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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语料库语言学与描写翻译研究的结合，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比较语料库实证研究的兴起，使透过翻译的书面语言接触的考察成为可能。本文通过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的历时复合考察，分析翻译文本中表示对等关系的连接词显化现象对于汉语原生文本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结合隐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看来，汉语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在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使用频次上呈现较为一致的变化，衔接上使用较少的连接词，但在某些历史时期，二者呈现偏离；2）不同时期汉语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在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使用上具有相关性，翻译文本中的显化特征会迁移至原生文本中；3）从长期来看，翻译中与源语对应成分逐渐增高，英语语言的透过性影响逐渐增强，语际的显化和隐化逐渐下降，表明对等关系连接词由“意译”向“直译”转变；此外，语际显化和隐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比率，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研究认为，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在一定历史时期会引起目标语语言显化程度发生变化，并探讨造成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因素。 关 键 词：显化；历时；语料库；翻译；语言接触 作者简介：庞双子，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标题注释：本研究获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于历时复合语料库的汉语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比较研究”（14YJC740070）资助，特此致谢！ 1.绪言 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 through translation，简称LCTT）是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语言接触既包括使用不同语言的说话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包括书面语之间的接触（Braunmuller&House 2009：1）。过去的语言接触研究集中在口语者之间的语言接触，而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接触现象，无论是在语言学领域还是翻译学领域，均未受到足够的关注（Malamatidou 2011：135）。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与描写翻译研究的结合，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比较语料库实证研究的兴起，使透过翻译的书面语言接触的考察成为可能（Blake 1992；Gottileb 1999；Baumgarten 2007）。翻译是实实在在的语言接触，经由翻译迁移的源语特征会引起目标语语言中某种组合的频率变化，或通过读者对翻译的模仿而转移到目标语之中（Bisiada 2013：22）。其中最典型的是翻译中的“显化”现象。显化，又称明晰化、外显化，这个概念最早由Vinay&Darbelnet（1958/1995）作为翻译技巧提出，Blum-Kulka（1986：292）将其解释为“译者解译原文的过程可能会使译语文本比源语文本冗长”，这是因为译语对衔接关系体现得更清楚。隐化是与显化相反的概念，即翻译中隐去了源语清晰的衔接关系。译学研究上，一般将“显化”和“隐化”作为带有共性的翻译特征。 翻译文本具备间性的性质，一方面受源语影响，另一方面会对目标语语言产生影响。Schleiermacher（1813/1973）认为“语言中的诸多美丽和力量，有些就是来自翻译”（转引自Bisiada 2013：20），说明了翻译对目标语言的影响。中外历史表明，翻译会对目标语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塑造。现在这一研究多局限在欧洲语言之间的比较。我国有学者关注源语透过性，但尚未注意译语对于目标语语言的透过性影响。翻译文本可视为目标语语言的一种变体，不能完全代表一种语言（McEnery&Xiao 2007：25）。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显化研究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现象所发挥的功能，进而系统观察汉语翻译文本以及原创文本近百年的成长历程及其相互作用。此外，关于翻译文本显化现象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共时层面，缺乏与源语及隐化结合的历时比较分析，研究结果难免偏颇。 据此，本文应用新研制的历时复合语料库，动态考察20世纪1930年前后、196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这三个时期的英汉翻译文本的显化特征，继而结合汉语原生文本来考察翻译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翻译文本作为目标语语言的模型语言，目标语语言就会呈现出与翻译语言相关的变化趋势，例如更加显化。