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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开篇写到李氏望族的辉煌自李稽典许下“万担宏愿”始，从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中亦可感知周恺的“万担宏愿”。 似乎很少有新生代作家首部长篇即挑战如此宏阔的地方史书写，且有此笔力支撑起纷杂的多线架构。周恺是有“野心”的，希冀织就一张历史之网，囊括当时当地社会的各个层面。《苔》有对李劼人“大河三部曲”的师承，与《海上花列传》《孽海花》有相似之处，也可品出当代地域文化小说的味道，但其不同之处在更为浓重、更为凸显的历史感，以至在小说后半部分对历史背景的营造稍显刻意，而作家最终所要达成的是对乐山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史的书写。 在光绪九年至辛亥革命28年的时间跨度里，小说以福记丝行、李氏家族的逐步没落为中心，牵引出四川嘉定（乐山旧称）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沉浮。由李普福一线，可以窥见晚清四川当地农商业的运作流通，民营丝织企业在与洋买办的积极合作中求存，也在洋买办的资本压榨与西方工业的冲击中没落。从税相臣一线，小说叙写了清末学制变革及西学在中国的输入。从古文到今文，去国留学东洋，归国参与革命，税相臣所走的是清末救亡求变文人的普遍路径，与袁东山、廖汝平、许佩箬等组成了清末文人众相。此外，小说亦叙写了哥老会、地方团练层级和组织方式、民间手工业的行规与窘境、烟馆妓寨陈设运营……人物繁多，千头万绪，最终以走向一场革命而收束。 面对历史小说，如何使虚构与非虚构达成和谐是作者需要花极大心力去解决的问题。新历史主义提出，历史具有一定的文本性，历史需要借助文本为媒介而代代相传，其中是否带有记载者的主观性，是值得质疑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口中的“历史真实”其实是基于对现有材料甄别后的一种合理推测，而这种推测正为小说家以个体经验诠释历史提供了空间。《苔》被评论家认为足以与四川相关史学著作相媲美，当然离不开作家对史料的检索与把控，而如此赞赏也正因作家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话语探寻并重构历史，比之“甲午战争”“废除科举”“保路运动”等冷漠而疏离的官方文字，生活场景与生命体验的添入，促使读者与人物产生共情，反而达成了一种“临场感”。 历史现场感的促成源自作家的匠心。其一，小说中社会革命内核始终隐藏在民间视角背后。家族衰亡、袍哥传奇流露出一种话本式的笔调，所构建出的民间与江湖带有一种“野史”味，却也更贴近川地真实生活。文人、商贾、工匠等都被卷入革命的潮流中，诸多历史事件的起伏由与之相连的个体生命历程来转述、来表达。其二，方言、民歌的融入。小说中，形象而充满生气的蜀地方言丰盈了人物粗粝生猛的性格，在故事重要转折处，纤夫的号子与清倌的吟唱也颇具意味，还原蜀地生态的同时，使人与地方文化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更为立体，更能摒除现代语言对小说“地方性”“历史性”的削弱，使民间风情获得其主体性意义。 掀开宏大的主流历史书页，时间由被筛选、被突出的事件连构而成，附着其后被忽略的细枝末节与被隐匿的无数平凡生命也许只能在小说的虚构空间得以复现。这种对边缘、民间还原的背后，实则也是作家对历史背后人性法则的思索与诠释。《苔》中唯有一次描写“苔”：“铜河的水退了，亮出覆着苔藓的石头，这苔藓不是绿油油的，是土黄的，亮出泥滩，这泥滩已干裂，裂缝里，满是螺蛳壳和爬海壳。”幺姨太的生命也恰恰在第一卷的此处走到了尽头。由此开始，作者所铺展的一个个生命被各色事件裹挟随风而逝。众生如苔，在艰难阴暗的夹缝中也可执著求存，同样也脆弱地无法掌控、无声破碎，籍籍无名之辈甚至不会被历史所记忆。 究竟是什么推动历史行至今日？周恺说：“人生是久长的，似若江河……绝大多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回首过往，你只能望见一片朦胧，此中百般滋味，终究也只有历史在场者知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