳理、整合以及对小说门类和经典名著的评判之功不可淹没，至今有些史家仍然言必称引这部小说史著言简意赅的语录。胡适作为现代学术的领路人，先后推出《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三侠五义考证》《醒世姻缘传考证》等数十篇研究专文，将传统考证之法与西方实验主义、现代小说理论等学术方法有机结合，开创了小说考证研究的一代风气。继承发扬鲁迅、胡适的小说研究事业，郑振铎的主要贡献在于版本的梳理方面，除了《中国小说提要》《明清二代的平话集》等著作问世，他还最早亲赴欧洲访书，并根据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访书所得写成《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论文。同时，他还把小说纳入“俗文学”研究，尽管现在看来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种借势对掀起小说研究热潮，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老一辈学者在开疆拓土、高屋建瓴的创见以及严谨扎实的治学等方面为后人做出了表率，成为至今人们从事小说研究的光辉起点。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千军万马，纵横驰骋，分别在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又取得了不少新的创获，在这里难以一五一十地道来，只能略举一二。关于史料收集与整理，主要还是国内搜书与国外访书齐努力。其中，老一辈学者中，当数我的导师黄霖先生，费几十年之功编成《历代小说话》十五册，收辑了从晚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间的小说话378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年轻一代学者中，潘建国在国内外搜求上用心尤专，他几年前推出的《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不仅首次披露了明代中篇传奇《巫山奇遇》、清代小说《说夏中兴传》《谂痴符》等稀见作品、孙楷第《中国小说史》等珍贵史料，而且还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凌濛初、杜纲、魏秀仁等小说家的生平交游、著述本事及马廉、周越然等人小说藏书的聚佚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总体看，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史料发掘与整理再也没有如鲁迅、王古鲁、孙楷第、郑振铎那一代学者付出的心力与功力、也没有再出现像朱一玄、侯忠义、冯其庸、李剑国、刘世德、程毅中这一辈学者的气力与活力。相对于诗文、戏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而言，小说史料的新发现、搜集整理也显得较为薄弱，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明显不够，获得的国家重大课题资助相对较少，因而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当然，也有些相关研究或正蓄势待发，或已投入实施，如山东大学邹宗良在致力于“聊斋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并通过“聊斋学”的构建，带动“聊斋”相关文本、文献研究；辽宁大学胡胜领衔的“《西游记》跨文本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也在紧锣密鼓进展中，并推出了《西游记戏曲集》这一阶段性成果。更值得重视的是，许多年老的学者仍在笔耕不辍，如萧相恺先生在领衔编撰《中国古代小说序跋大全》，黄霖先生也在带队编撰《历代小说论著集成》，值得景仰，值得期待。 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上世纪以来从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余波不断，西方新的理论引领与跨界研究仍然富有影响。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殖民主义和反文化殖民主义、性别诗学等等理论方法还在被不少古代小说研究者运用着。最引人瞩目的是，在号称“显学”的西方“叙事学”影响下，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依然在走高、走热，而且在转入本土化。董乃斌的“叙事传统”、赵炎秋的“叙事思想”等课题研究对小说叙事问题多有涉足和建树。我本人也曾致力于“小说叙事时间”研究，除了关注季节、节日等叙事时间，还结合《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文本提出了“时间夜化”问题。在黄霖先生统筹与指导下，这一研究与韩晓的“小说空间研究”、邓百意的“小说节奏研究”，曾合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出版。关于古代小说叙事方面的研究，刘勇强曾发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对其有所总结和反思，可以参考。另外，江守义的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也开始产生反响。同时，“互文性”等理论方法在小说研究上也在发挥较大威力，并成为另一个热点。当然，这也是我近年的一个兴趣点，最近拟结集出版《中国古代小说互文与通变研究》一书。年轻学者王凌也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写出了一系列针对《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文本创构的论文。当然，空间转向以及视觉文化对这个时期的古代小说研究的撬动力度似乎也不小。 若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成果，那也不在少数。首当其冲是我的恩师黄霖先生的各种研究成果，除了他慷慨赠送的《历代小说话汇编》，还有他关于《金瓶梅》版本的一系列考察以及关于小说评点的论文，加之拥有耳提面命之便，让我受益良多。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陈文新的《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等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辈学者及好友的各种小说论著，都每每给我很多启发，其嘉惠难以估量，在此就不能一一尽言了。