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自古有之，中国曾经有过非常繁盛的古代城市。较早对于古代城市的文学叙述可以上溯到两千前班固《两都赋》，班固在汉大赋宫室游猎之外，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公元二世纪张衡《二京赋》已经集中笔力铺写长安和洛阳东西南北宫室、动植物、民情风俗，同时也有对商贾、游侠、骑士、辩论之士、角抵百戏、杂技幻术等的生动摹写。中国古代城市具有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这三种特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成为古代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古代文学中对于城市的发现和叙事大多集中于都市、商贸、勾栏、瓦肆的文学想象，明清话本小说已经呈现出对市民文化兴起和物质消费主义的摹写。但是一如传统与现代的对应关系一样，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依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来说，现代城市无疑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产物。同时中国现代城市本身带有鲜明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印记，所谓的现代城市也具备了相当复杂的中国式现代性特征——新旧杂糅与面目难辨。现代城市是和现代人相对应的概念，中国现代城市作为一种现代审美象征符号已然和中国古代城市绝然不同，同时中国现代城市生存也不能等同于狄更斯、乔伊斯、卡夫卡、卡佛、库切、门罗所生活的西方现代城市。中国当下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变异都存在着文化观念、代际分野和地域不平衡等多元特征。
    一、悲情——以乡土文化心理和价值诉求叙述现代城市生存
    古代城市中的人和广大乡土社会中的人同属一个稳定的乡土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同构的政治、道德、伦理、情感和审美取向。古代城市更类似于一个人生的驿站，功名利禄和衣锦还乡是传统社会相辅相成的人生主题，对于大多数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告老还乡依然是最为安稳的人生结局和生命方式。在这种同质的文化模式中，城市更多上演皇权的更迭，文官制度与皇权的博弈，当然也有着士人商贾情爱悲欢的点缀，古代城市无疑是乡土价值观念的延伸和扩展。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商品意识和物质消费主义日渐在大城市成为主流价值取向，同时中国乡土社会的心理和价值诉求依然存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中国乡土社会价值观念和熟人社会交往经验。拥有这种经验的群体刚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往往惊诧于现代城市这种异质文化赤裸裸的功利、冷漠、自私与无情。城市当然具备上述种种特质，同时现代城市相对宽松的个体自由、平等文明、价值多元的观念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当代文学叙事的乡土价值取向所遮蔽。
    1980年高晓声《陈奂生上城》无疑是最早也最为典型的以乡土心理模式叙述城市以及农村人对于城市物质主义的反应，高晓声呈现出了中国农民的复杂性，既有幽默诙谐又有直指灵魂幽暗处的戏谑嘲弄。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代文学面对城市的时候，依然保有着相当浓厚的乡土心理和价值诉求。2013年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部力图勾勒当下中国青年城市生活经验的作品，涂自强的感受很多青年人在进入城市的时候都经历过，但是文本中涂自强显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读书人。他进入城市之后，依然保留了乡村的淳朴和温良，但是这种保留是以拒绝了解城市为前提的。由此，在涂自强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基于道义和道德的成就感，而从来没有个体人心智的成长感，从而也无法体验城市精神和城市物质切实的愉悦和快感，当然也无法体验现代人面对物质主义隐蔽的罪恶感。其次，无论当下的教育制度如何，涂自强接触现代城市之后，没有多少主体的反思能力，无法通过启蒙形成“我是我自己”的现代认知，所以他的身体、情感和思想依然属于传统，具体就是属于乡土和父母。由此涂自强和娘共患难的生活折射了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隐喻，而这些是最能打动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元素，涂自强的个人遭遇引起的情感和道义共鸣就成为必然。涂自强眼中的城市只剩下永远无果的奋斗和充满屈辱的悲伤。即便这样，涂自强依然无法进入城市，甚至于直到生命终结也无法体验到一丝属于现代城市精神的感受。