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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哲学的“对话”与《资本论》的“总体性”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论述《资本论》的理论主题与历史阐释时引用诠释如此之多的文学经典？这不仅是出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单纯修辞学考虑，更重要的是通过诠释重构，发掘这些文学经典所蕴藏的时代精神内涵，开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世界文学的思想对话。 从鲁滨逊到浮士德，西方经典文学中的“浪游者”形象与隐喻，实质上蕴藏着现代精神史文化史的关键脉络。鲁滨逊的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形象。上古时代的“奥德修斯”竭力捍卫理性个体的确定性，从自然混沌的支配中奋力挣脱，并复归文明社会秩序，由此在古典自然秩序与文明秩序中孕育出个体性的萌芽。在古今更替的时代，“但丁”通过下地狱、过净界、上天堂的赎罪之旅，完美再现了中世纪的终极信仰秩序，同时也将现代个人体验推向神圣化的高峰，早期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由此得以萌发和表达。16至17世纪的“堂吉诃德—桑丘”在早期现代境遇中重温古代理想，以中古美德对抗世俗化的世界进程，并保持着抽象理想主义与世俗物质主义之间的反讽张力。17至18世纪的“鲁滨逊”象征着现代个人“原型”在文化精神上的正式确立，并在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发展出一系列结构对应物。而18至19世纪的“浮士德—靡菲斯特”则在启蒙时代深入到现代个人精神分裂的内核与现代社会发展悖论的根基之中，并力图达成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和解。这一精神脉络中，尤以“鲁滨逊”与“浮士德”的精神史关联最为根本。从根源上说，作为现代原人和理性主体的“鲁滨逊”继承了上古以来离家远行的漂泊者形象的核心要素，例如奥德修斯的孤立漂泊与理智狡诈、辛巴达的航海冒险与商业计算，而其实质内核却与“浮士德”更为接近——现代的进步者、发展者、创新者。然而，“鲁滨逊”与“浮士德”又处于现代个人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鲁滨逊”的自我保存，是在应对自然与文明、个人与社会、理智与信仰之间的矛盾中达到自我确证，而“浮士德”的自我发展则是这些矛盾发展为对抗性悲剧与终极性和解的自我扬弃过程。 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从鲁滨逊到浮士德的文学形象演变，既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史、精神文化史，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形式的演化史。对此，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问题把握与思想提纯，将之提升到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哲学的高度。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文学对于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审美艺术层面，更重要的在于文学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结晶对于哲学的思想启示层面。因而，《资本论》的修辞学、文体文风问题，本身也就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性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内涵问题具有内在关联。《资本论》的艺术风格问题，同时也是其理论整体性问题。 首先，可以从精神活动的存在论上看待《资本论》中哲学与文学的对话关系的思想根据。从精神形式上看，文学本身就蕴含丰富的“类哲学”或“准哲学”洞见。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作出的“逻各斯”（理性或真实叙述）与“秘索斯”（神话或虚构想象）的区分与联系 ［16］，然而，与这种界分并存的却是《诗学》行文中逻各斯与秘索斯二者间意味深长的混同。由此，文学叙述就表现为叙述事实性与虚构可能性对立统一的双重性，这就使得亚里士多德作出诗比历史更接近真理的判断。也就是说，二重性的文学比单纯编年记载的实证历史包含着更多的哲学内涵。文学中互联互渗的叙述实存性与虚构可能性，蕴含着单纯的历史经验记叙所无法比拟的“真理”，即虚构性叙述中蕴含的理性必然性、逻辑可能性与价值应然性的内涵。《神曲》《浮士德》《鲁滨逊漂流记》等文学经典中蕴藏着现代文明的逻辑必然性。虽然这种逻辑必然还是潜在的、形象的，但足以为哲学思考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更深刻、更本质的对象。 哲学与文学的这种对话关系本身就预设了二者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作为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探询，哲学或多或少都要追求某种意义上的思想确证，而小说只是一些思维练习、叙事游戏和即兴发挥。可见，世界经典文学形象如鲁滨逊、浮士德中蕴含着关于现代人生存及其意义的探询尝试。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理解和反思这种探询，并获得对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本质性维度的批判性理解。 其次，可以从时代精神发展的历史性视角看待《资本论》中哲学与文学的对话关系的历史展开。