本文将具有指标意义的“对等关系”连接词作为显化现象衡量指标，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翻译文本中对等关系显化特征是否受到源语透过性影响，语际显化和语际隐化分别呈现怎样的变化；2）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的发展变化在上述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否呈现相同的趋势；3）通过汉语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的历时比较，分析这两类文本的显化特征在各个时期是否具有相关性，并对其动因进行探讨。 本文所谓“显化”和“隐化”分语际和语内两个层面。语际相对于语内，指英汉跨语言层面，语内即一种语言（如汉语）内的原生语言和翻译语言。语内显化是指同一语言内部，翻译文本在整体语篇上呈现出的不同于目标语原生文本的显性特征。语内隐化是指翻译文本在整体语篇上呈现出的不同于目标语原生文本的隐性特征。语际显化重在跨语言层面的比较，指译者将源语各部分隐性的衔接关系在译语中明示，语际隐化则指译者将源语文本中各部分显性的语义衔接关系加以削减。 2.翻译与语言接触的研究 过去四十年间，语料库研究几乎改革了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Xiao&Wei 2014）。基于双语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利用语料库进行翻译与语言发展关系的考察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新兴课题（参阅House 2011；Kranich et al.2011；Malamatidou 2013）。 在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翻译与语言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翻译文本与非翻译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异同，以探求翻译在目标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庞双子、王克非2015：80）。翻译与语言发展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欧洲或中国的历史上都有一些传统。早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翻译者将希腊语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开始模仿希腊语言来丰富本族语（Montgametry 2000）；公元8-11世纪，拉丁语的宗教翻译逐渐对英语、德语等语言产生影响（Koller 1979/2004：61）。在整个19世纪及之前，翻译在语言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只作为随感或评点被提及。Weinreich（1953/1974前言viii）对语言接触的“干扰”（inteference）现象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将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研究重点由语言间的求“异”（divergence），转向趋“同”（convergence），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所引起的目标语言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以语言学研究为导向的语言接触现象被辅以社会和心理因素的考察。最具代表性的为Labov（1972：537），他认为语言的内部因素与外部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共同促成了语言接触和演变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期，语料库语言学与描写翻译研究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关英语对其他语言影响的著述涌现出来（Dayrell 2005；Probst 2009；Bennett 2010；Kranich et al.2012），多见于欧洲语言对之间的比较（Blake 1992；Baumgrten 2007），如英语对德语的影响，也有其他语言对之间的研究，如英语对波斯语的影响等。虽已产出阶段性研究成果，但仍较为零散。对1996-2016这二十年间的翻译与语言接触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考察，不难发现，语料库翻译研究已然成为该项研究的主要路径。Juliane House带领的德国汉堡大学团队尝试通过多语种产出的考察，将此类研究由共时引向历时（参阅Amouzadeh&House 2010；House 2011）。Kranich et al.（2011）在其《多语言语篇产出》文集中将LCTT作为一个新术语做了多方位的考察，首次对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将该项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Kranich et al.（2012）认为英语作为“通用语”在翻译到德语之后，“文化过滤”（culture filter）现象有所下降。Malamatidou（2013）考察了英语和希腊语的被动语态在翻译转换后的变化。Bisiada（2013）对英德语言对之间的形合、意合转向进行了比较研究。以上均是在科技和金融文本基础上对翻译现象的考察，未涉及更为重要的文学文本。 国内该领域较早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和政治的角度探讨“欧化”。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欧化的文献见于王力（1943/1985）、吕叔湘、朱德熙（1952），直至谢耀基（1990）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黎锦熙（1924/2007）也曾在1951年所撰再版序中提及汉语欧化现象，但多是在其语法方面对欧化现象本身进行汇总和探讨。