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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存史观中的个人——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20-04-10 文艺报 余世存 参加讨论

    若干年后看,张远山先生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可能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件大事。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淹没的现象。陶渊明在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万物。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最近的两千年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子工程”。自2008年起,《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最近的成果,则是这部《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在当代社会流行成功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力,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是对我们汉语世界真正的安慰。
    《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的细节……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
    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万,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庙堂争权夺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都为作者捕捉到,并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竞争也多属于背景,作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中,庄子们保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大盗、乡愿合谋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跟当下的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然有别。戏说历史者求利,影射写作者求名,都不过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里,中国早期君主的重要讲稿《尚书》实在“诘屈聱牙”,记录历史的《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群经之首的《易经》,也是要么晦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占据知识界主流的学术,充斥市井的文艺,也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在先秦所抵达的成就足以证明,汉语自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是以中国人规模之巨,百年来千年来能称得上独立个体的人屈指可数。庄子说:“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这段话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大部分人抽离了现代化的真精神,即自由的、尊严的精神,即“真德”,而落入到各类现代说辞中去了。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观。市井文化多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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