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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茅盾1961年发表《历史和历史剧》一文，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细致梳理、研究了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诸多剧本。他立足史料，厘清了不同作者对原本历史的增删、改写，使读者自然体会到过度修改历史、“以今变古”的荒谬，对当时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其中既体现出茅盾作为思想家的敏感，也显示出他“不趋时”的研究路径。曹禺的《胆剑篇》得到茅盾赞赏，正是因为其在处理历史和虚构问题上掌握了恰当的“分寸”。与当时的多数人不同，茅盾认真研读文本、并在此基础上独立提出和思考问题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茅盾 历史剧 《胆剑篇》 古为今用 历史观 作者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300387）。 20世纪50年代末，短期内出现了大量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作品。[1]茅盾密切关注这一现象，花费近一年时间，做了大量案头研究工作，最终写出了9万余字长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以下简称《历史和历史剧》），分两期发表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5、6期上，并于次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理论长文之一。此前也有论者谈及茅盾对历史剧问题的看法，但多流于空泛，或者认为这“体现了茅盾不俗的史识”，[2]或者认为“没有触碰到问题的本质”，[3]该文猜测20世纪60年代历史剧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双簧戏”，但未给出证明。 都缺乏回到历史现场具体精微的分析，以致定位偏差甚大。茅盾当时身体状况不佳、工作繁忙、时间有限，为何在此问题上花费大量精力？他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行文中又反映出哪些态度趋避？这些问题很少被关注和讨论。本文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心态的背景中，讨论、认识他对“如何书写历史”的看法及意义，回答上述问题。 一 茅盾关注“卧薪尝胆”剧本，事出有因。1949年以来，关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诸多理论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与历史剧创作也经常发生摩擦。1951年《武训传》上映，初期好评如潮，直到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后，[4]评论骤然发生“转向”。文艺界的高层领导周扬，开始也肯定了影片，接着推翻了自己的观点。[5]赵树理在《说说唱唱》一刊中介绍过武训后受到批评，又发表检讨。[6]这说明，当时文艺界对创作中体现的历史观的认识还比较模糊，阶级意识不强。同时，有的作品虽然使用了阶级视角，但用力过猛，在处理现实与历史真实关系的分寸方面失控，同样遭到批评。1951年的《天河配》中，作者让牛郎织女说现代语言，“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7]周扬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部作品，指出不能“为了主观宣传革命的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地杜撰和捏造历史”，“用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观察与描写历史，把古代历史上的人物描写成有现代工人阶级思想，是两回事”。[8]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的讨论，就此进一步开始展开。 20世纪50年代末，历史剧大量涌现，如何使用阶级视角厘定历史人物，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959年，郭沫若接连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认为“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9]翦伯赞持同样观点。[10]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有赞同毛泽东的意图。[11]那么就必须指出曹操等作为“封建统治者”有值得歌颂之处。当时历史学家还是找到了说辞：曹操等人物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人物，在其上升的历史阶段上，在社会发展方向的驱使下，在人民群众的压迫下，其中也往往有些人物做出了一些好事”。[12]虽然能说通，但是很勉强，而给“好事”加上如此多的限定条件，也说明在实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很多掣肘。与此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郭沫若、田汉、吴晗等名家创作的《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海瑞罢官》等历史剧纷纷出现，如烈火烹油，促进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 1960年到1963年，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讨论形成高潮，出现了多篇文章，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单挑”。