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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滨逊式个人图景与《资本论》的历史阐释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主题展开为历史辩证法，“浮士德”的辩证意象也进一步具体化为“鲁滨逊”个人图景的历史阐释。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第四节“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如上所述化用《浮士德》之后，紧接着就展开对“鲁滨逊”形象的历史阐释。马克思特别重视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关于市民社会兴起和资本主义出路的预言内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阐释维度中，鲁滨逊形象既预示着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形成，又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之路。 马克思使用“鲁滨逊神话”这一概念来指称18世纪对市民社会的文学预感或理论预设。这一概念既指向了“鲁滨逊”这个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又以“神话”一词标明其虚构性质及其普遍文化意蕴。马克思指出，“鲁滨逊神话”是关于现代“自然原人”的神话性虚构与规范性预设，是对正在大规模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预感与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端处，正是通过对“鲁滨逊神话”的历史性反思，马克思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点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性还原。 首先，马克思指认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当做自然出发点的“个人一般”“生产一般”范畴，其实质是“鲁滨逊神话”即非历史化的抽象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研究出发点或第一研究对象规定为“物质生产”，例如斯密的“分工”起点论、李嘉图“价值”起点论以至约翰·穆勒的“生产”起点论。这种研究起点的设定，实质上是以自然主义的非历史性思维将“物质生产”直接抽象为“生产一般”范畴。从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首先就表现为历史性思维与自然主义思维的对立。 具体来看，“个人一般”“生产一般”等范畴的实质是自然主义思维所产生的非历史化的观念抽象即鲁滨逊神话。这种鲁滨逊神话蕴含着作为“人性一般”的“孤立个人”观点。这一观点作为回归自然的美学假象，贯穿于文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各种意识形态中，表现为近现代政治哲学（政治自由主义的起源）的“自然状态”、“自然人”与“自然法权”等预设，以及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的“孤立生产者”“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等预设。这些意识形态非历史地理解人的自然本性，抽象掉人的社会性本质，将个人与社会抽象地对立起来，将近现代社会形成的“独立性个人”误当作“孤立个人”甚至“个人一般”“普遍人性”，误当作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和前提（而非从历史中产生的结果和产物）。这种鲁滨逊神话作为基本母题还继续支配着政治经济学向当代庸俗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极为反讽的是，自为地非历史化的鲁滨逊神话，自在地却是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马克思进一步对非历史化的“鲁滨逊神话”进行历史性阐释，将“个人一般”“生产一般”范畴还原到历史境遇之中、置于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中来把握，揭示出非历史化的抽象观念的历史前提、社会基础。由此发现，鲁滨逊神话及其“个人一般”的抽象观念，发源于现实关系本身的抽象，是对市民社会的普遍物化状态的观念表现：“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11］这种市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商品经济与自由竞争的普遍化，意味着封建社会解体，新兴生产力勃兴，单个人日益摆脱从属于一定狭隘人群的自然联系，从而获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2］。 其次，马克思剖析了鲁滨逊神话对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又译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预感，并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鲁滨逊神话，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历史特性即物象化或拜物教。普遍的物象化或拜物教，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前现代、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关键特性。 具体来看，鲁滨逊神话的产生，源于个人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在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向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的独立性社会的转变中，个人从对社会联系（共同体）的依附性，逐步发展为对社会联系的独立性。传统社会中个人对于社会的从属性、依附性表现为，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如家庭、氏族、公社等，私人目的从属于社会联系的整体目的，个体成为整体的肢体与手段。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表现为，个人摆脱地域的、血缘的自然联系和政治、伦理、宗教等人身依附关系等，私人目的将社会联系作为手段。“孤立个人”“个人一般”等抽象观念，发源于现实的抽象，是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存在状态的观念的、理论的表现。 鲁滨逊神话是对物象化或拜物教之表象的直观与抽象。物象化是一种特定社会联系表现并遮蔽特定社会关系的客观结构。对于鲁滨逊神话与物象化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13］。那么，既然市民社会中个人对社会联系的依附性最弱，但为什么又是最发达的社会关系？显然，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联系”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与区别。所谓“社会联系”（gesellshaftliche Beziehung）是“人格”（Person）与人格之间的联系，如人对人的支配、剥削关系等。所谓“社会关系”（gesellshaftliche Verh?ltnis）则是“物象”（Sache）与“物象”之间的关系，如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等。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特性在于物象化：人格间的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物象间的社会关系。其中，人格间社会联系是“隐结构”，只有以物象间社会关系的“显结构”为中介才能表现出来。由此，特定社会联系就客观地抽象为物象间关系，甚至“物”的自然属性。进而，正是基于人格与人格之间社会联系的“现实抽象”，商品间社会关系才得以普遍化，商品所有者个人独立于特定自然联系和人身依附的“原子化”现象才得以加强。进而，鲁滨逊式独立个人的抽象观念才能再生产出来。反过来说，“鲁滨逊神话”等抽象观念产生于普遍的物象化和拜物教，是对这种物象化的表层现象即商品交换与个人原子化的直观与抽象。 马克思关于鲁滨逊神话的分析具有超越修辞学层面的深刻思想意蕴。这种分析直接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生产一般”“个人一般”范畴之不合理抽象的批判，并最终确定了“资本生产”这一研究本题。进而，这一分析也开启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物的依赖性社会形式的分析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分析。 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鲁滨逊故事也被发展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或“出路”的隐喻。马克思在揭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将鲁滨逊的劳作阐释为抽象劳动与价值生产的典型：“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14］虽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鲁滨逊神话本身产生于物象化或拜物教，隐喻着劳动抽象化、商品价值生产的历史内涵，但其故事本身却预示着劳动者对自身产品的一种“简单明了”的关系。 正是鲁滨逊故事中没有商品交换中介和拜物教性质的生产劳动，被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为扬弃了商品交换和拜物教的社会共同生产过程：“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15］这里，马克思关于扬弃商品生产及拜物教，以时间的经济、按劳分配为中介而建构简单直接的人格与人格间社会联系的构想，与《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见直接相关。 这种商品生产扬弃论的关键在于，鲁滨逊故事本身就可以理解为关于具体劳动抽象化为劳动时间、社会合理调节总体分工的一系列预示。具体来看，第一，从劳动抽象化及劳动时间的计算来看，鲁滨逊的劳动是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的抽象劳动。正如马克思注意到的，鲁滨逊进行的“成本—收益”式的经济计算，都是在不经过货币中介的纯粹劳动时间尺度上进行的。因而，它符合价值生产的规定，也为社会整体的时间节省或时间经济奠定了基础。第二，从社会整体的计划调节与合理分工来看，鲁滨逊按时间经济原则采取的有计划的自我劳动分工，又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理性调节与总体分工的隐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将鲁滨逊的生活构想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么，这一社会正是通过理性调节与总体分工，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把许多个人的劳动产品当做一个社会产品来享受。 综上，“鲁滨逊”与物象化、拜物教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以“鲁滨逊”与价值生产、拜物教性质的这种深层关系为中介，这一故事才能同时被诠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最终超越的“双重预感”。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扬弃商品拜物教与扬弃鲁滨逊神话具有一种深刻的同构关系。扬弃拜物教，同时就是扬弃鲁滨逊神话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基。由此，才能历史地扬弃“鲁滨逊”这一观念形式，克服“鲁滨逊”故事的神话形式，并阐发“鲁滨逊”故事的合理内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