小说呈现出乡土文化遭遇现代城市的“悲情”，而涂自强强大的乡土文化价值取向则成为悲情的原因——涂自强人生奋斗的目标和古人是同质的：衣锦还乡和荣归故里，只不过他以更加卑微的形式表现出来。城市在某个层面无疑是冷漠无情和势利冷酷的，乡土文化心理和价值结构中所褒扬的忠厚、踏实、勤奋甚至仁义的品性和它遭遇之后，往往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性”，这是涂自强的悲伤具有普遍感染力所在。因此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尽管描写了一个大学生在现代城市的个人奋斗史，却依然无法和城市精神气质有着一丝联系，同时这种悲剧性依然无法解释无数个涂自强前赴后继地奔赴城市的动力和原因。由此可见，这类以乡土文化价值取向来外观当下城市经验的作品，提供了乡土文化式微中的悲情与哀伤，却无法提供真正的城市精神体验和情感表达，由此也阻隔了对于城市个体精神状态的呈现和探究。
    沈从文早期的一些描写城市的作品和《八骏图》显然也是属于这一类作品，但是沈从文一代知识分子显然感觉到自身对于城市的把握和界定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虽然身在其中，却对变动而复杂的城市经验缺乏精神上的勾连和情感上的认同，由此沈从文塑造他的“希腊小庙”，转入《边城》系列对于中国乡土文化和审美的正面叙述。鲁迅的作品很少自身经历和知识分子城市生存的叙写，他写孔乙己、阿Q、祥林嫂、吕纬甫一系列的人物，而唯独没有摹写和自己最为密切的大学场景和知识分子文化现场。对于鲁迅一代行走于现代和传统两端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人格和现代生活情境尚在形成之中，俯拾皆是的国民劣根性在城市和乡村滋生蔓延。他们自身血液中流淌的乡土文化心理在向现代转型，在抉心自食中依然彷徨于无地。可能因为无法对刚刚进入的城市提供属于深刻观察和洞见的文学，他们大多选择了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城市生存的流水账，而在文本层面叙述日益破败的乡土社会和日渐溃烂的乡土文化的负面品性。
    二、繁荣地活着及其背后——个体人现代世俗生存合法性的言说
    对于一个重群体轻个人的文化来说，1980年代文学乃至政治理想主义依然体现了“诗可以兴、观、群、怨”的传统。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伤痕、反思、寻根、改革文学所对应的人则是：我们是有伤痕的、反思的、寻找传统的、改革的一代人，“我们”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在情感和价值诉求上有着一代人宏大叙事的高韬和满足。毋庸置疑，作为现代个体的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说先锋小说最大的意义在于终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那么1990年代以来新写实主义对于城市平民生存的叙事则开始了对中国现代社会世俗生存合法性的言说。这是一种从宏大叙事转入个人化生存的描写，因为难以找到市民庸俗生存的价值诉求，新写实呈现出一地鸡毛式的零散与琐碎，文本的深度和意义被消平。政治压力消解之后，凡人灰色生存并无多少精神诉求，同时也缺乏乡土社会心理的道义支撑，“活着”是目的、过程也同时是意义本身。然而，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在社会物质日渐丰裕的同时，从买房买车、喝咖啡、K歌到各类娱乐活动的大众化和日常化，中国社会世俗生活日渐繁荣。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这种对于日常生存的鸡零狗碎的关注一步步逼近现代城市生存的核心——物质的、消费的、享乐主义的个人生存悄然兴起。中国人在经历了近现代无数次殖民、战乱、政治运动之后，终于以常态现代人的心态去考虑自己的日常生活，对于现代生存的温和态度成为一种价值共识。小林们已然从“灰色生活”中走出来，发现个体也能“繁荣地活着”。当然这种繁荣的世俗生存是以精英文化日渐萎缩、大众文化兴起和个体精神空间日益逼仄为代价的。
    70后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世俗生活合法性，完成新写实以来所没有完成的对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寻求现代城市生存新的意义和价值诉求。他们试图对现代生活日常经验进行文学的考量和审美体验，不管这种叙事现阶段达到什么深度和水准，这种有别于前代写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无疑让中国人开始真正思考现代科技和物质对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重塑与变形。无论是踟蹰于传统和现代两端，执守传统乡土的守望，还是无根的彷徨于无地，70后写作更多集中在世俗生存的精神价值估量和审美意蕴追求层面上。