吴晗是明史专家，又在1961年发表了剧本《海瑞罢官》，[13]因此成为历史和历史剧讨论中的代表人物。他坚持自己历史学家的观点：“剧作家可以无须凭借历史记载，只凭马列主义理论和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可以写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剧来，这也是一种天真的缺乏严肃态度的说法。在我看来，有人一定要这样写，当然无从反对，只是，这种戏和历史实际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以叫什么什么戏，却不能称为历史剧。也要提醒这些先生们一下，历史是不许可捏造的，是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虚构的。”[14]王子野对吴晗的观点并不认可，他明确认为剧作家可以“大胆虚构”：“新历史剧的人物性格要尽量符合历史科学的新的评价，在这方面吴晗同志提出加强历史家与剧作家合作的建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种合作必须明确以剧作家为主，历史家当顾问。因为这是写剧本，不是集体编写历史教科书。”[15]此外，李希凡和朱寨也在具体问题上发生了论争。这次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表面看起来，问题是如何区分历史真实和历史剧虚构之间的界限；实质上，是能不能用现代理论“解释”和“改动”古代人物及事件。历史与历史剧问题存在一个悖论：坚持历史真实性优先，那么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框架就很可能不会有突破，不符合重新叙述历史的要求；而坚持以新的角度看待历史，则必然需要新的、不被以往历史记录的细节来做填充。更重要的是，“古为今用”本身带着借历史来佐证今天的任务，所以暗含着“削足适履”的可能性甚至正当性，这才是问题产生的深层缘由。 可以说，在茅盾1961年末发表《历史和历史剧》时，该问题的讨论正如火如荼。关于写作缘起，他在文中说：“我的企图本来打算就‘前人怎样、为什么改动历史’这个问题来探讨两个问题：一、历史剧古为今用的问题，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统一的问题。”[16]茅盾希望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梳理和总结，站在理论的高度解决当前的问题。这种思路是符合茅盾当时的身份和心态的，而且他刚通过《夜读偶记》回答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算是轻车熟路。[17]茅盾的文章虽不能说一锤定音，但他的态度无疑是明朗的，就是反对随意改写历史：“历史剧不等于历史书，因而历史剧中一切的人和事不一定都要有牢靠的历史根据，——也就是说，可以采用不见于正史（姑且采用大家对这术语的理解）的传说、异说，乃至凭想象来虚构一些人和事；在这里，可以有一些真人假（相像）事，假人真事（即真有此事，但张冠故意李戴，把此真事装在想象的人物身上），乃至假人假事（两者都是想象出来的）。其所以需要这些虚构的人和事，目的在于增强作品的艺术性。但是，在运用如此这般的方法以增加作品的艺术性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即不损害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可以清楚看出，茅盾意图将“历史书写”置于“技术”层面，“真”“假”结合，即可解决问题。但是，当时的问题恰在这里：不是艺术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冲突，而是必须转换思考问题的框架。如果用阶级的视角来看问题，历史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而这才被认为是“本质的真实”。这一点茅盾其实已经意识到，但有所回避，因此他对这篇长文并不是很满意，自称“流水账式的漫谈，疏漏殊多，而文章结构亦颇不谨严，原来的企图，未能完成什一”。[18]这也不完全是谦虚之语，不是茅盾研究不深入，而是他不能同意盛行一时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说法，但又不宜从理论源头予以阐发。[19]因此，在《历史和历史剧》中，茅盾采取了“解剖麻雀”的方式，通过对“卧薪尝胆”剧本的梳理，使读者能够清楚认识、领会到问题的实质。这是茅盾当时惯用的方法，1963年他在给邵荃麟的信中提到另一篇文章时说：“不集中在一段讲，而是分散在各段，以画龙点睛的方式点它一下。只要不是太粗心或水平太低的读者，读了拙文以后，自然会自己得出结论”。[20]这既体现出茅盾作为思想家的敏感，也显示出他不趋时、重材料的研究路径。 二 在《历史和历史剧》之前，茅盾对书写历史问题早已有相当丰厚的经验积累。1930年，茅盾就写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篇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的第8、9、10号。三篇都取材于历史，但茅盾对其做了小说化处理。在不改变《水浒》和大泽乡起义叙述框架的状况下，茅盾将心理分析等方法带入作品，开掘出了人物和事件的更多可能性。《石碣》的结构甚为大胆，主要由金大坚和萧让的对话组成，带有强烈心理分析意味。《豹子头林冲》从身世上对林冲进行了重构：“像老牛一般辛苦了一世的父亲把浑身血汗都浇在几亩稻田里，还不够供应官家的征发；道君皇帝建造什么万寿山的那一年，父亲是连一副老骨头都赔上；这样的庄稼人的生活在林冲是受得够了，这他才投拜了张教头学习武艺。”[21]从中可见，茅盾的历史小说一般依托“历史本事”，注重对人物心理做出新的阐释。这也是林非从“心理分析”和“性格刻画”来肯定茅盾这几篇历史小说的原因。[22]茅盾的历史小说不多，但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无疑说明了他的趣味与取向。在1937年的《玄武门之变》序言中，他呼吁作家多写历史小说，“将历史上所有重要的古人古事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23]有论者把《武则天》（1937）与“国防主义”生硬联系，他也认为“大可不必”。