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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柳青创作精神研讨会暨第五届柳青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西安举行。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作出批示。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研讨会上，贾平凹、钱远刚、何向阳、陈彦、白烨、袁新文、邓凯、段建军等8位同志作了交流发言，现摘取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学习柳青 贾平凹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柳青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作家，自《创业史》问世后，一直受到社会广泛的喜爱和追捧，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的读者，柳青是最有话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成为一种精神，作为陕西人、陕西作家，这是我们最引以光荣和自豪的。纪念柳青、研讨柳青、学习柳青，这方面的会议，这些年我们已经召开过四五次，但关于他的话是说不完的，越是深入了解他、阅读他，越有感慨和启示。 一、关于柳青对党和党的事业的信念。柳青是一位作家，更是党的一名干部，对于党和党的事业忠贞不渝，他在陕北的时候，遵照党的号召参加革命，以手中的笔写下了《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来到西安，为了真实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毅然决然地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在长安县皇甫村的10多年里，他是以作家身份去的，却并不仅仅是为了创作去收集材料、构思作品，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村里。他是村中的一员，又是群众眼里的“柳书记”，作为村中一员，他穿着农民衣，吃着农民饭，干着农民活，走家串户地解决民事纠纷，参与红白事，制定村规民则，编农耕顺口溜。作为“柳书记”，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把群众的需求和意见反映上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称道的就是这一点，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贯穿于他的一生。我们在学习柳青的时候，长期以来都是以作家的身份来看待的，而往往忽略了柳青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这一点来对待他，他为什么能在皇甫村一待就是10多年，为什么他能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和准确的把握，而又把这些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为什么能在当时众多的深入生活的作家中脱颖而出？这当然取决于他的才华与能量，更取决于这个人的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素质与觉悟。 二、柳青为人民写作的立场。柳青是“深入生活”的典范，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但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作家也都在挂职，而柳青一下去就能待10多年，完全把自己融入到那里去，又写出了《创业史》？我们现在也深入生活，方式方法多样，有采风的，有挂职的，也有不同的身份，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里边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写作的立场。如果树立了坚定地为人民写作的立场，那就必然能到人民当中去，全身心地投入他们，了解他们，同时校正自己，再文学地反映他们。现在为人民写作成为一种口号和说辞，而不是生命的需要和文学的需要，那就必然不愿意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到社会主流中去，去了也只是走马观花，仅仅看到一些奇闻异事，看到一些风俗习惯，收集一些素材，而采风和挂职完了还是写自己的那些小感情、小故事。所以说有了坚定地为人民写作的立场，才可能自觉地、有激情地、有感情地深入生活。 三、柳青对文学孜孜追求的态度。同现在相比，20世纪50年代作家在文学土壤和文学环境上是相当差的，尤其陕西本土作家，他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过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但柳青的《创业史》除了它的政治思想性、人民性达到了一定高度外，作品的人物丰满、细节传神、心理描写精彩、语言结构奇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前不久又读了一次《创业史》，感慨颇多。我觉得他在文学上有极大的抱负，他追求写大作品，才能静下心来深入生活，他追求写大作品，才吸收借鉴了那么多先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技巧，单从他的叙事方法上就能一目了然，那种心理描写和语言的结构，和同时期作家是不一样的，他读过相当多的外国作品，吸收借鉴了很多，而在表现中国的农村生活时，又融合得那么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以上这三点是我认识的柳青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库中的重要遗产。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陕西几代作家，今后还要再研讨这方面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梳理、进一步挖掘、进一步明晰，继承和发扬下去。 随着社会的进展，作为作家，我们弱化和丧失了太多独立思考的能力、辨别真伪的能力、保持创作热情的能力，甚至真正阅读的能力。市场化的写作、投机性地写作，化学类的施肥和各种添加剂的使用，使我们的文学土壤越来越板结，所以我们要向柳青学习。学习柳青，不是一个口号，不是光嘴上说说，说完了自己原来怎么干还怎么干，而是把柳青作为一个典范、一个标尺、一面镜子来反思反省自己，把我们自己的文学写作搞好，把陕西的文学事业搞好。 我有一个比喻，如果把陕西文学比作秦腔音乐班，柳青是敲板的，他给我们定了调子、引了路数、打了节奏，所有的乐器，包括板胡、二胡、锣、铙、笛子、箫、铃都得响起来，陕西的文学秦腔就是和声，就是大戏。 开创陕西文学发展新局面 钱远刚 陕西一批老作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向柳青学习，这是对陕西作家的巨大鼓舞，为我们增添了工作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陕西追赶超越的征程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的要求，召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会，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大力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不断开创陕西文学发展新局面。 长期以来，陕西大力研究柳青现象，不断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特别是近年来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推进文学陕军再进军的部署，持续开展主题实践活动，采取抓首要、出人才、出精品、强评论、促改革等五大举措，全省文学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召开了全省文学陕军工作座谈会，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掀起了文学创作热潮。