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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与文化自信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作家网 杨靖 参加讨论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对着哈佛学院全体荣誉毕业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这篇演讲,尽管后来被霍姆斯誉为“我们思想史上的独立宣言”,其实在当时效果并不理想——他的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对着哈佛学院全体荣誉毕业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这篇演讲,尽管后来被霍姆斯誉为“我们思想史上的独立宣言”,其实在当时效果并不理想——他的友人梭罗甚至都记不起自己是否聆听了这场演讲。但若干年以后,爱默生的另一位朋友洛威尔却以这样诗化的语言颂扬了它的历史功绩:“清教徒的反抗使我们在教会上独立了,(独立)革命使我们在政治上独立了;但我们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受到英国思潮的牵制,直到爱默生割断这根巨缆,而让我们在碧海的险恶和荣耀间驰骋。”
    爱默生出生于牧师世家,毕业于哈佛神学院。后舍弃教职,以演讲、著述为生。他精研包括中国儒教在内的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锻铸出新型的美利坚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被誉为“美国的孔子”、“康科德圣人”。他所倡导的超验主义哲学在思想方面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理论精髓,在宗教方面反对日益僵化保守的加尔文教,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轻物质,重精神”,强调社会改进与个人道德完善的有机结合。这一场鼎盛时期不过一二十年的哲学思潮将人从中古以来的神学桎梏以及一切威权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转而将目光投向或专注于当下的世俗生活,对美国国民性的影响至为深远——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依尔在近著《爱默生传》里宣称:爱默生与他的学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世俗宗教。而爱默生本人,也堪称美国精神的完美化身。
    在演讲一开始,爱默生便不无自豪地预言“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处在这样的变革时期,美国学者自然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时代要求他们必须抛弃以往的陈旧观念,去发现一条新路,使得美国这个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独立,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有崭新的面貌,塑造出美国的国民性。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学者,这些“思想着的人”,就必须善于学习。而首要的对象,即在于向大自然学习,了解“大自然之于人类心灵的影响”,因为“大自然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它从各个方面印证心灵的问题”。针对伴随经济迅猛发展而出现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爱默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因劳累过度或人情险恶而导致身心残破的人来说,大自然如同一剂良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很显然,爱默生坚信只有在大自然那种永恒的肃穆宁静之中,人才能见出自身的渺小,才能重新发现自己,找回自己。
    除了大自然,作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承者,爱默生也没有忽略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第二条对于学者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他说,“就是以往人类的思想”。无论其为文学、艺术或宪章、制度,而其中历史影响最大﹑最好的一种,无疑是书籍——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的本意是崇高的”,照爱默生的说法,“因为世界进入他心灵时是生活,出来时却成了真理”。因此作为真理载体的书籍自然是崇高而值得敬畏的。事实上,不仅是真理,人们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最优秀的书籍——如英国大诗人乔叟、马伏尔﹑德莱顿等人的诗作中,获得的那种相互理解与阅读的愉悦也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在对待书籍的问题上,爱默生保持着一位审慎的学者应有的清醒,全然不似对大自然一般一味地推崇。因为,在他看来,这世上有着功能各异、千差万别的书籍,学者必须首先加以甄别,去粗取精,才能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的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而他所指“使用得当”显然是指明智的﹑创造性地使用,不然的话,则如他曾引用的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还宣称,“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了一点:当西塞罗、洛克、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爱默生曾经感慨父母赐给他一副羸弱的身体和敏锐的目光,导致他自己成为生活高明的观察者,却不是同样高明的行动者,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本人成为行动的鼓吹和倡导者。他在《美国学者》中最具创造性的贡献,无疑在于首先提出了“行动”相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尽管它对学者来说可能是次要的,爱默生指出,但它却是必要的能力。因为,“没有行动,他就称不上是个人。没有行动,思想就永远不能发育为真理”。这样一来,行动就成了爱默生所说的“思想的序言”,也正是通过它,“思想才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正因为我生活过,我才获得现有的知识”。爱默生在这里所用的比喻“它(行动)将经验转化为思想,宛如把桑叶变成了锦缎”是他文章中少见的清新自然而意象丰满的比喻之一。他在此处提出的“生活是我们的字典”这一名言也被后人广为引用。
    由此,爱默生对美国学者提出了“自立”的要求。跟同时代思想家如托马斯·卡莱尔一样,他注意到现实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物化与异化,甚至学者也变成了他人思想的应声虫,这显然不是完整的自立的人。而他所倡导的则是学者的特立独行和精神自由——“学者应该是自由的——自由并且勇敢……如果他为了求得心灵平静,有意回避政治或令人烦恼的问题,像鸵鸟一样埋头花丛,苟且地进行科学实验或写诗作赋,那也如同一个胆小的孩子,靠吹口哨来鼓舞自己……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虚饰外表,他就能拥有世界。你所耳闻目睹的种种蒙昧、陋习与蔓延不绝的错误,皆因人们的容忍,以及你的纵容。一旦你把它看成是谎言,这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换而言之,学者只应服从理性的权威,无论理性在它权威的宝座上发布何种指令,他都应倾听并加以宣扬。这是学者的职责,也是学者的自信——无论在何等条件下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学术操守,同时也绝不屈从于任何淫威和诱惑。
    论及爱默生对美国国民性的影响,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即使在他逝世200余年之后,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仍是爱默生式的。与19世纪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爱默生的学说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宇宙——他毕生的信念,就是相信个人的无限潜能——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更为崇高的使命呢?人为何要屈从或依附于外在的价值呢?他的回答是:“人不是在自然里,而是在自身中看到—切都是美好而有价值的。”总之,获得“自立”精神、享有精神自由的人,才会有人格尊严,才真正具有人的价值。当今之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文化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并保持和发扬本土文化的生命力,是当下中国学者需要迫切面对的问题。爱默生的《美国学者》及其“自立”学说,恰好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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