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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有100多万字，很多人说没想到我会写这么“大”的一部作品。不过，可能也只有如此大的体量与规模，才能配得上敦煌吧。许多年前，我就打定了主意要为敦煌写一本大书，现在这个心愿达成了，就像兑现了一个诺言。记得写到半途中时，我想着等书出版之后，要带上一本崭新的《敦煌本纪》去敦煌，在莫高窟的九层楼下去还愿。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文学创作的版图，或者说文字的疆域。于我而言，这片文学的版图就是大西北。我喜欢荒凉、干旱、空旷、遥远的风景，我常年游走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坡和新疆南北……我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壮大了我的精神，开拓了我的眼界，哺育了我的想象，又赐予了我美妙的诗篇。在这些浩瀚而辽阔的地理中，只有敦煌时刻凸显了出来，就像是一枚黄金的钉子，钉住了我的文学版图，时至今日。 我的文学版图的形成似乎很清晰。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开始练笔。在大学校园里，我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写诗歌、写小说，挥洒自己的创作热情。1987年2月，我上大二时写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了一家著名的杂志上。看到样刊时我很惊讶，在目录上，我的名字跟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前辈作家列在了一起，这严重地助长了我的“虚荣心”，也给予我一定的信心。但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在校园内，大家创作的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无非是爱情、伤感、青春的骚动，大多作着抒情的文章，绚烂却乏力。当人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奔去时，这条路未必是对的，尤其在艺术当中，所以我开始警惕了。我自小生活在兰州城里，甚至到18岁上大学后，才第一次走出兰州，去了一次西安，看见了兰州城以外的天地。所以，我生活的背景或者说自然地理的储备很不丰厚，偏偏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基石，我当时就有一种贫血的感觉。知道了缺什么要补什么的道理，于是我拼命地往外跑。尤其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铁路系统的一所中专里面当老师，有了一张职工免票，出行比较方便，一下子就跑遍了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地，甚至还坐着一辆破吉普，去了遥远的西藏，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壮烈而荒凉的风景。我知道了什么叫戈壁，看见了雪山的真容，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方言，以及斑驳陆离的风俗与大量的传说。这与我之前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我找到了大自然这个创作背景后，自己的文学视野一下子广阔起来，里面有的是我用一双脚丈量过的土地。 敦和煌，这两个字一旦分开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是组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根闪电、一座天空，乃至于一本巨大浩繁的经书，充满了无限的神奇。我第一次接触敦煌却是“路过”。1986年暑假，当时还是个穷学生，我坐上绿皮火车去了一趟新疆，中途停在了一个小站柳园车站。那时柳园车站是敦煌的唯一门户，兰新线在甘肃境内最西的一站。去程时，因为吐鲁番一带刮大风，火车在柳园车站停了许久。回来时，恰逢清晨，霞光铺满了整个车站，铺满了敦煌。我下了车，在站台上散步，心想这就是敦煌啊，我现在就在敦煌的天空下啊。这以后，虽然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敦煌了，但第一次的路过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它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了震撼。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新闻媒体工作，只要一有采访的机会，我就爱往敦煌那一带跑。我喜欢河西走廊，到了那里我感觉是吸氧，是输血，也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每次到了莫高窟，我一般先不进窟子，第一时间会去宕泉河对岸的那一片墓地。墓地里埋着常书鸿、席臻贯、段文杰等前辈的骨灰，这些老先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仍旧守护着这一方圣地。我磕个头，敬支烟，坐在旁边晒一阵子日头，才能鼓舞起来。我很明白，在那一面辽阔而沉雄的佛壁下，我顶多就是一个写作的小工匠，一介冥想的小沙弥，与古代的那些无名匠人们没有区别。 二 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写下了将近几百首诗歌、散文和随笔，后来以《大敦煌》的名字结集出版，另外还有《敦煌诗经》《丝绸之路》《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但我知道，对于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存在，对于西北这片深沉而广袤的写作疆域而言，一定要有一部真正的长篇才能供养，也才能匹配。200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整整一天，我独自逗留在宕泉河的两岸，沉浸于千佛灵岩之上，一个人享有了莫高窟的伟大宁静，以及这一座辉煌的文化遗址赐予我的灵感。我当时就发愿，将来的一天，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部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去占据舞台的中心，并以此作为我这个儿子娃娃的反哺和报恩。