省委深改领导小组研究审批、出台了《陕西省作协深改工作方案》，推进延安市、铜川市、延川县等市县作协机构改革实现零的突破，陕西作家路遥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及中宣部等部委授予的最美奋斗者称号，陕西作家陈彦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陕西作家弋舟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举办鲁迅文学院陕西作家班，全省10个地市70余名学员参加了鲁院陕西培训班。省委宣传部指导实施“百优作家”培训计划，不断推出新人新作。省委组织部加强对作家挂职锻炼支持。省财政加大了对文学事业的资金扶持。省发改委将陕西文学馆列入了全省重大建设的前期项目。省人社厅支持出台了文学创作专业职称评审条件试行。先后召开改革开放与路遥创作道路研讨会、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座谈会、陈忠实作品研讨会、红柯作品研讨会等高规格的文学创造研讨会。进一步凝聚文学发展的共识，大力开展深抓主题实践，加大了采风采访力度，推动出精品、出人才，仅去年发表作品800余篇部，获得荣誉及奖项40余次，文学陕军在全国影响力持续强劲，积极策划出版了《藏功记》《西迁人》《第一书记扶贫手记》《精耕记》《绿满秦巴》《脱贫英雄》等，《山本》《主角》等领先入选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白鹿原》《浮躁》《人生》《平凡的世界》《秦腔》等分别入选全国知名榜单，《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柳青》《黄土高天》《初婚》《西京故事》等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电视剧、话剧获得成功。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彰显了作协干部的精气神。加强制度建设，出台推动“文学陕军再进军”工程的实施方案，建立推动文学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新时代陕西文学高质量发展。 柳青的创作精神是陕西文学前进的旗帜，作家的学习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文化建设，特别是2015年2月来陕西视察时强调指出，扎实加强文化建设，要鼓励文化工作者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好的精神食粮。柳青等陕西老一辈作家坚持文学创作始终同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伟大实践紧密相连，与人类美好的事业息息相关，和广大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处处体现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展现了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新史诗的担当情怀，是新时代陕西文学前进的旗帜，陕西作家学习的标杆。 不忘初心使命，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柳青从一个贫苦的孩子有幸入校读书，成为文学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的战火中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人民的作家。柳青的文学道路受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受到中外文学的影响，得到巴金等老一辈作家的鼓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柳青始终不忘初心使命，始终对人民怀有赤子之情，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甘当人民的学生，保持人民作家的本色。柳青创作的《创业史》《种谷记》《铜墙铁壁》等长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题材讴歌时代、讴歌人民的心血之作，与时代同步伐，反映时代最强音，创作之树常青。柳青的创作始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他都是积极工作、勇于实践、忘我创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成绩，发挥了文学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写好战争题材的作品，他上过前线，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为了写好农村题材，柳青先后参加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征兵征粮，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研究农村发展问题，学习借鉴国外等农村发展经验，为后来创作《创业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炼成钢，用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柳青是有文学抱负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创作之所以叫创作，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独特的手法，潜心研究农村发展和从事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一直是他的心愿，柳青认为身处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生活环境中，是一个作家最佳的选择，要遵循艺术规律，体现艺术的本质，必须深入生活当中，接触生活的矛盾，才能真正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情感、把握人物的心理活动。为了把参加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写成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柳青回到了陕西安家落户。这不是一时的冲动，他要趁自己还跑得动，先写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否则会后悔的。1952年，柳青向组织申请，离开时任《中国青年报》的文艺副刊主编岗位，带着全家从北京回到陕西，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他先后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又辞去副书记职务，落户皇甫村，在这里同农村群众一起生活工作长达14年，呕心沥血，用生命写作，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成为文学经典，影响长盛不衰，为当代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提高政治站位，让柳青创作精神放出时代光彩。 柳青等老一辈陕西作家，无论是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方兴未艾的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都能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今天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广大陕西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坚持守正创新，在学习宣传贯彻柳青创作精神上取得新突破。