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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张中国传统绘画，或者欣赏一首中国古诗，又或者观看一出中国戏曲，如何能获知这些作品在表达什么？对它们的阐释怎样才是恰当的？对它们的欣赏又是如何实现的？中国文化温雅含蓄，风流蕴藉，寓意深远，隐秀两彰，对于中国的艺术来说，怎样的阐释才能算是“得意”，怎样才能在阐释中实现交流与理解，有没有一种阐释的中国路径，唯有通过这种路径，才可能实现有效的阐释？ 一、如何“得意” 笔者偶然见到署名张大千与他的胞兄张善孖共同创作的一幅扇面。扇面有两面，其中一面的图像是一个传统的仕女图，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仕女伏在一只老虎身上，这个图像令人不解，而画面的题字是“皆大欢喜”，这更令人莫名其妙。画是兄弟二人合作完成的，张大千善画仕女，张善孖善画虎，兄弟二人把自己最擅长的题材画出来，颇显恭敬，但这个图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面名题为“皆大欢喜”？ 要从“皆大欢喜”入手。“皆大欢喜”一词语出《金刚经·应化非真分》，指众人都很高兴。这层意思在民间美术中成为传达的主题，但民间美术的手段是借弥勒佛这个形象，由于弥勒佛笑口常开，因此应了“欢喜”一词。这个题材大约是绘画者或者送画者祝受画者诸事顺利，喜事临头。问题是，这与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像有什么关系？笔者偶然知道与弥勒佛相近的还有一位“十八罗汉”中的弥勒尊者，而弥勒尊者又叫作“伏虎罗汉”。“伏虎”这个词出现了！画面上仕女恰恰是“伏”在“虎”上。因此，笔者猜测，画面想要表达的，其实是“伏虎”这个意象，而这个意象可以导向“弥勒尊者”，从弥勒尊者，或许出于讹误，可以联系上弥勒佛，而弥勒佛符号般地代表“皆大欢喜”这层意思。这样一来，“仕女伏虎”这个意象，就通过四次转折，间接地成为表现“皆大欢喜”这层意思的图像。这个解释令人满意，因为每个环节的推衍之间，都有合理而现实的理由。这些理由是这个解释之所以成立的原因。 就“皆大欢喜”这张画来说，对它的理解不是来自于“效果历史”，对它的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无论作画者张氏兄弟，还是接受者钱桐先生，他们对于这张画的主旨的认识，都是基于“教化”的，他们是同一套文化符号体系熏陶的结果。文化教养是理解与阐释的前提，而不是人生经验，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学以成人”是一个自然人成为社会人或者文化人的必然路径，理解和阐释是“成人”之后的问题，而成人则意味着“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只有通过文化培育与滋养出来的“成人”，才能进行文艺的阐释。从“美人伏虎”到“皆大欢喜”这个案例，就生动地说明了阐释的前提，就是在一个文化场域的共同在场——这是中国的文艺阐释独特的地方。 二、何以“会心” 张氏兄弟为什么要送一把扇子给钱桐？在扇子的另一面，还有一张画，主题是“山君汲水”，画中有三只虎在河边喝水，虎的母题再次出现了。这张画从符号意义来说，是说钱桐是仁、寿、虎将。此外，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汲水”这个意象有恭贺发财的意思。显然，张善孖是以其最擅长的绘画题材对钱桐进行礼节上的恭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绘画在此不仅仅承担着艺术所承担的审美功能，它实际上承担着一种交际功能，张氏想通过这张画与钱桐交往，他的客气与恭维，别有深意。 绘画的意图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因此，在画面上出现了题画诗：“梦中得乳感於菟，千载威名震楚都。画里遥看仍故我，问君识得使君无。”对绘画的阐释必须借助于这首诗。诗中“於菟”是楚语里“老虎”的意思，典出《左传》。楚人称虎为“於菟”，也有纪念斗榖於菟名臣的意思。张善孖对“斗榖於菟”这一典故的使用甚妙，既恭维钱氏是有威望之名臣，同时把自己所擅长的“虎”的题材引出，又用虎的意象表达了对于钱氏的恭敬。更为要害的是，画家还在利用这个典故中“有虎乳之”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中暗含着报恩的想法。 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奇妙之处。张氏想要表达的意思，和画面之间，有非常远的距离。仅仅看画面，通过西方人所说的技术化地解释绘画的方式——图像学——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在中国的绘画中，图像本身并不是意义的全部载体，有一些图像之外的因素，与图像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响应关系，必须理解这些响应关系。这种关系形成了文本的“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如何获得这种言外之意和话外之音？只能通过“心会”。 这样一种“心领神会”，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式的天启或者感应，它本质上是建立在阐释者和作者之间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由四个层面构成：一是同一个文化场域中的共同在场；二是在文化中共通感的培育；三是具体的生活场域中的“同情”，即相同的情感感受；四是阐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同德”，即相同的观念或者价值理想。这四个层次在汉语中的表达是：同心同德。这种同心同德才是一切阐释得以可能的前提，在同心同德的情况下，才可能心领神会，而在会心之时，阐释就没有必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