    现代城市生活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尤其在一个道德主义盛行的社会传统中。《人生》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的行为在1980年代是可耻的，到了2000年，刘巧珍们也进城了，所以刘巧珍们再也无法获取道德和情感的优越感。同样在传统社会中，人的生活是要被赋予某种道义和情感支撑的，买田置地、诗礼传家无疑会光宗耀祖，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彰显家国天下，这些都指向超验的道德理想追求，而直言个体行为“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是可耻的。所以，个体直接追求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私车、私房、24小时热水的生活是不被承认的，也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然而，对于现代城市生活来说，现代人最基本生存权就体现在基本物质的满足，所有的现代城市精神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有发生的可能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明清话本的欲望书写转型为当下城市日常经验的表达是一个漫长的质变过程。
    小林们的灰色生活不再是70后一代叙事的中心，而丰富多彩的繁荣生活对嘉丽们更具有诱惑性。魏微在《化妆》中并没有写嘉丽们在贫穷生活中的挣扎，她更愿意写嘉丽都市生存中心智与情感的生长。在十年时间里，嘉丽们经历了不停跳槽、换公司、开律师事务所，终于开着奥迪驰骋在通往乡间别墅的马路上。可是嘉丽不快乐！《化妆》非常有力地呈现了嘉丽化妆生活背后心智和情感的生长，这种城市理性催生下的心智与情感生长如野草般芜杂，又如小兽般蛮横。嘉丽的爱情似乎有些老套，一个年轻女孩情感上相信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爱情，理智上明白这种欲望纠缠中的幽暗，十年之后化妆见面也不过是要自欺欺人地证实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梦罢了。然而现实依然给出最为惊人的答案：情感从来都是用最锋利的刀刃刺向那颗尚有温度的心灵。由此张科长十年之后的撞门声无疑具有隐喻性质：城市生活中短暂的温情与付钱消费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唯有化妆之后的生存才具有抛却本心之后的丰富多彩与酣畅淋漓，带着面具的繁荣生活似乎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也是过程、结果和意义本身。魏微的过人之处在于文本的腔调是嘉丽的，从而赋予了嘉丽自省和反思的能力，由此“化妆”的寓意才会有着扩张的象征性：带着面具生存是现代人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我们更带着各色面具生活着，所以乡土的淳朴良善也伴随着乡愿野蛮，只不过因为心智没有开化，无从了解自己的面具罢了。从这一点上来讲，魏微无疑直指现代城市个体生存本质：面具下的生活带着群体生存的虚伪和荒诞，繁荣生活中包裹着个体日益惊醒的肉身和灵魂。张楚《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宗建明和老婆曹书娟也曾经过着小林们的生活，但作者同样对一地鸡毛的生活并无叙事热情。这篇小说着力于主人公宗建明戏剧人生的叙述，一个现代城市普通人所能够遇到的事情无疑他都遇上了：工作的烦恼、婚外情，离婚，向前妻索要赌资，讨女人欢心，和情人及情人女儿一起生活，离婚后想念儿子，最后为了给儿子买房子铤而走险……小说中各色人物轮番登场，一次次上演着平庸而雷同的表演：官场、商场加上婚外情，但是张楚的重心在于一个城市平庸个体在这些繁荣生活背后的挣扎与痛楚，宗建明时常很混账但是无疑保留一颗有温度的敏感的心，由此小说中打开的是现代城市个体的内心独白和精神痛楚的呻吟。这是一个试图甩掉面具的现代个体，所以在别人眼中他是不堪的——无能的丈夫、不负责任的父亲、赌徒、花心男人甚至于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作者在戏剧性冲突中呈现出的宗建明却是当下生活中众多城市男性的集结号，现代城市中的男性都会在宗建明折射的棱面中发现自己的一丝影子，同时又很释然地告诉自己：我比宗建明强多了，我至少还不至于……张楚的才华在于对城市男性日常幽暗生存的精雕细刻，給一个平庸冷漠的烂胚子拍了一个非常棒的特写。生活一塌糊涂的男人宗建明在日渐溃烂，但却因为保有一颗拒斥现代面具生活的心灵而赢得了我们的同情。
    从乡土田园牧歌情境和宏大叙事背景来看，现代城市生存无疑是灰色的，但是现代城市就是钢筋混凝土中物质主义的生存，以至于还能开出各色现代艺术之花。至于现代生存和艺术仅仅是灰色、冷漠、虚妄、孤独还是有着平等自由多元基调上的明亮、温情与爱，可能正是当下面对现代城市的作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下城市文学在表现现代世俗生活庸常与无奈的同时，日常精神向度的逼仄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对于70后写作来说，日常经验的碎片化、焦灼感、漂泊感和无根性让他们难以进入社会生活整体性经验模式的书写，对于政治、历史、文化的深度模式的把握力不从心，在表现生活的同时，感觉到自己无法把握正在发生变化的城市甚至于乡土。然而70后正是以这种对于日常经验的固守才完成了先锋文学没有完成的任务——从文学题材和精神气质上真正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告别，开始一种现代性的写作，寻找作为现代个人主体性的中国人。先锋文学形式上狂飙张扬，而个人主体性是空心的。70后面对城市经验的写作，关注中国人日常世俗经验，第一次直接描述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忽略的自我、个体和日常的关系。