省作协要大力学习、宣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省委书记胡和平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好敬泽副主席、一兵部长的讲话要求，发挥柳青故居、柳青作家村、柳青传记、柳青年谱、柳青话剧、柳青电影等资源的作用，营造浓厚的宣传学习氛围，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实质，弘扬柳青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推动陕西文学创作不断向高峰迈进，使我们的作家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动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取得新的辉煌。认真总结陕西作家开展深抓工作的经验，落实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作家挂职锻炼的政策，实施省作协关于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举措，组织作家到省作协挂职锻炼。同时在生产一线建立一批作家创作基地，形成创作与现实的直通车，让更多的作家融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汲取时代精华，谱写伟大时代新史诗。 二是实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三年创作计划。在推动文学陕军再进军上取得新突破，坚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从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寻找创作的主题，汲取创作的灵感，表现生活的底蕴，反映时代的气息，讴歌时代的风采，大力弘扬柳青创作精神，把加强现实主义题材作为重中之重，围绕创作主题安排深抓工作，提高文学创作的组织化程度，采取定主题、定作家、定项目的办法，组织骨干作家围绕陕西追赶超越、五个扎实、三个经济、五新战略任务、三大攻坚战、“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建功立业新时代等重大主题开展创作，形成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机制，推动创作不断向高峰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 三是以评选柳青文学奖为抓手，在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坚持柳青文学奖作为政府文学奖的定位，用评奖立标杆，引导广大作家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定文化自信，加快走出去步伐，讲好中国故事、陕西故事，彰显新形象，树立柳青文学奖的品牌，鼓励体现新时代要求，体现深抓精神，鼓励体现“四个讴歌”的作品，鼓励用心、用情、用功创作，鼓励向大师学习，向经典看齐，克服浮躁，精益求精，搞好文艺评奖改革、树立正确的评奖导向，健全科学严密的评奖机制，确保评奖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借这次会议为东风，不忘文学初心，牢记文学使命，坚持新时代的要求，不断创作讴歌时代的作品，在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上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扎实推进文学陕军再进军，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时代我们向柳青学习什么 何向阳 学习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我们学习柳青不能忽略柳青作为一个作家深厚的理论功底，只要读一读他的《美学笔记》和《20年的信仰和体会》就会知道他一以贯之的创作思想。《美学笔记》中柳青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任何真正的作家，他的世界观、艺术观都不可能是外在的，就好像摆在他书架上那些哲学书籍、政治书籍和文学书籍一样，如果说书架上的世界观、艺术观和作家精神上的世界观、艺术观发生矛盾的话，在生活创作中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后者，而绝不可能是前者，这是对生活的虔诚和礼敬。的确，艺术创作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取决于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深度把握。柳青这样说：如果小说面对的题材包括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各阶级人物心理特征的丰富性，那么作者就要用艺术描写的密度和强度来展开作品的巨大幅度，绝不能靠出现的人物多和故事过程长来体现。作品布局上的缺陷归根到底表现出作家对题材缺乏深刻理解、对主题思想把握不定，这从根本上降低了作品的质量，任何素描高手和修辞专家都不可能用细节描写的雕虫小技来补救总意图的浮点，这个总意图指的就是作家总体的世界观，柳青说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是历史时期先进时代精神的反映者，如何做好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者，柳青的答案是——谁是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最终取决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柳青的理论中没有一句空泛之语，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切领会与深度消化，决定了《创业史》虽然只写出了他计划中的1/3，却足以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的巨变和中国农民站起来的这种史诗性的气度和总体性的建构，成就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作。从《20年的信仰和体会》中我们可以领会到，相对于一个杰出的当代作家而言，柳青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他个人创作中始终占有不可或缺的指导地位，所以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高度不仅要看知识体系、文化结构、艺术手法等方面，更主要的是他的创作中是否能够显示出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作家对于世界的观察方法、解说方法、表达方法的出处和来源，决定了他的作品最终呈现的样貌和境界，这个世界观是有决定意义的，是创作的最先一公里。 学习他坚定的制度自信。身为作家，柳青从不讳言他对时代进步的积极关注，岂止不讳言，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写作观时，他始终不遗余力、旗帜鲜明，他多次谈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在1978年的一次与业余作者的谈话中，他谈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号召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还明确地说到《创业史》，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为写这个制度而诞生，这种源于制度的文化自信使他的作品不仅有血肉、有温度，而且有底气、有精度。