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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习与化用，内在地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普遍存在修辞学上的“互文性”，蕴含着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对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他大量化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经典的修辞风格，孕育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之间跨越性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一直与“浮士德”的辩证意象之间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马克思对“鲁滨逊”关于市民社会兴起与资本主义出路的预言进行了充分的历史阐释。马克思要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差异性与整体性，就必须逾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化、文体文类界限，走向一种“超学科”“超文体”的思想形态。在《资本论》中，现实的总体性与差异性、理论的总体性与多环节以及文本的超文体与多文类三者之间，必然形成一种艺术的、整体的再现关系。 关键词：《资本论》；世界文学；文学与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文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毕生爱好。无论是他早年在浪漫主义影响下的诗歌、戏剧与小说创作，还是他一生对文学名著的阅读阐释，都表明了其人其思中文学与哲学的显著互动。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研习与化用，不仅满足了他的私人兴趣和个性发展，而且还内在地促进了他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普遍存在修辞学上的“互文性”：这些文本始终与其所化用、改造和发展的其他文本之间保持着互动开放关系。这种互文性蕴含着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对话。在其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及手稿中，他大量化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经典的修辞风格，孕育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之间跨越性对话的独特思想图景。分析《资本论》的修辞学，探究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总体性与理论建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经典的引用与阐释为基础，借助《资本论》中反复出现的“浮士德”“鲁滨逊”等形象阐发其理论主题和历史图景，进而，通过《资本论》中文学与哲学的对话关系把握其理论总体性。 一 浮士德式辩证意象与《资本论》的主题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未来走向的理论主题一直与歌德的“辩证意象”之间保持着深刻的隐喻关系。《资本论》的历史批判主题高度形象化地出现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关于魔法师与魔鬼的比喻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1］在这一比喻中，喻体“魔法师”的本体是资产主义生产关系，“魔鬼”则比喻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而“召唤”比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孕育、激发作用，“不能控制”比喻生产力逐渐脱离生产关系桎梏的扬弃、解构作用。其中蕴含的未来预见正在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新生主体即无产阶级使得先进生产力从失控转化为重新支配，从破旧的解构力量转换为立新的建构力量。抽象地看，这一比喻的核心逻辑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扬弃趋势的历史辩证法：主体召唤力量（肯定）——力量的失控（否定）——新生主体重新支配力量（否定之否定）。这正如本雅明的“辩证意象”概念所表明的，现时代总是怀着对过去时代的回忆而展开对未来时代的想象的［2］。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扬弃这一主题的比喻与歌德的辩证文学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值得深思。有学者考证，“魔法师与魔鬼”的比喻首先与歌德短诗《魔法师的学徒》直接相关 ［3］。这首诗的主要情节包含三个因素：魔法师学徒用咒语召唤扫帚自动扫地，魔力扫帚失控后引发水灾，魔法师归来并收拾残局。这一情节的内在辩证逻辑在于，主体通过魔法召唤某种力量（肯定），力量最终失控并破坏秩序（否定），另一主体通过魔法重新占有该力量并恢复秩序（否定之否定）。这一比喻与《共产党宣言》上述比喻的逻辑相似之处在于，都存在着力量的召唤与力量的失控这一从“肯定”到“否定”的发展环节，但在“否定之否定”环节的主体与方式上则存在深刻差异。《魔法师的学徒》中是魔法师本人即一个更成熟、更原初的主体重新占有力量，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是无产阶级这一新生主体重新占有力量。也就是说，《魔法师的学徒》的辩证意象指向过去权力秩序的复归。这显然不同于《共产党宣言》指向未来社会的辩证法。这一差异要求我们必须越出传统解释的视野，在更广阔的文本语境中探寻马克思辩证主题与歌德文学意象的深层联系。 魔法师与魔鬼的辩证意象始终贯穿于歌德的创作历程中，特别是其毕生巨著《浮士德》。从《资本论》及手稿对《浮士德》的频繁引用来看，《浮士德》的核心意象与情节逻辑已经渗入马克思理解资本自我扬弃主题的形象思维中。那么，资本自我扬弃主题在何种意义上继承、化用了《浮士德》的辩证意象呢？这一问题涉及《浮士德》中的两次“召唤”。 首先是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幕“夜”中魔法师浮士德召唤“地灵”并最终放弃的叶公好龙式情节［4］。浮士德甚至不敢直面他自己念咒召唤出来的可怕地灵，没有力量理解或支配这一伟大魔力，因而不得不让对方离去。这一情节的核心逻辑在于：主体召唤力量（肯定），主体恐惧力量，未能支配力量（否定）。上述情节预示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召唤—失控”主题，但却是“失控”的一种极端可能性。这种失控如此之彻底，以至于无法形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合题。因而，浮士德这一召唤的实际对象，就从其不敢直面的“地灵”转变为化作狗形进而化作书生的魔鬼靡菲斯特。 由此，《浮士德》第一部至第二部的总体线索可以理解为：作为人类代表的魔法师浮士德召唤魔力，与魔鬼靡菲斯特订立主奴关系的颠倒与再颠倒的契约；借用魔鬼力量，却逐渐被魔鬼引诱，因善成恶，进行一系列创造性破坏；最终因为善愿而获得上帝赐予的救赎与新生，人与神从分裂走向和解。这一恢弘的情节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深邃的创构之一，对现代性的分裂及其和解怀有深刻洞见，然而又呈现出一种大道至简的辩证逻辑：主体召唤和支配力量（肯定），力量逐渐失控和异化（否定），力量的升华与主体的新生（否定之否定）。