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记者：近年，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不同的切入视角，使得这一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增长点。比如，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文体发展问题，有学者以“叙事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切入到古典小说研究中，有学者关注到中国古典小说“术语考释”和“谱系建构”，请您谈一谈近年来涌现的新的视角、理论、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与未来的拓展空间，及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背景下所体现的主体性、原创性？ 李桂奎：除了数字文本处理、古籍数字化、文献复制技术、图文设计与制作、古籍信息系统开发、编辑出版实务与技能，新技术对查找出处，统计频率以及文本比对等方面也大大地提供了方便。从事古代小说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研究特别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小说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其中，周文业的小说数字化工作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实惠。然而，数据库无论如何发达，只能提供便利，不能代替学理的研究和思辨，正像可以通过计算机编程制作一些读物，但永远不能代替横溢着才思和洋溢着灵性的人工创作。 在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的新时代，古代小说研究比任何时候可能都更需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只是现在讲的理论创新，不再像以前那样崇洋媚外地向外看，而是注重立足本土，重视自主性创造。您提到的几个切入视角，小说文体问题、叙事文化问题、术语考释与理论谱系建构问题，都是令人看好的新增长点。 小说文体问题以往被当作形式问题看待，在重内容轻形式的年代自然得不到重视，但是，没有对这一文体的功能、意义有充分的认知，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小说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每一个研究小说的人，首先都要面对“小说”之名实及其类型问题。近年，在文体学研究的热潮下，加之“文类”观念的引入，“小说文体”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谭帆领衔的团队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运用文体学、叙事学、文献学以及跨文化比较等理论方法，对中国小说文体进行了跨时空的多维度研究，陆续推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理论与方法》等阶段性成果，受到不少好评。 从叙事文化视角切入古代小说研究，这些年也很热闹。宁稼雨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命题，主要开展了两项彼此相关联的工作：其一是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其二是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他所谓的“叙事文化学”，首先立足于民间故事，通过大量民间故事演变的搜集与梳理，突出了“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性”。《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等系列论文，强调“叙事文化”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致力于用“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文论体系，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最后重点交流一下“术语考释”与“谱系构建”研究路数及其美好的学术预期。我们知道，在学术研究、学科及学术谱系构建中，术语特别处于特别关键的地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国内冯天瑜也曾指出，术语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是组成一门特定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纽结。为了深化小说理论研究，也为了中国本土新理论谱系的构建，我组织团队在以往陈洪等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的梳理、黄霖等先生关于小说理论文献整理编撰的基础上，借鉴谭帆等先生关于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的经验，于2020年度成功申报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这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其基本研究路数和初衷是继承发扬古代释文解义、朴学考证以及理论阐释等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借鉴西方文论中的“关键词研究”与“互文性研究”等理论，通过中国小说理论谱系的重建，扩大中国文论的全球影响力。该课题拟对见于序跋、评点、杂论中的各种小说理论“术语”进行“考镜源流”“阐释意蕴”，拟从以“劝惩”为主体的功能理论术语、以“虚实”为话题的叙事理论术语、以“形神”为主导的写人理论术语、以“妙趣”为主旨的审美理论术语等不同层面的术语考释展开；然后在此扎实而系统的考释基础上，通过纵横深入地探论，重构以“意”为主、以“趣”为魂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谱系。众所公认，学术研究贵在守正出新，古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研究更应该以此为目标。这里所谓的“考”自然偏重于务求“守正”，而“释”偏重于追求“出新”。 展望未来，中国小说及理论研究应该继续在“文献”“文本”“文论”“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播撒、全面开花。进一步端正学术态度，以自主性、原创性为根本目标，圆转地处理好“中西”“古今”“内外”等关系，尤其是在叙事、写人等本体研究上善于通过话语转换和谱系构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