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越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间节点回望历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初期中国乡村变化的忠实记录者柳青，他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规范弥足珍贵的路径，同时也创造性地贡献了一个作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早期构想，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柳青是一位党员作家，从《种谷记》到《铜墙铁壁》再到《创业史》，他都自觉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政策的立场从事写作，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但柳青的可贵在于他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空泛的标语广告，而是以一种坚实的、朴素的、诚恳的现实主义书写和具体可感的人物细节艺术呈现，去完成一部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与他的创作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今天柳青的文学，已经超越了地域，而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地位的，正是他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者及其愿景的诚恳地书写，这种书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学习他朴素的人民情怀。柳青以小说传世，散文不多，1972年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这个散文最早写于1955年，给了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并转给了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这个原件后来没有找到，柳青病重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个事情，原因是陕北老家来探亲的亲属和亲友谈起连年干旱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的艰苦状况。柳青的散文中有一句我听了于心不安，这篇散文写了陕北气候的干旱，水利受限、地形零碎、机械受限，在命脉出入均呈劣势不易农业生产的背景下，柳青大胆提出了苹果产区计划，谈及了土壤的潮湿度、虫卵不能过冬、通风透光等方面，还搬出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关于当地日照温差、糖分积累等一系列学说，来谈陕北作为苹果产区相对于渤海胶东半岛、辽东半岛、辽西这些苹果产区的优势，并联系到植树养蚕、种粮、种菜、植草等，他几乎贡献了一个关于陕北经营土地最理想的方案，直到现在我都很难设想出写《创业史》这样一部大作品的作家，他在这样一段工作中事无巨细，他将陕北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这样的苹果产区做对比，以这样一个视野来谈陕北。所以他从18世纪的英国说起，勾画农业结构变化之后的延安、绥德、榆林三城市的工业图景，他说水电站要修三五个，铁路要修最重要的一两条线，与华北和关中相通，再修两条线，这些是完全超越了一个作家的领域的。 所以他文章最后写了一句：使得这个富饶地区的经济得以尽可能充分的发展，和这个地区光荣的革命历史相辉映。最后一句有一种叫人动容的风骨。今天陕北的苹果果实丰硕，西安延安之间的铁路早已修通，这篇短文因为在文学史上无法和《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肩，即使放在柳青的散文里，研究者也认为他没有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的影响广泛深远，甚至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它都算不上一篇美文，但是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深入了解柳青的通道，柳青能够写出《创业史》，不仅在于他切实地参与了农村发展的历史，也不仅在于他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还在于他对农民能够富起来的真心的关注，在于一个出身贫苦乡村的作家可贵的于心不安，这个于心不安是我们今天研究柳青非常重要的线索，抓住这个线索我们才能理解从王嘉明身上衍生出来的梁生宝，也才能够知道梁生宝和柳青他们之间的心心相印。 同是作家的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曾说，柳青是这样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民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自己的歌喉，他殚精竭虑地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地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的确，作家笔下的柳青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和他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农村生活的力争精细，同时也在总体上体现了史诗式的宏大宏伟。这种对于时代与艺术实实在在的真诚的热爱，成就了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同时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工作者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今天在柳青曾经扎扎实实生活过14年的土地上，我想说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和大家一起共同领受这份精神馈赠。 从田野获取第一手资料 陈 彦 柳青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公职人员。他的田野调查，是以作家为视角，同时又兼顾着国家工作人员的使命，自然比那时叫工作组的人做得深入、细致、长久，并且一待就是14年。他是真的在研究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是自觉自愿、带着感情和心去研究，而不是遵从一种指令，完成某种任务。自觉自愿和接受指派指令去做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柳青在皇甫的14年驻扎，就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多重价值考量。 首先，柳青是置身其中，不以高明、智者和“外星人”的身份驾临大地，用已准备好的“高端”探测器、扫描仪、过滤镜进行工作。择其需要，去其“繁杂”，最终获取的生命标本，与自己出发前已形成的判断大同小异。不过是更进一步验证了自己预判的高明准确而已。这种深入生活与田野调查是毫无意义的，常常会让一个作家走入人人都会走的重复路径而不知。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这种调研也是有害无益的，起码没有给国家提供有正确判断价值的依据。柳青田野调查的真实性，也许在某个历史阶段有预判的局限，但对于久远的历史进程，却提供了那个时段生活标本的真相，让其价值独特。 现今信息爆炸，我们获取任何知识和常识都非常方便。打开搜索引擎，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村镇，都会有资料、图片赫然其上。如果你相信了这些资料，并且直接植入了你的大脑芯片，就会使你的创作越来越同质化。因为当我们真的走进这些地方，才发现，资料和图片的夸张变形度，让你恍若隔世。包括一些先进材料，都是经过了多少双手，反复加工而成。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艺术典型，岂不是叠床架屋的空中楼阁？柳青要是相信这些材料，就不需要到皇甫村去住14年。柳青不超然物外，甘愿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去研究他要塑造的农民，不高冷、不仰观、不俯视，从而为文学，也为更广阔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由此让我想到很多文学艺术界人士，比如费孝通，几乎是穷其一生对他出生的江村、以及更大范围的中国社会的调查实证。