在消解日常生活与道统、政治甚至于理想主义之后，探讨现代日常经验的精神与价值诉求。中国现代城市也因此开始有了“个体人”的精神气息而非仅仅是皇权、政治、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的浮华气息。这种人不是市井豪门西门庆的酒色财气，也并非是贪腐堕落的各色官员、学者，更非周旋于权力与金钱之间的商人、公务员、企业白领、三陪女，而是日渐开启了现代心智的中国普通人，这类普通人的日常和经验已经可以内省和反思当下中国现代人生存本质。因此尽管精神上是逼仄的，但是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70后一代对于城市日常经验的书写无疑具有根本的变革意义。当然这一类具有内心自觉意识的写作，无疑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似乎是我自己，但又完全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遭到很大的质疑。没有任何怀疑的生存是值得警惕的，然而怀疑一切的生存依然是值得警惕的。
    与此同时，城市作为个人生存的场域，尤其在中国社会分层日益加剧的情境中，底层生活的新旧杂糅与艰难困苦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在这里，生活的磨难、生存的艰辛、精神的痛苦与无奈更为彰显，同时因为这里更多乡土伦理和心理结构的价值诉求，所以很难生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也无法提供和现代城市精神一致的审美与价值意义体系。小林们的灰色生活依然在现代城市轮番上演，可是平庸生存的正面叙述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言说的价值，所以小林们的庸常生活一方面被“摹写繁荣生活及其背后”的小说所替代，一方面又被更加有力的苦难叙事所替代。当下很大一批以城市为题材的写作都是这类对于社会底层甚至边缘人群的摹写，大量以城市为描写对象的文本，开始以城市底层苦难为叙述对象，城市中各类身份边缘的人物，诸如打工者、三陪女以及延伸到式微乡土的留守老人与儿童等等。这类文本以苦难化叙事来寻找道义、道德和情感的价值认同，但是叙事重心大多在于身体欲望的故事化，而没有精神与灵魂的内省与自觉意识。这类写作的量非常巨大，由此也导致了当下城市文学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欲望化、同质化、平面化和庸俗化的心灵模式和情感诉求。
    三、性话语及其维度——现代城市精神气质的光影捕捉与意象呈现
    斯宾格勒认为：“城市的新心灵采用一种新语言，他很快就和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广阔的乡村及其村落人类受了伤害；它不能在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狼狈，缄默无言。”城市语言表达的本质是城市心灵，而城市心灵如何看待婚姻爱情（即性话语）则显示出和乡土心灵全然不同的特征。除却现代城市表层的情境和意象，性话语是考察作家把握人性深度和意义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元素。
    在中国，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即使在谈恋爱或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时，也往往与谈论政治、道德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对性的谈论是与对政治或道德权力的利用（或依附或对抗）结合在一起的。个人情感被泛政治化和道德化。再经过理学藩篱的囚禁，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大大地内向化了。历代禁欲主义思想……将人的性征遮盖得严严实实。同时它又通过这种压抑将人的放纵的欲望在想象里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从《诗经》后妃之德开始，屈原香草美人喻君子政治理想，即便《三言》很多章节秽语甚多，也总是以“喻世、警世、醒世”为旨要。五四文学借“性的苦闷”来反抗封建专制，左翼文学的中心即革命（政治）加恋爱，解放区文学《小二黑结婚》通过新式婚姻家庭观念表达明确的政治意义，杨沫《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林道静的婚恋观亦与政治革命纠缠不清，张贤亮《绿化树》中灵与肉的挣扎与政治更是密不可分，刘巧珍对高加林爱情中所体现的道德优越感……总而言之，中国文学叙事对待性话语的态度或者是借性话题（婚姻、恋爱、婚外情）抵达政治或道德层面的阐释，或者在性话语极度压抑的状态中，通过性话语想象进入过度的欲望宣泄，譬如《金瓶梅》的写作。