将翻译对于汉语的作用进行较为客观的论述较早见于《近代翻译对于汉语的影响》（王克非2002）。胡开宝（2005）通过对英汉词典的考察，认为1911-1937年间的词典历史文本对现代汉语的欧化历程起了重要作用。郭鸿杰（2005）以报刊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句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还有Kubler（1985）、刁晏斌（2000）、贺阳（2008）、崔山佳（2013）等。近年来有年轻学者（朱一凡2011；赵秋荣2013）对其进行理论探源和量化统计，对一些词汇和句法现象做了有意义的比较。不过已有研究多停留在一些语言现象的甄选，或是对其文化背景进行描摹，集中在民国时期的短时分析，缺乏较有力的实证统计及长时①考察。因此，本文拟进一步深入英汉语言对之间的考察，将英语文本、汉语翻译文本和目标语（汉语）文本三者结合起来，考察翻译如何作用于现代汉语的发展。 3.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所构建语料库为历时复合语料库的平行和类比部分（见表1），以三个时期的英汉平行语料库并与同时期汉语原生文本构成的类比语料库为基础数据，考察翻译语言的历时特征。此外，辅以清末民初时期的语料库作为补正。本文选取20世纪三个时间段为考察点：1）1930年前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国，是现代汉语基本面貌逐渐形成期；2）1960年前后：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知识普及，为现代汉语白话文成熟期；3）1990年前后：中国改革开放，随之而至的是又一次文化和学术译介大潮，汉语白话文有新的变化。  1）语料组合和库容：英汉平行语料库收录了1927-1937、1955-1962、1987-1997三个时间段的英汉平行语料，共5，791，871字词，以适应对于词类和语法现象的提取。本文中语料库的收录主要以翻译文本（TC）的年代为参考，表1所列的年代为译语的出版年代。主要选取文学书面语言，文本类型参照FLOB语料库的文学部分，包括：宗教、自传和散文、神话和传说、一般小说、爱情小说、悬疑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幽默小说9种文本类型，并根据不同时代特征做适度调整。历时汉语原生文学语料库每个时期的收录与翻译文本的年代相对应，共3，161，391字。此外，清末语料20篇，共417，869字。 2）取样：文本取样基本按照20000字以内收入，超出20000字的文本，则按相同的比例进行节取，同一本书节取不超过三次，确保语料的均衡性，抽取字数根据所节选书籍总字数有所调整。 以上作家作品主要参考《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1987）、《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1986）等进行收录。其中翻译作品1930年前后共52篇，涉及出版社23家；1960年前后共33篇（部分分前中后节选），涉及出版社6家；1990年前后共66篇，涉及出版社8家；原生汉语中1930年前后收录275篇，1960年前后收录330篇，1990年前后收录120篇，共725篇。 3.1 语料库加工和标注的设计 本文所构建语料库的后期语料加工和赋码主要包括以下类型：对其进行元信息的标注，包括：年代、译者、性别、语言类型等；对文本进行清理和赋码。平行语料库进行句级对齐，存储成xml格式，之后进行手工校对。英文标注主要以宾夕法尼亚英文词性赋码（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reebank Tag-set）为参考。汉语词性标注主要以基于ICTCLAS分词原则的Yacsi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在语际显化和隐化等层面的考察中通过使用BFSU质性标注软件对显化和隐化的类型进行计算机和手工相互结合的半自动标注。研究主要对词项进行随机抽样，每个时期抽取各500个语言对进行标注和统计。其中，源语对等成分分为直接对应和副词或者介词对应等；源语非对等成分主要包括语际增添型显化、替代型显化、省略性隐化、替代型隐化四类。此外，对于文本中出现的特殊转换类型如释义（paraphrase）、标记性（marked）等也分别根据其具体出现频次进行了标注和统计。为了确保统计的有效性，研究对软件实现后的标注进行两次人工校核。 3.2 研究步骤和数据统计 本文所述显化概念主要与衔接层面相关。衔接是对隐性连贯关系的文本显化标记（Becher 2011：95）。本文选取连接词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连接词是翻译共性研究的焦点，且在译文显化中起重要作用。以往有关翻译与语言接触的研究多为对词汇或者语法结构的考察，缺乏对语言系统整体变化的探究。连接词位于语义与词汇语法之间，是显化现象的显著标记，由此有助于在语言接触的视角下系统观测两种语言在衔接形式上的历时变化。 本文主要研究步骤为：1）考察三个时期汉语翻译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转换方式的变化；2）对三个时期英语源语文本和汉语翻译文本中的对等关系连接词进行对应分析；3）考察类比语料库中是否出现与平行语料库一致的变化；4）通过对应分析的方法来观察汉语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每个时期使用对等关系连接词频次的不同。 文中连接性词语主要沿用Pander Matt&Sanders（2006：33）对连接词的界定：单独的词项或者固定的组合，用来表示小句、句子或者说者言语中的语篇关系。关于连接性转换的分类，英语主要参考Halliday&Hasan（1976）；汉语主要参考邢福义（1996：352-356）的划分，将连接性转换分为三类：对等关系、对比关系和因果关系，其中对等关系包括并列、连贯、递进、附加、选择、时间、逻辑；对立关系包括比较、对立、转折；因果关系包括因果、推断、条件、假设、目的，三类语义关系，共15子类。对于复句的分类主要根据分句之间的语法语义关系，其中又以语义关系为决定性因素。