80多岁依然在下沉，努力往社会最底部沉潜。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先后15年对中国土木建筑的田野调查，发现了赵州桥和应县木塔这样被掩埋的历史建筑明珠。司马迁为写历史著作，也要到诸多古战场、古遗址进行考察核实。音乐家王洛宾，如果没有一头扎进青海、新疆的大半生游吟，也就不可能成为“民歌大王”。陕西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路遥对陕北的坚守；陈忠实对关中以及白鹿原的深层勘探；贾平凹对商州土地的一再回眸；以及画家刘文西对陕北的深情眷顾；还有赵季平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24年对秦腔的根性挖掘与继承，都充分说明了自然、民间、田野第一手资料，对于文学艺术家创作的极端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柳青为陕西文学艺术创作者带了一个好头。这个风范引领作用，已经从几代文艺家身上，看到十分显著的成效。 我虽然无缘面见柳青，但从许多文学艺术前辈的行为谈吐中，深深感受到柳青对他们的影响。陈忠实生前几次谈到柳青，或在座谈会、或在饭桌上，甚至在看完戏的舞台上，都抒发过对柳青发自肺腑的感激与敬重之情，给我印象很深。刘文西虽是画家，但每谈文艺创作，必涉柳青，都是赞赏有加。让我在这方面的生命记忆，不断重复叠加着。去年，我专门又重读了《创业史》，还看了他女儿刘可风写的《柳青传》，除感受到柳青对这片土地的赤诚与热血奔涌外，也感受到了他对国家、人民，以及文学与个人命运的深切思考。从他创造的形象与创作以外的思考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独特生命样貌的作家的灵魂厚重与境界辽阔。 任何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都会天然地带着历史的影子。这种影子，甚至可以久远到老庄、孔孟、司马迁、陶渊明。你不承认，他也在你的作品里面沉淀镶嵌着。而离我们很近的柳青，对陕西作家艺术家的影响，自然更是渗透到了血液中。尤其是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已经成为陕西得天独厚的资源，滋养着陕西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我本人的创作，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柳青的影响，但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一种规律的例外。我们如此看重对一口深井的勘探，或多或少，就是接过了他的精神衣钵在前行。柳青的亭亭净植、独守皇甫，这是很高的境界。虽不能至，但我们应该心向往之。 人民情怀：柳青为文为人的内核 白 烨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柳青之后，柳青越来越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我在参与策划中国社科院和《人民日报》合办的“文艺观象”专栏时，做过几辑有关现实主义讨论，都涉及到了柳青，还专门做过一期“柳青专辑”。这些年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文学40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文学历程时，无论是说到经典，还是谈到经验，都会谈到柳青与现实主义、柳青的经验及影响。我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经典是怎样“炼”成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陕西经验》》和《“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等文章。在做这些工作和写这些文章过程中，我体会到当代陕西文学既是高峰耸立的，陕西从古到今的文学资源也是丰厚无比和得天独厚的。还有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拥有柳青这样独一无二的创作典范、作家样板。我们读他的作品，研究他的创作，包括实地参观他的墓地，参观他的文学馆，感受会更为强烈，体会也会特别深刻。可以说，他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尤其是他落户皇甫村的14年，把一个作家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做到了极致。拥有柳青这样的乡党前辈和文学典型，我觉得对于陕西的文学人而言，真是很幸福、很幸运，所以我们就更有理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使陕西的文学再续辉煌。我们需要认真寻索和深入思考，找差距，更要汲取动力。柳青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高，这对我们既是一个高水准的目标，更是一种感召性的引导。这对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人来说，也提出了一个无比光荣的任务，那就是面对这样出自陕西又独步一时的经典与经验，我们如何阐释好，如何解读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第一，从整个柳青的创作和人生来看，确实是贯注了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去分析和理解，但主要核心是柳青的现实主义精神。柳青是当代作家中，最严谨又最典型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写作的。《创业史》里的主干故事与骨干情节，都是“细节化”程度上的真实表现与生动描写，作品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各色人物形象，神情毕肖、栩栩如生，都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是作品里深深蕴含着的为农民书写、为农民造形、为农民请命的农民情结和人民情怀，更是充分体现出柳青对人的处境与命运忧深思远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柳青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写作方法上的文学精神，是方法和精神内在融合的产物，这种文学精神对于后辈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有些人受到影响可能并不直接，但是他的创作所富有的接地性与亲民性，作品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精神，一定会在无形中产生一定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观察柳青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和他的充沛而深厚的人民情怀联系起来，人民情怀是柳青现实主义的内核。他为了人民写作，写作为了人民，人民贯穿于他创作与人生的始终。《创业史》的责任编辑王维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到，他知道《创业史》已经完成，但柳青却不断修改，就是不交稿，他就一催再催，柳青回答他说：“人民的作家，不能把自己的草稿交给人民的出版社”。这句话随口而出，却体现了柳青对于自己清醒而自觉的自我认知，那就是“人民的作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系于人民，这在柳青那里，是何其必然、何其当然、何其自然。在我看来，这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最为到位的诠释。在这一点上，他是启引作家和引领我们的当之无愧的典范。 第二，柳青落户皇甫村14年，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创业史》，但他下去落户不仅仅是为了写作和文学。柳青下到皇甫村之后，一方面接触群众，深入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又帮助群众，推动生活，与人民一道前进。