    中国社会现代城市兴起的过程中，欲望书写乃至欲望宣泄的小说依然存在，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充斥着大量诲淫诲盗的色情作品，这些依然是性话语极度压抑下的产物。同时作为传统纯文学作品，如何面对消解宏大叙事之后的性话语，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不易解决的问题。中国都市文学对漂泊的都市人的“性心理”的浓厚兴趣曾经一度创造过足以表现当时“城市心灵”的话语和形象，新感觉派运用蒙太奇和性心理分析对于都市性心理的大胆而新奇的尝试，丁玲早期《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大胆女性意识中对于两性关系的直陈与坦言。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欣赏民间各种各样的歌谣（包括猥亵的民歌），但是却很难欣赏这类性话语，它正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城市心灵的陌生，也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依旧保持着乡土中国的传统——他们对性的兴趣，他们的性话语，往往联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对于政治或道德的某种诉求的，离开了这一点，性话语似乎便会丧失它的意义。
    那么，现代社会普通人的性心理和性话语在当下该如何呈现？张爱玲如是解释她的“传奇”的目的：“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钱钟书在《围城》序里也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不幸婚姻中的曹七巧在极度压抑中变态，方鸿渐在无爱的婚姻中进退失据。这两个人物都彻底丧失了人的自由——自由选择和自由表达。在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里，性话语具有西方化特征，它不诉诸政治，而成为考察人性及其人性弱点的方式。
    近年甘肃作家弋舟中篇小说《等深》受到广泛关注，小说叙述了“我”帮助情人找到失踪儿子的故事，这是一篇结构和意蕴都颇耐寻味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成功在于出色地用故事演绎了当下几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婚外情、成年人失踪、少年暴力犯罪甚至于有着隐秘的政治隐喻，无疑是一篇出色的小说。这篇小说依然遵循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性话语体系，作者完全是男性视角，从人性角度开始叙述，以政治或道德隐喻结束。首先，小说一开始“我”即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占有道义上的天然优势，随着情人丈夫和孩子相继失踪的调查，我发现了情人的不忠，情人对于孩子疏忽的母爱，甚至在对于情人丈夫出走原因的回忆与推测中，情人丈夫周又坚反而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见容于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洁癖者，周又坚是个纯粹的高尚的人：“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地从沉默中拍案而起，对生活中的一切不义进行激烈的斥责，不宽恕，一个也不宽恕的周又坚”。周又坚面对生活中一系列的打击以癫痫或者失踪的名义遁逃似乎具有某种的合法性。但是他的儿子拿着利器复仇的“古风”和他的“不宽恕”成为某种合法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直接的后果就是对于人性自身复杂性的排斥，从而在一个简单粗暴的层面上处理复杂的人性问题，小说也直接将人性问题处理为道德（情人不忠）和政治（周又坚的精神洁癖）问题，这种对待两性问题的视点无疑暗合中国乡土社会历来的性与道德和政治之间的隐喻。其次，作为一个女人，情人在处理婚姻、家庭、孩子的伦理和情感被简单化，在小说中仅仅描述为情人自己的眼泪和孩子对母亲的怜惜，而情人一直苦苦支撑的现实生存反而充斥着谎言、欺骗和冷漠，甚至于在道德上需要一个赎回自己的机会。最后，小说中的我始终处于救赎者的位置，丝毫没有愧疚和内省的忏悔意识，一边和情人保持着“最可信赖的关系”，一边给情人孩子树立周又坚道义和理想父亲的形象。我的伪善和矫情被救赎者的同情心所遮蔽，我成为那个向下一代解释生活是什么的人，从而完成自己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清洁与救赎。“我”所提及的“我们那个时代的趣味”显然成为某种道德或情感的避难所，我因为对周又坚政治理想主义的捍卫抹平了我在人性层面需要救赎的罪恶。所以在小说中只看到廉价的同情没有诚挚的愧疚与悲悯。由此可见，在这样一篇出色的小说中，文本也仅仅止于人物行动的探讨，而没有进入人性深度的探究。戏剧元素很齐备，唯独没有人性层面的丰富性和内省意识。“偷情”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叙述对象，如何写出新意？在中国作家这里往往还是诉诸于政治或道德的隐喻，以此来增加寓意的深度，而无法在人性内涵上面对自己灵魂的真实。所以当下大多数城市题材小说依然无法提供细腻复杂的人性认知。我们在阅读索尔-贝娄、卡佛、库切和门罗的时候，受到最大冲击和震撼恰恰是日常经验中的丰富性和穿透力，细腻而真挚的生活感知，坦陈而理性的技术表达，时时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阅读效果。现代城市生存是一种“后苦难叙事”，当温饱解决之后，人的苦难当然更多精神层面，而更为多元的对于现代生存的理解、体悟和言说可能比以宏大政治、道德理念来解释生活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本质。