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总结了绝对精神运动的三个环节：将“艺术”把握为绝对理念的形象化表现形式，而将“宗教”把握为表象即形象与概念之混合的精神形式，并将“哲学”界定为从“艺术”与“宗教”中进行概念提纯的“后思”过程。由此可见，哲学可以理解为时代精神之上的“精华”，凭借其洞察力、概括力、思想力，以实存为概念反思对象，但并不一定以实存为直接对象。哲学与当代实存之间主要是一种中介的、间接的沉思关系。其中，非常重要的中介环节是文学。哲学思维必须要对文学、宗教和自然科学等精神形式进行吸收、化用与提升。与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不同，文学可以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结晶”或“征候”，通过一系列观察力、想象力、预感力而表现为不以概念为中介而以形象为载体的理性直观。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就典型反映出从文学创作到哲学建构的持续思想进程。马克思从时代精神的结晶中不断萃取出批判性精华的思维方式，不仅历时性地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历程，还共时性地存在于《资本论》的“多文体”以至“超文体”“超文类”的叙述建构中。 实质上，《资本论》及其手稿正是在修辞学上具有文学与哲学之间“越界”和“对话”的“超文体性”“超文类性”，从而能够在思想上理论上表现出“总体性”。这里所谓超文体或超文类是指，在写作中打破传统的文体界限或文类界限，综合运用诗歌、小说或戏剧等叙事抒情文体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文体，造成文体混搭、文类融合的自觉风格。所谓理论总体性，则是指基于超文体性之上的“超学科的”总体性，即自觉通过超文体的、超文类的写作来实现对既有的文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学科分工的超越与扬弃，从而在理论上直面逾越学科界限的现代性整体问题。马克思在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17］从上下文来看，这里不仅指向《资本论》叙述结构的艺术有机性问题，同时还指向其理论的总体性问题。 在《资本论》中，叙述的超文体性、艺术的有机性与理论的总体性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体性—差异性”结构的具体再现。1867年2月25日，马克思建议恩格斯读一读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玄妙的杰作》（又译作《不为人知的杰作》《未名的杰作》等），称这个故事是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18］。几乎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用小说中提到的那幅无人能理解的混乱绘画来自喻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按照英国作家惠恩的分析，“到写作《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正在从传统的散文向激进的文学拼贴艺术推进，将观点和来自神话和文学作品以及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和童话的引文并列在一起，这是庞德的《诗章》或者艾略特的《荒原》所采用的那种方式。《资本论》如同勋伯格那般不和谐，如同卡夫卡那般梦魇化”［19］。“如同《项狄传》一样，《资本论》充满悖论和假设，深奥的解说和怪诞的傻话，断裂的叙述和奇妙的怪事。他如何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公正对待资本主义神秘而通常又杂乱无章的逻辑呢？”［20］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的差异性、断裂性与整体性，根本不能以单一的论述文体去表达和把握。而马克思要充分把握这种现实的差异性与整体性，就必须逾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化、文体文类界限，走向一种超学科、超文体的思想形态。在《资本论》中，社会现实的总体性与差异性、思想理论的总体性与多环节以及叙述文本的超文体与多文类这三者之间，必然形成一种艺术的、整体的再现关系。 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位融合哲学与修辞、概念与形象的思想艺术家，一位辩证法的诗人。《资本论》中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的思想对话，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视域提到我们面前：自由的文学创造活动本身就构成了《资本论》理论活动的历史目的。 《资本论》的根本旨趣是超越资本逻辑，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意旨是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的方向就是基于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即艺术、科学等更合乎人类本性的精神活动。说到底，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对必然王国的局部认识，而只以自身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造才真正属于自由王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必然王国及其资本统治的反思，从而构成了物质现实通达真正的人的科学、艺术的中介和阶梯。正如马克思始终预感到的，在那里，在合理调节自然力量的物质生活的彼岸，科学而审美的人将真正扬弃外在必然性，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寻获人的完整性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