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了“农民”中的一员，成为皇甫村生产与建设的参与者，前进与发展的推动者。从创办合作社开始，柳青就投身其中，做了很多思想方面的开导与引导工作，帮助解决种种疑难问题；在生产劳动方面，他也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现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把柳青落户皇甫村14年，仅仅看成是作家为了创作的“深入生活”，为了写出《创业史》的“扎根人民”，如果那样看待，我觉得不符合柳青落户皇甫村14年的实情，而且感觉上比较功利。柳青的下乡落户，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是绝对非功利的，他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为旨归的，写作为人民、生活为人民。他在皇甫村的14年，除了写作《创业史》，还写了一些非文学的东西，如《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柳青心里所想的，实际在做的，是怎样改变这个地方的面貌，既让这块土地改颜换貌，也让人民群众改变精神面貌。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写作《创业史》的同时，在做的这样一些事情，越出了创作，超出了文学，但都归结到了“人民”，包括当年将《创业史》稿费16000多元全部捐给皇甫乡，正是在他看来，《创业史》的成书源自于人民，《创业史》的收入当然要回归人民。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柳青“身入、情入、心入”生动而鲜活的例证。因为“打成一片”和“融为一体”，所以他才能在看报纸和听广播时，准确判断出上边的政策与做法农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他自己已经完全是农民的立场，农民的情感了。所以，扎根皇甫14年，柳青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个地方名字叫皇甫，实际上是“人民”。 第三，需要更为内在地理解和深入地把握《创业史》的精髓。《创业史》在今天的文学研究领域里，仍然被一些人所不看重，或者还有一些质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作品写了合作化运动，而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过时，这个作品似乎也已过时。柳青写《创业史》的初衷，是见证“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层人物，来观察各色人等“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的过程”。因此，这部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写出了全国解放之后一个新的社会降临、一个新的制度来了以后，千年以来的自然状态的农民碰到的一个新鲜事物，面临一个巨大转变，他们心理的反应与接受的过程。以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与建立，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动，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这当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长期的，甚至是艰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传统观念深厚的农民来说。《创业史》正是深入到农民的心理世界，写了不同层次的农民的心理反应与接受过程，如先进人物是怎么反应的，中间状态的人们是如何表现的，落后状态的人们是怎样感受的，还有一些顽固分子是怎么应对的，他写活了也写透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心理的反应状态与接受过程。因为他格外了解农民，所以他形象地写出了民愿、民意与民情，直抵人心，使这部作品成为那个时期农民与农村发展变化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心史实录与精神留存，这也使它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更经典的价值，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敬重，去解读。我觉得柳青能做到对那个时代局限的坚定超越，扎根人民、依靠农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柳青得病以后一直好不起来，皇甫村的老支书董廷之深情地说，希望他身体很快好起来，继续他的小说写作，因为“他写的跟别人写的不一样，别人写不出他那样的”。这话虽是一个农民读者的看法，却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代表的是作品主人公的评价，高度肯定了柳青创作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独特性。这个非属文学评论专家的看法，值得我们充分予以敬重。 柳青其人其文值得我们评说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像柳青那样把一家人带到农村落户14年，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到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努力效仿，那就是把文学之根扎在生活之中，把创作之根植在人民之中，把人民生活当作创作的活水源泉，把推动人民前进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 像柳青一样吃透生活 袁新文 作为20世纪具有标识性的作家，柳青留给我们很多财富。他的作品、情怀、人格、精神，都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在今天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专家学者对此有很多论述，作家评论家也有精彩的观点，让我获益匪浅。我想要表达的是，在当下，我们应当怎样弘扬柳青创作精神，像柳青一样吃透生活，进而繁荣文艺创作，破解“精品焦虑”，多出《创业史》这样的精品力作。 近年来，文艺创作的势头令人欣慰。统计表和成绩单看上去很有亮点。以网络文学为例，列举几个数字：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4.3亿，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达到2442万部，较2017年新增795万部，国内主要网络文学网站的驻站创作者已达到1755万人，较去年新增355万人，其中签约作者61万人。目前网络文学作品日更新字数大约两亿字，相当于每天创作250部《红楼梦》。数量之大，令人惊叹。可是，这些文字、这些作品，有多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多少走进了受众的心里？又有多少影响了读者的心灵？ 毋庸讳言，有些作家艺术家在功利思想的驱使下，为了挣“快钱”，为了当“网红”，说白了就是为了名和利，不辞辛劳地炮制所谓的艺术作品，把自己变成了创作流水线上的机器，没有生活积累就编，没有源头活水就造。他们也许不缺少才华，但他们缺少拥抱生活、敬畏生活，在生活中打一口深井的真诚态度。《人民日报》刊载一位作家的话说得好：文艺大家在哪里，经典作品在哪里，与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何时出现，正在成为整个文艺界乃至整个民族的期盼和焦虑。 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唤精品力作，期盼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作品。但是，为什么创作水平、作品质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缺少生活的源头活水恐怕是症结所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如果常年甚至多年不深入生活，或者只是在网上生活，靠拍脑袋、捻胡子甚至揪头发来编造故事、编造情节，怎么能够创作出经典之作？