这显然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再现的资本自我扬弃逻辑具有意味深长的相似性。可以说，为了揭示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与未来趋势，马克思借助了歌德《浮士德》的辩证意象。 从形式相似性上看，马克思对歌德文学形象的一系列化用都表明了他对后者辩证意象的深刻认同。除了魔法师与魔鬼的辩证意象之外，《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论述商品拜物教时，提出了一个极为独特的命题，即商品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Ein 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5］。这个命题是对《浮士德》第一部第16场“玛尔特的花园”中“你超凡而不入圣的乘鸾吉士，被一位小姑娘用鼻尖儿指使！”［6］一语的化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初语境中，这一用语是靡菲斯特对浮士德的世俗性格与出世倾向这灵魂二重性的讽刺，而在《资本论》语境中，则直接指向了商品所具有的可感性直观的物质属性与超越感性直观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及第三卷中，马克思曾多次引用《浮士德》“好像害了相思病”这一短语，这一修辞看似普通，却又意味深长。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马克思写道：“当资本家……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7］。通常认为，这个比喻是在形象描绘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固有本性，以及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的强烈逐利欲望。然而，一旦深入引文的原始语境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此处暗藏着极为深刻的反讽。原来“好像害了相思病”出自《浮士德》第一部“莱普齐市的欧北和酒寮”一场中的“失败的老鼠之歌”。这个短语原意是指，服了毒的老鼠体内毒性发作，上下乱窜，暴死厨房的情景，暗讽“鼠王”靡菲斯特［8］。乍一看，“好像害了相思病”描绘的是资本的欲望与活力，但一深究原初语境就见出，其中深意是对资本逻辑的反讽：资本增殖的源泉，同时也是其死穴。马克思表面上是在写资本之生，实质上却暗讽资本之死。由此极形象地揭示出，资本逻辑本身就内含自我增殖与自我毁灭的矛盾对抗。要言之，通过经典化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创造出全新的美学反讽形式，赋予历史辩证法以完美的隐喻表达。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歌德的文学辩证意象具有显著的形式相似性，同时也包含深刻的差异性。虽然马克思非常欣赏歌德的辩证意象，但从实质内涵上看，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关系的历史辩证法，而歌德描绘的则是生命体验的人性辩证法。前者的旨趣在于把握现代社会总体运动的矛盾趋向，后者的旨趣则在于以个体生命历程象征人性的现代变迁。二者间的形式相似性和实质差异性表明，马克思将歌德的诗歌形象不仅当作一种文学修辞，还视作一种时代征候，从而对歌德的辩证意象进行了概念抽象与理论提纯，将个体的生命意象转化为总体的历史辩证法。 其实，这种从文学意象向哲学概念的提升或纯化，早已发生在歌德的《浮士德》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间，并进而预示着马克思《资本论》的出场。现代性的各种精神主题如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追寻古典与开创未来，特别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分裂与和解，等等，构成了歌德与黑格尔之间最深层的问题域关联。可以将《浮士德》理解为《精神现象学》的现代“分裂—和解”主题的预出场，甚至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现代社会自我扬弃辩证法的预出场。《浮士德》的辩证意象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核心处，以其文学的观察力、表现力和想象力，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开辟了追问方向，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提供了美学表达。 从文学与哲学的关联性上看，马克思的批判不同于歌德与黑格尔的“分裂—和解”意象的一个突出方面在于，通过“但丁式决绝”来展开批判的理论姿态。但丁的《神曲》充分表现了他旷古烁今的独立与决绝。但丁恨一个人，就造一个地狱去惩罚他（如企图控制佛罗伦萨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爱一个人，就造一个天堂来崇拜她（初恋贝雅特里齐）。马克思非常尊崇但丁的不屈人格与批判姿态，称之为“伟大的佛罗伦萨人”［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段性开始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以但丁《神曲》开端处的恐怖意象“在地狱的入口处”来隐喻科学的入口处，从而怀着无与伦比的理论勇气迈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深渊”。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则以“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0］来凸显自己特立独行、坚定决绝的批判性理论姿态。进而，马克思对但丁意象的化用，除了标明批判态度之外，还有理论内容层面的修辞学考虑。按照当代西方学者的分析，在上述语境中，马克思似乎是在用但丁“下地狱”的行为和路径，来隐喻自己刺穿市民社会表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即生产领域、进入地狱般的工厂内部的批判性研究。 那么，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歌德式辩证意象与但丁式批判姿态这看似不同的双重风格究竟具有何种关系？可以说，马克思同时爱着歌德的辩证意象与但丁的批判姿态。浮士德与靡菲斯特之间相生相灭的关系铸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隐喻。《神曲》式的决绝批判则塑造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真诚态度。二者综合起来，就在修辞学上体现出一种否定的、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以彻底激发资本主义社会潜能的方式来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超越与自我扬弃，并从中孕育出新生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要言之，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主题，马克思构建了一种“批判的修辞学”。在这种批判修辞学的关键处，但丁式批判姿态与歌德式辩证意象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动与平衡。但丁式批判引导着歌德式辩证，同时歌德式和解也中和了但丁式决绝。这使得马克思在修辞学、文风上比歌德和黑格尔更具有批判性，在理论姿态上也放弃了“思辨哲学”的和解目的，而全面开启了“历史辩证法”的扬弃向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