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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的《青春之歌》自初版至今六十余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虽然小说曾多次受到批判，并出版修订本，但作为“红色经典”影响巨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忽略的重要作品。《青春之歌》要讲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这无疑具有一个特定的历史前提与时代语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前提与时代语境下，小说实现了对人物、情感、社会潮流与现实生活的文学化重塑与呈现。然而文学叙述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让一个文本在其创作中便产生了某种属于文学的弹性，它在映射出文学自身讲述方式的同时，也映射着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主人公林道静的革命历程同时也是一个个体于时代潮流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小说开头便是北平开往北戴河的列车上守着琵琶、月琴、竹笙等“幽雅的玩艺儿”的女学生独自远行。对于林道静的出走，作者进行了充分的交待，专设一章从她的生母秀妮的经历讲起。秀妮被大地主林伯唐霸占生下林道静，林道静出生之后又被林家大太太徐凤英夺走，从而导致一方面是走投无路的秀妮跳河自尽，另一方面是林道静自幼饱受继母虐待。就林道静的革命之路而言，这种身世设置为她提供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白骨头”预示着她前期的天真、软弱也意味着某种巨大的改造与成长空间，而“黑骨头”和生母的惨死则包含着阶级身份与个人情感之于革命的坚定与可靠。所以，唯有“白骨头”与“黑骨头”共存的复杂关系才更可能催生出林道静式的革命故事。但是，林道静的出走也因此产生了某些特殊之处。自新文学以来，曾有大量反抗旧家庭、旧婚姻，以出走的方式争取独立、寻求自我的文学书写，它们与林道静的出走有着相似的历史前提与时代背景。然而，后者的特殊之处在于继母长期的虐待和成年之后继母欲以之“卖出这些年的饭钱”使林道静的出走带有了更多被逼无奈的色彩——“她发誓要永远离开这个可恨的家庭，永远不再登这个罪恶的大门”——它在同时代新旧两种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选择间增添了某种决绝的、不可选择的善恶之争。这让林道静的处境或者说她与外部的关系变得异常繁杂，时代潮流和个人恩怨、新旧两种文化冲突、融为一体又针锋相对的特殊阶级基础以及选择和无可选择的现实生活使小说的主人公仿佛甫一登场便具有了丰富而广阔的人生路径与书写可能。然而上述互相勾连的矛盾或多重关系更像是真空状态下实验室里的数据模型，如果我们让这些相互纠缠的关系现实地作用于林道静这一既定的文学形象之上便会发现，种种元素实则互相钳制，就像林道静的阶级出身与悲惨的继女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小说走向新时代女性寻求恋爱、婚姻自由等情感故事的可能，而从叙事逻辑上使之别无选择地由出走经过情感故事的过渡而最终通往革命。因此，经由作者铺陈的时代背景、文化冲突、阶级立场、伦理关系、个人境遇等多重社会矛盾及其蕴藏的文学叙事可能并没有为小说及其人物带来广阔而开放的叙述空间，相反，它以取其交集的方式对主人公林道静的身份以及由这种特殊身份推动的故事情节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定。 1960年再版的《青春之歌》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十一章，其中包括林道静在农村参与革命斗争的七章。作者认为，“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让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让林道静到农村“经受考验”无疑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应和，但对这一过程中增添的人物郑德富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化身张秀兰的林道静到地主宋贵堂家做家庭教师，偶然遇到了长工郑德富：“道静不禁大吃一惊，那黧黑的苍老的脸上，有一双奇异的白眼仁正死死地盯住她，而除了这白眼仁，她还看到一张熟悉的好像在哪里见过的脸”，同时更让林道静心生恐慌的是“你不姓张你姓林”。秘密在小说中随即揭开，郑德富曾是林道静家的佃户，交了租子没粮吃，迫不得已把七岁的女儿黑妮送到一个小商人家里做童养媳。小说详细描述了郑德富如何流着泪又狠了心把黑妮扛去婆家，这既对郑德富仇恨的眼神做出了解释，又对郑德富和林道静的关系进行了交待——“你是小姐，他是佃户”。正是因为郑德富的出现，林道静才“真正感受了阶级仇恨的滋味，也真正地、深深地恨起地主阶级和一切压迫阶级”，“也恨起自己身上被这个阶级所沾染上的污点”。如果说增加的七章让林道静切实地参与到农村的革命运动之中，那么郑德富在小说中的出现则让她在现实的生活里而不是之前的理论书籍中理解阶级关系并引发思想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抢收过后郑德富态度的变化对于林道静来说也不仅仅是原谅那么简单。身份暴露的林道静在郑德富的帮助下逃离宋家并与组织汇合，在王先生那里，郑德富有这样的话：“你不是林伯唐的闺女，你是闹革命的闺女，咱还能再恨你？”林道静于抢收行动中的作为以及郑德富与组织的隐秘关系让林、郑二者之间的矛盾于增添的七章结尾得以化解，这其实为林道静此后的革命之路提供了某种政治保障。一方面是她在农民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另一方面是她的身份在小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之前“你是小姐，他是佃户”的关系随着情节的推进不复存在，而关系的变化自然也伴随着身份的变化。如果说此前林道静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的身份是经由卢嘉川等身处学生群体的革命者来证实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她成为革命者而不再是剥削阶级小姐的身份变化则是由郑德富来推动并加以确认的。尤其对于再版增添的这部分内容，既然让林道静在农村革命运动中经受考验是必须进行的叙事补充，那么让一个与之存在旧的阶级联系甚至曾产生刻骨仇恨的佃户来确认其新的身份无疑更具阶级认同感和政治说服力。除此之外，郑德富与组织的联系又让这种确认不仅仅来自佃户——“这是共产党叫我不再恨你啦”——它其实实现了阶级与组织的双重确认。所以，1960年版所增添的围绕农民运动展开的七章不止是让一个进步青年到农村经受考验、参与农民革命的情节需要，它还包含着对小说十分重要的组织和阶级层面对林道静革命身份的确认。 正如小说作者的创作初衷，她要写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变为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历程，这本身就明确了艰难、漫长且需着重讲述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无疑包含着那个年代的政治逻辑，而围绕它展开的文学叙述则要随之建立起相应的叙事方式。所以，小说开始对人物身份复杂又颇具策略的限定与后来增补的阶级和组织层面对人物身份的重新确认共同作用，才将林道静切实地嵌入到小说所需要的叙事逻辑中去，也让这种身份的转换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更合乎“工农结合”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