正如一位著名编剧所说，我们现在都在开着情节的列车狂奔，但人物还留在始发站。每年拍摄一万多集电视剧，但是留不住人物形象，是个问题。 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作家柳青不仅在皇甫村深入生活，一住就是14年，而且是身入心入情入；他不仅以农民的身份去体验生活感知生活，而且用作家的头脑研究生活剖析生活。他常说，“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1960年8月10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指出，“作家应该一手拿望远镜，一手拿显微镜”，形象地说明用客观理性的态度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还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干预生活。看到农民的耕牛生病死亡，他为农民编写《耕畜饲养三字经》，被农民广为传颂；他调研陕北的土壤特质，撰写《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去世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正是因为他主张而且践行“要想写作，先要生活”的创作理念，正是因为他用心用情用功吃透了生活，他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做到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把柳青当作一面镜子，你会发现，当今现实中稀缺的，正是柳青精神内涵中富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期盼《创业史》这样的精品力作，也呼唤创作《创业史》的原动力——柳青创作精神，呼唤作家艺术家像柳青一样，用心用情用功去吃透生活！ 人民作家柳青 邓 凯 昨天傍晚来西安，飞机一进入关中平原上空，一团一团的云雾就来接机了，明知道下面就是八百里秦川，可就是云遮雾绕，难见真容。这让我想起一种类似的情形——当一位作家置身于国家、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洪流中，他需要面对许多全新的、充满未知的重大时代命题，难免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怎样腾云驾雾，如何拨云见日，如何敏锐地捕捉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矛盾，并用恰当的方式在作品中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巨大的障碍。但是，柳青做到了。 很少有一部现当代文学作品能像《创业史》一样，引起半个多世纪绵绵不绝的回响。文坛争阅《创业史》，春风到处说柳青。文学界、批评界、影视界、舞台艺术表演，柳青已然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自述《我的文学情缘》中回忆说：“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柳青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民的作家，是共和国最早的自觉地、全身心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讲述中国人民故事的杰出代表，是将个人的艺术雄心与艺术家的使命担当完美融合的杰出代表，是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探求文学创作规律与文以载道相映成趣的杰出代表，是人格魅力与文学魅力相得益彰的杰出代表。他的身上集纳了作家和艺术家绝大多数的优秀品质。他的作品，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和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真正做到了马克思所说的“美学与历史的统一”。 想象着60年前，柳青在皇甫村创作的情景。悠悠终南山，莽莽神禾塬。无数个夜晚，在虫鸣狗吠声中，在昏暗的灯光下，柳青把他烂熟的故事情节，把他倾注了浓浓情意的主人公们，从他脑海里，从他心中请出来，请到稿纸上，跟他们拉话。稿纸那么粗糙，方格如此逼仄，但柳青头顶苍天，脚踏厚土，他在人民之间，和人民一道前进，他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笔下有情。 今天，我们学习柳青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为人和为文的高度自律。他始终认为：“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写英雄，首先要学习英雄。我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在任何历史时期包括“文革”时期，他对自身的严苛要求，对文学的初心，都让人肃然起敬。 今天，我们学习柳青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他说：“杰出的作家和诗人是一定历史时期先进时代精神的反映者，是最大多数群众革命感情的表现者”。柳青最反感人说他是去“体验生活”的。他说我是亲自参加生活的，14年扎根皇甫村的经历证明，他就在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学习柳青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以民为本，为民解困，对人民群众真诚的无私的爱和不计回报的付出。他十分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亲力亲为参与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他最反对站在旁边指手画脚地当评论家。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领人打井时，柳青天天去看，群众都说：“柳书记为咱老百姓的事把心都操扎了。”《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16065元，他一分也不留，全部捐给公社；在皇甫村，有人问柳青： “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 “凡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 今天，我们学习柳青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展示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的文学志向和艺术担当，他直面中国农村社会变革，以“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的胸怀和气度，以“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的眼光和担当，作整体性关注、整体性介入，整体性呈现。 今天，我们学习柳青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将来。柳青的案头、床头和手头，放满了《红楼梦》《三国演义》、鲁迅著作、《母亲》《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等中外经典作品，他既海纳百川，又能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柳青的朋友董墨说：“柳青写得很慢，每天只写一张稿纸，有时还写不满一张。我曾问过他，不能写得再快些吗？他笑笑，说：“不行嘛！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出抠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柳青就是以这种“一个字一个字往出抠”的艰苦劳动，为中国文学长廊，奉献了一批具有恒久价值的人物形象。 今天上午去柳青墓园拜谒这位文学前辈，他已经和他深爱的土地融为一体，他已经在神禾塬上守望了40多年，他说：“我要在神禾塬上，看着皇甫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应该为今天的巨变感到欣慰。