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表对等关系的连接词为研究对象，考察它在翻译文本中的使用，并与汉语原生文本中的使用做一历时变化的比较分析。 在统计方法上，本研究着重对文本进行数据挖掘和观测。“文本数据挖掘”（TDM）目的在于从大规模真实文本数据中发现新信息，找出文本数据集合的模型，探知其中隐含的趋势，从文本数据的噪声中分离出有用信号（冯志伟2016）。 1）相对频率：翻译文本中的变化比率不同于原生文本中的变化比率，为了对这二者进行历时横向的比较，本研究通过相对频率比值，见以下公式（Bisiada 2013：96），来对其进行历时复合语料库基础上的量化考察。其中，T表示翻译语料库的类型，i为某一词项，n表示绝对频率，N表示这个时期语料库的库容。T2表示后一个时期的翻译文本或原生文本，T1表示前一个时期的翻译文本或原生文本。相对频率可以使我们界定某个词项在后一个时期是否比前一个时期被较多地使用。  2）相关系数：翻译文本与英语源语文本的比较主要通过相关性（Pearson系数）检测来确定其相关程度的大小。0.8-1.0为极强相关，0.6-0.8为强相关，0.4-0.6为中等程度相关，0.2-0.4为弱相关，0.0-0.2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3）多维数据分析：本研究运用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的统计方法来测量这三个时期汉语翻译文本与汉语原生文本之间的距离，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对应分析（Delaere et al.2012）可以通过分析由定性变量构成的交互汇总表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揭示同一变量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 4.研究结果和讨论 本文两个拟验证的假设为：1）同一时期翻译文本中的连接词使用频次高于汉语原生文本，这缘于英语源语对汉语翻译文本的透过性效应；2）汉语原生文本中连接词使用频次的升高可能是因这类文本的作者受到翻译文本的影响，从而使原生文本的衔接关系随之显化。 4.1 平行语料库的考察 首先通过平行语料库的考察，分析翻译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变化情况。总体来看，译者在两种情况下会使用对等关系连接词，一为对等翻译，一为非对等翻译。在非对等翻译中分语际显化（添加和替代）和语际隐化（省略和替代）两种方式。本文所述对等关系主要包括并列、连贯、递进、附加、选择、时间、逻辑七个子类（英语源语39个词项，汉语译语46个词项）。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三面不同“翻译镜像”（translation image）（Dyvik 1998）。通过对这三个时期转换情况的考察，发现较具规则性的变化（如表2所示）。  数据统计结果表明：1）在这三个时期，对等关系连接词的隐化频率大于显化频率。其中，第一时期，隐化程度明显高于显化程度（0.45/0.37）；在第二和第三时期，显化频率和隐化频率较为接近（0.34/0.37，0.24/027）。2）在这三个时期，语际显化和语际隐化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分别从0.37降至0.24，0.45降至0.27。3）译文中与源语对应的成分②在这三个时期频率逐渐增高（从0.63至0.76），非对应成分逐渐下降（从0.37至0.24）。这表明源语中的对应成分对于翻译文本的源语透过性效应逐渐增强。 从以上历时考察来看，三个时期语际显化在历时发展中并非一成不变。1930年前后，翻译文本中的增添或者删减现象较多，表明译本的自由度较高，即“意译”较多，同时，源语透过性由于文本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受到一定限制，译本中呈现出用词多样性的特点。进一步观察，这种语际显化部分是源于重述，偏向源语形式的表达，以及译者的有意引介等；1960年前后，增添型的语际显化增多，译本较之前一时期的模仿有所减弱；1990年前后，译本中与源语的对应成分增多，所使用的连接词趋向规范化和整齐化，“直译”增加。 然而，翻译文本中连接词使用的变化还有可能是缘于英语源语文本本身对等关系连接词使用频次的变化所致，如此一来，英语源语的透过性便可能是保持恒定不变，甚至是减弱。这也是在以往的考察中常被忽略的环节。为了考察这种现象是否存在，本文通过对应分析的统计方式对翻译文本和源语文本在这三个时期的距离和偏好进行了比较分析。如图1和图2所示，就英语源语而言，这三类文本较为接近原点，且第一个时期偏向使用时间、逻辑等关系的连接词语，第二个时期偏向使用选择、附加、递进、并列关系连接词语，第三个时期较为偏向使用连贯关系的连接词语；翻译文本第一个时期偏向使用连贯、递进、并列、选择、逻辑；第二个时期为时间、连贯、并列，第三个时期则更偏向于附加关系的连接词。  除第一时期的逻辑关系、第二个时期的并列关系出现重合外，翻译文本中呈现出与英语源语文本并不相同的使用偏好。根据图1和图2中各个时期文本之间的距离判断，就翻译文本而言，第一个时期的翻译文本与后两个时期的翻译文本呈现出较大的区别，而英语源语三类文本都较为接近原点，不具备较为显著的差异。这表明翻译文本中的频次变化并非完全源于英语源语自身频次变化，也表明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文本的语言使用中具有一定作用。 4.2 类比语料库的统计 由上述讨论可见，整体来看，翻译文本在这三个时期所受英语源语的透过性影响逐渐增强。以下考察类比语料库中原生文本是否与翻译文本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两类文本是否具备相关性，翻译文本中的显化特征是否转移到原生文本中。下页表4数据为汉语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表示对等关系的七个子类的汇总。通过对等关系的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的历时分析，在这三个时期，翻译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使用频次均高于原生文本，其相对显化频率③分别为1.17、1.47、1.2，即第二个时期的语内显化程度最高，其次为1990前后和1930前后。 