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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生产论 如果说反映论主要是对意识现象中两个关键要素“物质”、“意识”之间重要性顺序的确认，那么在艺术生产论中，更为关键的则是从物质到意识的具体而复杂生成过程，换言之，反映论确认的是文艺生成机制的两个端点孰先孰后的问题，而生产论则转而考察这一机制本身。即艺术具体是如何被物质性地生成的。 从反映论的视野出发，必然看到文艺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价值。但是，意识形态批判却不能只是拘囿于精神意识领域，更要看到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艺术生产越来越呈现技术化、社会生产性特征的时候。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7]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角度考察与艺术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有关理论。艺术生产论是从生产维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框架中考察艺术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突出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特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考察艺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角度考察与艺术有关的问题的重要成果，提出了在作为“精神生产部门”的“精神生产实践”的艺术生产的有关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了艺术生产的主体，即，人，是自己观念和思想等的生产者。1857年，艺术生产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他提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18]。此后，艺术生产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呈现了更明确的解释和定义，有关艺术生产的几个核心问题被逐一指出，如艺术生产中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生产者的状况与艺术生产本身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真正的艺术生产的对立，艺术生产理论自此趋于成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比较关联作为考量艺术与美的方法。 马克思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一方面，精神生产是人类的生产活动部门之一，艺术生产受到普遍的生产的规律支配，另一方面，艺术生产与其他生产方式相比，又呈现了一定的特殊性，即它是一种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三个层面上解决艺术的问题：其一，艺术生产受物质生产这一基础的决定性影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结构中来讨论艺术生产的艺术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和消费以及背后的生产关系问题；其二，艺术作为特殊精神生产的独特性以及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其三，艺术生产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方式及其特点，马克思着重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的特点，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生产的敌对关系。 在马克思之前的理论家，特别是德国古典思想家和美学家，在探讨艺术问题时，往往是从两个路径入手：或者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把艺术机械地看成是事物、现实、生活、感性的简单摹拟、反射和复写；或者从主观、心灵和情感方面去理解，把艺术单纯地归结为自我的外化、情绪的释放、人性的表现等等。 因此“艺术生产”的提出是对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等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吸收与继承生发。康德突破了以往美学的局限，对具有先验性意味的人类的“共通感”和与社会性意味的“人类集体的理性”进行了调和与整顿；而黑格尔指出“艺术作品是人的活动的产品”[19]；费尔巴哈则认为艺术是表现感性事物的真理，强调感性世界的重要。马克思既排斥了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和神秘，又拒绝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美学的机械、直观的反映论思想。同时，他又批判继承了主、客观唯心主义美学中的能动论、实践论营养，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把艺术和审美当作一种特殊的生产实践来把握。正如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所强调的：马克思 把主要用于经济学的术语也用在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上，如生产（Produzieren,Produktion）等。他把诗人也叫做“生产者”，把艺术品叫做“产品”，虽然是一种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种类的“产品”。马克思通过使用这样的术语叫我们不要忘记把艺术放在其他社会关系的框子里来观察，特别是应该放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生产手段的框子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他才能独立地、抽象地研究艺术，才有余暇观察一下艺术领域自身。[20] 可以这样说，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革命性贡献。 继马克思之后，很多理论家沿着马克思开辟的艺术生产论的道路拓展了不同的理论空间。本雅明从实践性与物质生产的角度讨论现代文化的状况，本雅明认为艺术创作即使生产过程，艺术家是生产者，读者或观众是消费者，艺术创作是生产，对艺术的鉴赏和阅读即是消费，艺术创作技巧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相应地也就存在艺术生产关系。他指出从事文学的基础已经从“专业化的培训”变成了“综合技术的培训”，文学成了“公共财富”，[21]技术赋予复制品现实性，因此对以消费为目标的艺术生产现实有待被改造和革新。马歇雷认为艺术史以意识形态原料进行的多重加工与背反，导致了离心结构的出现，而离心结构所衍生的艺术生产品的空白和间隙处恰恰有助于批评家从科学、理性、客观的角度对艺术进行研究——科学批评同样是一种生产。法国的布迪厄提出的生产“场域”理论，注重艺术生产因素的综合性。朗西埃则在讨论艺术生产制度之外提出了“审美制度”，通过感性经验的分配突破现有生产制度的重围，达到人类的解放。 人类处在一个世界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消费主义持续火热的时代，“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22]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断呈现更加复杂的面貌，它所包含的问题包括艺术消费、生产机制、审美制度、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的权力政治关系等问题。特别是在当代科技革命，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不断彰显时，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效力得到持续强调与延展。从“艺术生产”理论出发，回到对当代中国的观照，无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关于文学和文化内容的反思、体制的修复和重建，还是世纪末的十年将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有机结合的不断尝试与探索，还是新世纪以来文化生产中意识形态与资本的紧密结合，都回归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之间关系的讨论，又与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 但是，也不可忽视当下对艺术生产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表现出的若干偏向：一是，艺术生产理论的丰富性一直有所阙如，特别是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其独特性没有在这一理论框架内得到充分展开，艺术生产与作为人类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一般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艺术生产中作为个体的人及其人的类本质等重要问题未能被充分关照；二是，对艺术生产中生产技术、艺术技巧的关注亦显得薄弱，理论关注的重心仍然偏重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批判方面，至于作为艺术生产力的生产技术、技巧在当代尤其是社会主义艺术生产中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少有涉及；三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和文化产业勃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产论的关注，越来越多地关注“艺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科技因素，对生产论应有的内在的人的主体创造性、生产的历史性因素关注不够，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和蓬勃发展趋势中，需要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再认识、再张扬，激发其解放潜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实践论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