他虽然去世40多年了，但他一直在我们中间，在《创业史》的行间字里，依然洋溢着他的温度和气息。他就像文学长征路上那个高擎火炬的人，用真诚的目光和毅然决然的姿势，鼓舞着无数后来者。路遥、陈忠实，还有给予我们信心的贾平凹，陈彦，还有陕西青年作家协会的大批生力军。陕西作为中国的文学重镇，来之不易，也名不虚传。 在柳青墓园，我想起高尔基说契诃夫的一句话：我觉得，在契诃夫面前，大家都感到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属于自己。 柳青是陕西的，更是中国的；柳青标注了陕西文学的高度，更标注了中国文学的高度。文学是有力的，是温暖的，是能够为人类指出向上向善的精神路径的。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柳青，需要提炼并弘扬柳青的精神。 扎根人民生活，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共同体 段建军 柳青是一位有着坚定的扎根意识和明确的共同体观念的作家。他寻找生活根据地，在根据地里扎根，了解根据地中人民的感觉、情感和愿望，目的是要和那里的人民群众建立情感共同体，思想共同体，为人民共同体打造精神家园。并以此为基础，和天下所有与根据地人民有着共同境遇的人民进行同谋共感。他深知，作品都是为人民创作，让人民阅读，在人民的欣赏活动中实现艺术价值的。离开了人民的阅读欣赏，文本就变成了作者的自言自语，没有任何的价值与意义。作品要被人民阅读欣赏，作家必须懂得人民，深入人民生活实践，体验人民的实际人生，与人民形成感觉相通、理想相近的生活共同体。进而，站在艺术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审美创造和加工，为人民建构一个既能满足他们审美需要，又能激发他们审美理想的艺术世界，让读写双方在此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 扎根群众之中，为审美共同体奠基。柳青终生奉行“要想写作，就先生活”的原则。他认为，写作既是作家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与读者进行的一种对话活动。任何生活都是在人群中，而最广大的人群就是劳动人民。作品想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影响，作家必须了解人民的感受、要求和愿望。必须懂得人民的话语规则、阅读水平和审美理想。这就要求作家深入扎根到人民的生活之中，与他们结成感同身受的生活共同体，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他说：“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这是文学工作者的基础，如果拿经济事业和文学事业比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基本建设。”为了搞好这项基本建设，作家必须在自己选定的读者群体中给自己建立一个根据地，在根据地里扎根，与根据地的人民（未来作品的读者）建立一种感同身受的关系，从中摄取和消化自身缺少的人生经历及艺术营养，丰富和壮大自己的生命感以及艺术感。中国当代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作家只有把根据地建立在人民群众生活栖息的地方，才能深入地亲历人民大众生活现实，体验人民大众生活苦乐，感悟人民大众生存需求。才能真正做到不仅通过作家自己的思维，而且通过全身心的感觉，捕捉到人民生活的丰富内涵、纯真本质和独特形式。才能塑造出鲜活的人民形象，传达出本真的人民声音，为在人民中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积蓄丰厚的创作资本。 研读中外名著，提升自身审美素养。作家的初心是创作有温度有价值的作品，他深入生活的目的是要用自己的艺术来介入并丰富人民生活，并在艺术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因此，必须向前辈艺术家学习，与艺术大师们构建一个艺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培养自己的艺术感觉，敏锐自己的艺术眼光，开阔自己的艺术心胸。这就要求作家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把自己从生活实践中抽身出来，从对生活世界的依赖关系中剥离出来，让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艺术主体。这样，既为自己从容地观照、剖析、玩味生活世界创造空间，又为自己自由地建构诗意的对象世界夯实基础。作家每天从生活世界抽身，置身艺术世界，接受中外名著的熏陶和滋养，让自己牢记审美地把握和改造世界的使命。柳青认为，带着艺术创造初心深入人民生活的作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另一方面又和中外名著保持联系。与中外名著保持联系就是通过学习前辈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与前辈艺术大师形成审美共同体。为人民创作的作家，只有通过学习前辈作家的眼光、技巧、艺术境界，与前辈艺术家建构一个审美共同体，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在人民中创造出新的更高的审美需求。柳青为此反复研究曹雪芹、施耐庵以及肖洛霍夫、海明威等中外优秀作家的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通过在艺术共同体中与前辈艺术家对话交流，把自己由世俗的人熏染成一个艺术的人，一个审美的创造者。从而与前辈作家在艺术共同体中对话和竞争，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提升人民的审美鉴赏能力。 探索创新方式，建构人民满意的审美共同体。柳青虽然不是形式主义者，但他推崇创新，倡导创造。他认为新的创作方法对于激发读者的阅读欣赏兴趣，满足读者的阅读欣赏乐趣，进而建构读写审美共同体，非常重要。他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独创性——从形式到内容。”柳青从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不断向生活学习，向前辈作家学习，到写《创业史》的时候，逐渐摸索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方法，他称之为“演小说”的方法，即从作品主人公的角度，看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让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都打上主人公感觉的烙印，染上主人公情感的色彩。他认为这种“演小说”的方法优于传统的“说小说”的方法。说小说的方法，让作者自己站出来进行叙述，把小说变成作者的独白，因此不是好方法。 柳青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明白，不论哪一种小说，都是作家将生活加工提炼改造升华而成的艺术品。他说，“从生活到艺术，必须经过作家思想感情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必经之路。感觉是这个孔道的第一座门。事物必须经过作家的五官感觉和精神感觉，进入作家的思想感情的孔道。思维是这个孔道的第二座门。事物必须经过作家的思维（分析，批判），出于作家思想感情的孔道，而变成了艺术品。”文学作品是作家本人的创造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必须把作品变成自己的独白。艺术创造有它自身的规律。小说不是对人物所经历的事件经过的报道，而是以人物心理的、思想的和行为的活动表现人的命运的艺术。在表现人物的遭际和命运时，是从人物的角度来表现，还是从作者的角度来叙述，柳青认为，这有一个主位和宾位的分别。以作者为主位来叙述人物的身份和遭遇，人物占据宾位，作者喧宾夺主，把小说变成了作者的自我表演。“以人物为主位，字里行间渗透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绪，这就叫表现，而不是叙述。恩格斯所说的：作者越隐蔽越好，实际就说的这个意思，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喜剧、电影里叫演，演电影，演戏。作家要演小说，不能说小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