首先，翻译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的频次并未出现连续性的升高，从总体上看呈下降趋势，从1930年前后的0.0069降至1990年前后的0.0067。原生文本中，1900年前后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使用频率为0.0042，即10000个汉字中会出现42个该类连接词；1930前后汉语原生文本对等连接词的频次升至59，但在1960前后出现下降，为51；1990前后再次回升至56。翻译文本中的相对频率变化在第二个时期较为显著，1960年前后的翻译文本中出现对等关系的连接词显著增多，即10000个汉字中出现75个对等关系的连接词；之后在1990前后降至67个。对这三个时期做历时比较，第一个时期，即1930年前后，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中的对等关系连接词频次使用发生突变；1960前后的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出现“两极化”，即翻译文本过多地使用连接词，而同一时期的原生文本却减少了连接词的使用；1990年前后二者差异再次缩减。  为进一步发现这两类文本在这三个时期是否具备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的检测，两类文本在这三个时期p值均小于0.05，具备显著相关，且相关度有所差异。以上统计表明，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在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使用上均具备相关性，其相关程度在第一个时期最高（0.88），第二个时期最低（0.81），第三个时期位于两者之间（0.83），其排序为TC1&CC1＞TC3&CC3＞TC&CC2，表明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在这三个时期呈现出聚合-偏离-聚合的趋势。以上统计虽可观测三个时期文本间的关系，却无法更好地观察这几类文本彼此间的变化和联系，为了对各个时期文本的历时发展规律进行验证和分析，我们通过对应分析的方法来测量不同文本彼此间的距离。  据图3，1）纵坐标轴即第一个维度将这七类文本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即除第一个时期的原生文本（CC1）外，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仍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第一个时期的汉语原生文本（CC1）与三个时期的翻译文本位于同侧，表明具有较为相似的特征。且第一个时期的汉语原生文本（CC1）与翻译文本（TC1）位于同一象限，具同质性；第二个时期二者的距离加大（TC2&CC2）；第三个时期二者距离有所缩近（TC3&CC3）；2）横坐标轴即第二个维度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可观察到第二个时期的翻译文本（TC2）与第三个时期的原生文本（CC3）更为接近。同样，第三个时期的翻译文本（TC3）与第二个时期的原生文本（CC2）较为接近；3）1900年左右的参照文本单独位于右上象限，与后几个时期呈显著性差别，表明翻译汉语与原创汉语在此后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此外，通过对这几个时期文本对等关系连接词类型的使用偏好观察，翻译文本对于对等关系连接词类型的偏好依次为连贯、递进、选择、并列和逻辑；原生文本则更偏好使用递进、连贯、附加和时间。其中，时间关系连接词也为汉语原生文本在这三个时期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一类。Matras（2009：194）认为连接成分（connectors）位于可借用成分的最高级，并且位于第一层级的为转折连接成分，其次为时间承接成分，再后为因果关系。据此，本文推测翻译文本信息显性化的内在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推动汉语原生文本在衔接形式上的变化。 结合汉语文本三个时期的绝对频率变化，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文学语体中，对等关系连接词的使用，如果以1900年为起点，1990年为终点，汉语文本呈现出从意合到形合的趋势，与科技类文本的变化结论相符（参阅陈瑞清2004）。但如果以1930年为起点，文学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对于连接词的使用则整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语篇衔接的形式化程度下降。连接词的添加是典型的书面语语言特征，可以拉近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由于语境的缺失而造成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Enlich 1984），而口语化的语篇常依赖于语境和语义韵的线索来进行推测（Becher 2009：16）。据此，对等语义关系连接词频次减少，表明这种书面语语言特征的减弱，口语化倾向增强。Leech et al.（2009）通过考察1961-1990年间英语语言语法的变化，认为英语发展呈口语化倾向，并且通过不同文本类型的比较进行了较有力度的阐释。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在文学语体中，这两类文本中的对等关系连接词从长期来看较少的使用，符合Leech等所述英语文本中衔接性逐渐降低的趋势，表明书面语言呈现较为口语化的发展趋势。 在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中，就文学文本而言，经济性在语言发展系统内部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翻译品演成的欧化的白话文，只要不违反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经过一个相当时期，自然要与群众的口语合流的”（黎锦熙1924/2007：18）。