有了这个念想，在此后的16年时间内，我一边练笔，写其他的文章，一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南北两麓实地踏勘，持续地发酵着这个故事，储备着精神，寻求着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如今看来，我之前为敦煌写下的那几本诗集，只是为这一部小说所做的前期储备，因为诗歌能够磨炼我对字词的敏感，包括对语言的优美把握。 2017年，我开始动笔了，我写下了《敦煌本纪》的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7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有了16年的酝酿，具体的写作过程其实并不长，最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我为这部小说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写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作者直来直去，从故事的源头一路线性地发展到终点。我更喜欢的则是首先确立整个故事的那一根“脊椎骨”，让故事能够站立起来，挺直了，然后再去填充血肉，形成人物的命运弧度和具体的故事走向。 《敦煌本纪》中有上百位人物，并且各自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在与本书责编的对谈中，我谈到了自己起笔时立下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敦煌沙州城，并且要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一群群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这部小说试图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他们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如何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这个小说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其文本又具有历史性，那些具体的事物都有历史的出处，也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一种艺术虚构。比如书中的沙州城，便是我“发明”的一座敦煌城堡。我在唐朝的相关资料中查阅到，当年的沙州城外有水井坊、修文坊，那么在小说里我不妨再多建几个坊。而根据另一段史实，雍正三年之后，朝廷重启塞防，从甘肃各地迁徙了两千多户百姓，落户在了敦煌境内，于是我又给这些坊取名为天水坊、陇西坊、平凉坊等等。 又比如，我为书中的那些少年设计了“急递社”这么个职业。有一年，敦煌机场扩大翻新，但突然停工了，因为在沙石下发现了一座古墓群。我带着记者们赶紧跑去采访，还破例进入了墓道，看见了左右两侧墙上的画像砖。那些画像砖颜色灿烂，栩栩如生。在其中一块砖头上，我见到了古代的驿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手上举着一封羽书，奔行在路上。《敦煌本纪》开始后，我必须给那一群少年一个恰当的身份，一份谋生的职业，驿使的形象便一下子浮现了出来。我大胆地发明了一项职业———“急递社”，于是这些奔跑的少年与苍茫的河西大地，一下子恰切了起来。 小说写作涉及的日常细节众多，尤其是与历史相关的，更需要仔细去考证。写作的过程中，细节求证的工作异常琐碎。举一个例子，某个特定人物在民国时早餐吃的什么，作家是不能乱编的，得从文献资料中去查找。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听到司机的口音是敦煌那一块的，我立刻问他，你爷爷以前早餐都吃什么呀？又比如胡锅子和菜锅子，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菜锅子是素的，胡锅子里有羊肉鸡肉。小说中，鸣山书院的山长丰鼎文带着弟子们追索经书失败后回到了沙州城，他们吃饭时点的一定是菜锅子，因为胡锅子太昂贵，可能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书院的山长一生清贫，他也吃不起胡锅子，所有的细节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 写作中，我又去了十来次河西走廊，虽然书名是《敦煌本纪》，但在我看来，河西走廊的四郡两关是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就像书中的急递社走过的全部线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网络，它就叫丝绸之路。我当时考察这一片地域的时候，在武威发生的故事可能很精彩，我随手把它嫁接到了敦煌，让故事更加饱满。这是小说家的特权，也是一种想象力吧。 三 少年是《敦煌本纪》的关键词，我喜爱这个词。每个作家有着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有的作家擅写女性，有的作家擅写老人，于我，则是少年。这可能和我的天性有关，就像西北人爱说的“儿子娃娃”一词。《敦煌本纪》中的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蒋斧、孔执臣……这些少年策马扬鞭，意气风发，在敦煌大地上奔走守护，生死相伴。读者可能会觉得他们似曾相识，是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当年的班超、卫青、霍去病、张骞，他们代表着梦想与力量。 《敦煌本纪》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清末民初，从1910年开始，时间跨度长达28年。彼时，朝廷摇摇欲坠，时局动荡，河西走廊的四郡两关由于深处边陲，政经落后，所以少人问津。在民国年间报章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里，我发现了“锈带”这个词。所谓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指向了政治、文化和经济，还包括人心和偏见。于是，我撒出了这一群少年，让他们去清除这些锈迹，不仅要把大地上的锈迹擦掉，更重要的是去擦掉人们心中的锈迹。 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锈带如今已变成一座座朝气蓬勃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创作上来看，我在以后的小说中会渐渐触及当下火热的生活。小说不是简单地编一个过去的故事，它一定要指向当下和未来。这也应是一个作家的抱负，用文字发声，在文化上开疆拓土，构建当下甚至未来的精神文化空间，永葆这个民族少年时代的那一份昂扬自信和光荣梦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