    自现代社会以来，尤其是现代大都市在中国的兴起，城市商品经济和物质消费文化构成了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随着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日益成熟，1980年代在中国大中城市出生的人已经将城市所提供的物质主义和日常享乐看成理所当然的存在，城市终于成为一代人天然的故乡，一如我们对于传统乡土的存在感觉一样。城市故乡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这个故乡不同于传统乡土贫穷苦难中的田园牧歌，也迥异于淳朴良善中的蒙昧落后。城市故乡天然地和传统社会的宗法礼教、人伦风俗以及情感价值诉求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这个现代故乡更多公交地铁穿行的噪音，阳光在摩天大厦缝隙中若隐若现，商场游乐场奔涌着巨型的人流；它可能隐匿在一缕缕咖啡的香气中，在面包房新出炉面包的热气里，是明亮午后快餐店草莓圣代冰淇淋的味道；它是午夜或凌晨地铁站等候的清冷，是超市中拿着方便面矿泉水和口香糖的便利，也无法阻挡面对橱窗中昂贵品牌服饰的购买冲动，甚至是试戴钻石戒指时那一抹珠光宝气的炫目。而村上春树小说中的都市景观更为经典，超市、汉堡包店、洗衣店、现代化小公寓，公寓中千篇一律的抽水马桶……温馨的叙述中，机械复制时代的林林总总，沾染了温柔的情感，让人有归家的感觉。漂泊无根的都市人，坐在麦当劳中吃一片汉堡，喝一杯红茶，那份安稳与满足，直逼在壁炉前喝咖啡、读小说的古典情调。食物千篇一律，无数个人却在喧闹中独自沉吟。都市景观在这里具有了古典时代城堡与庄园般的存在。谁能够把城市写得如此像安居故乡又具有如此古典的情调？村上春树小说成为现代城市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某种象征，他受到城市小资和青年人的追捧也绝非偶然。
    结语：后启蒙——转型的现代人格与中国经验表达
    中国城市尚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一线大城市自身孕育着和国际都市文化同质的现代精神气质，同时又存在相当多元的差异性，由此才会呈现出所谓城市文学写作的问题。一方面，但凡被称为作家的人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时也以城市作为叙事的对象，可是呈现出的文本却没有多少现代城市精神可言，即便是批判现实的作品，也无法达到狄更斯时代对于英国现实的摹写，这里所缺乏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对于现代国家和现代城市自身的观照与理解。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自己文化的历史与当下，该如何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城市、城市中的族群、个体的人与群体之间的现代伦理法则，是否具备现代人最为基本的人格认知和文化意识？当下的城市文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中国作家面对自身传统-现代转型的文化问题。
    由此，无法不提及狄更斯和他的小说，狄更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冷峻观察者，莎士比亚代表了伊丽莎白时代“英雄的英国的化身”，而狄更斯则是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英国的象征”。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评价颇为经典：“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信仰基督教，更因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有着这样的理解，他笔下城市平民主人公大多虽然贫贱却有着坚定而明确的信念，有理性有尊严地活着。人性中的善良、宽容和悲悯依然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穿透在工业革命林立的烟囱中，给英国现代个体成长提供一系列的精神滋养。当下中国社会依然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中，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走入到了一个信仰匮乏、知识爆炸、信息混乱，价值多层叠加的时空结点。我们享受科学理性带来物质便利和享乐快感，似乎什么都懂，可是我们对最基本的现代人格认知模糊。随着传统价值观崩溃，权威遭到质疑，宗教信仰坍塌，理性开始受到嘲弄，我们似乎已经祛魅，但是这种越过现代启蒙的祛魅和物质主义、欲望话语结合在一起，往往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扭曲关系无从发现或者视而不见。我们的心智并未真正被启蒙，却无可救药地进入了后启蒙时代。如何建构中国人的现代人格精神，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和照亮转型时期中国人精神的成长，如何成为后启蒙时代的启蒙者，城市文学写作该如何表达中国经验……中国城市文学写作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