沈家煊（2017：42）亦提到：不用连词、少用连词，连接的意思靠现场推导，尽管有语法学家指责这样的说法含糊不清，这仍然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表达方式。本文数据支持以上观点，并证实了语义透明度与符号简单化会共同作用于语言的发展（Langacker 1977），即“严密化”和“经济性”共同作用，使其频率发生改变，构成了现代汉语从翻译语言中采集、吸收和消化有度的多重特点。 其次，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二者之间的互动具备时间上的滞后性。通过前一时期的翻译文本与后一时期的原生文本比较，翻译文本的影响不会即时发生，原生文本往往受到前一时期的翻译文本的影响。Becher（2009）认为翻译文本对原生文本的作用具备滞后性。但不同于以上，通过英汉语言对的考察，本文认为1930年前后原生文本中某些词语使用频次的显著升高有可能是受到1920年前后翻译文本的影响，翻译文本较具先导性。而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二者之间的互动在此也有所体现，即前一时期因在原生文本中的大量使用，其所产生的作用，往往会在下一个时期得到体现。而下一个时期的原生文本也往往与上一个时期的翻译文本更为接近。 此外，从语言接触引起的语法复制规律来看，频率的升高是使用模式语法复制的驱动力（Heine&Kuteva 2005）。本文通过相关数据统计表明，某些语言项低频的使用模式会因语言接触而被激活，从而逐渐融入汉语自身的语言系统。语言项从模型语言（M）复制到复制语言（R）受到语内和语外两种因素的制约。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的聚合程度与语言受到外力而使其自身发生的变化相关，但同样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制约。研究推测源语优先性、语言接触强度、译者因素以及文本标准化程度均对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产生作用。翻译与创作二者之间的疏离与默契始终参与其中。在间接语言接触较高的时期，如1930年前后，译者充当文学的建造者，翻译文本中汲取英语源语中的衔接形式，并由原创作者迁移至目标语语言，使汉语原生文本中的连接词使用频率增高；在间接语言接触较低的时期，如1960年前后，许多欧美作品被奉为“静态经典”，翻译与创作较为疏离，汉语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在连接词的语言形式上相差较远。1990年前后，翻译与创作之间呈现了类似于二三十年代的互动局面，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有逐渐聚合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汉语自身发展规律和力量始终参与其中。翻译与创作的互动性在此也有较确凿的体现。 本文通过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相结合的历时复合考察模式对对等关系连接词的显化现象进行了历时考察。研究发现，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在一定历史时期将翻译自身的显化特征迁移到了目标语语言之中，引起目标语语言的显化程度发生变化。从长期来看，翻译文本中与英语源语对等的成分逐渐增高，表明英语源语在翻译文本中的透过性逐渐增强；语际显化和语际隐化在这三个时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翻译文本对于该类连接词从“意译”向“直译”的转变。此外，语际显化并非总是大于语际隐化，在某些时期，二者频次接近，因此，将显化作为翻译研究的共性这种说法有局限性。 在二十世纪三个时期中，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中表示对等关系的连接词总体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在第二个时期，翻译文本与原生文本呈现出偏离现象。通过汉语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相关系数统计和对应分析，研究发现这两类文本在这三个时期都具有相关性，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这二者的相关程度为聚合-偏离-聚合的趋势。对等关系连接词从1930年后直至1990年左右越来越少的使用表明语篇衔接形式化程度的下降，呈现出口语化倾向。 翻译文本中的显化现象在某些历史时期在语言接触强度的作用下，会迁移到原生文本，使其显化程度发生变化。研究支持语义透明度与符号简单化的内在规律。此外，各个时期英汉语言接触的程度会对其产生影响。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包括语言接触强度和时间、源语优先性、译者因素、文本标准化程度以及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 本文通过汉语翻译文本和原生文本中对等关系连接词的历时变化考察翻译带来的语言接触问题，但这还需结合其他类型的连接词，如对比关系和因果关系等连接词作全面分析，同时结合历时动因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①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并非我们所见的短时期里某些结构的升高或者降低，抑或保持不变。只有通过较长时间跨度的考察，才能对这种由于语言接触所构成的变化进行更具生命力的探索，有时是一百年，有时是一千年（Heine&Kuteva 2005：5）。 ②这里的对应是指翻译文本中表示对等关系的连接词在英语源语中由于对等翻译而来，为了避免与对等关系的连接词中的对等混淆，本文将其称为“对应”，并且不同于“对应分析”中的对应。 ③相对显化频率在这里是指翻译文本相对于原生文本的比率。 原文参考文献： [1]Amouzade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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