[24]在1959年为《青春之歌》辩护的文章中，他指出“评价一部反映特定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能光靠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观点，还必须熟悉作为作品基础的历史情况”。[25]上述梳理表明，茅盾在《历史与历史剧》一文之前，虽未专门讨论过历史与历史剧问题，但他对个中情形有深入体会。 茅盾写作《历史和历史剧》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已经相当激烈。囿于语境，大家只能讨论处理历史时真实、虚构谁更优先，而不能深入评判造成这一情况的阶级视角。茅盾心知肚明，先说“过去的史书的编写者既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然后用“这是众所周知，无烦絮陈的了”一笔轻轻带过。[26]这是具有艺术性的处理方法。他不是上来就肯定或否定某个观点，而是讨论“怎样甄别史料”，通过分析一个题材的多部剧本，做个案研究。其实改写历史人物不算是个问题，古已有之，但在“古为今用”的理念下，用阶级视角重新叙述历史，把历史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问题了。[27]茅盾对抽象的“阶级历史观”其实是不同意的，但无法直接说出，只能用具体微观的研究曲折表达。他对理论固然很有热情，但更愿意站在写作的角度对技术问题进行讨论——这出自作家的感同身受。在讨论中，茅盾只谈作品，没有一处引用名人理论上纲上线，反而强调自己“只有一个读者的身分”，[28]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论述方式。这是他的智慧之处，同时也有为论辩双方做出样板的意义，可惜这层意思，可能没有为当时场景中的论者所接受。[29] 《历史和历史剧》是茅盾“十七年”时期的重要作品，其中的观点固然重要，而在当时形势下采取的表达方式，也大有可玩味之处，这一点可能还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为写《历史和历史剧》，茅盾下足了功夫。他看了当时大约50多部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也看过现场演出，[30]还阅读了《左传》、《国语》、《东周列国志》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涉及“卧薪尝胆”题材的史料。另外，他还关注了《生死交范张鸡黍》、《赵礼让肥》、《赵氏孤儿》等作品。从茅盾的“日记”中可知，他写作《历史和历史剧》历时一年之久。茅盾展现出少有的“考据癖”，他动用了史书中几乎所有关于“卧薪尝胆”事件的资料，对人物的由来进行了详尽考证。初看起来，可能会认为关于“卧薪尝胆”在历史书写中的考证似乎不必过于严格，可以压缩甚至删除，但是，回归到茅盾写作的本意会发现，他是有意如此。茅盾说：“我实在浅陋，想不出今天我们来研究吴越当时的‘历史生活’除了勘核前人的文字记载，还有什么其他办法。那么，只好暂时埋头于故纸堆中做些功夫了。”[31]茅盾的态度其实隐藏在做法中：立足史料呈现，让读者清楚历代叙述者是如何增删、改写这个故事的，与当下的状况形成对比。不仅如此，通过对“卧薪尝胆”在历代文学中的钩沉，茅盾试图从中总结出关于历史剧书写的科学方法，最终解决问题。他最后明确表示：“我们的前辈为了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做过多种不同的修改历史的方法，但是，结果表明，如果能够反映历史矛盾的本质，那末，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最好地达成了古为今用。”[32]在茅盾看来，前辈作家已经对此问题做出很好的探索，完全可以继承下来，没必要争论了，其中暗含的主要是对当时“古为今用”“创新”的批评。“历史矛盾的本质”究竟为何，茅盾并未做出明确解释，而且在其他场合也未论及，可以算是他留下的“悬念”了——也可能是茅盾不方便表态。在整个论述中，茅盾采取的是通过爬梳史料并从中得出结论的方法，而不是通行的先引用著名论断再发挥阐释，风格独树一帜。茅盾的结论质朴简单，但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而且导向实践本身，避免了不必要的理论纠缠。 要批评一个理论的问题，论战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未必容易被接受，因为概念和逻辑的表述经常会缠绕作一团，极难梳理。比如朱寨、李希凡，都发表了立论性的观点，而且谈的都是对历史材料使用的尺度问题，但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陷入“阐释的循环”，只能不断写文章申诉、辨正，认为对方断章取义，“抹杀”了自己的“正面意见”。[33]茅盾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摒弃了当时通行的做法，他不是列出数条论点后一一论证、反驳，而是依据自己收集到的剧本，举出实践中的例子，用事实说话。通过例子，读者自然可以体会到过度修改历史、“以今变古”的荒谬，这是论战中更为经济、直观的方法。不单如此，可能这里还暗含着茅盾独特的策略：不是对理论正面强攻，而是归谬。茅盾正是通过考察历史记载中的“生活”，与剧本写出的生活对比，从而发现作者是如何进行“虚构”的：“史书所没有的，剧作家可以想象，可以虚构，但是必须从二千四百年前越国的现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从我们今天的现实基础进行虚构，势必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描写：越王勾践不但会像我们的下放干部那样从事农业劳动，与人民‘四同’，而且还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观念；越国不但大兴水利，大搞农业，而且还大炼钢铁，还请了外国专家帮助铸造武器，改良农具；越勾践不但自己卧薪尝胆，而且还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偷工减料）运动；那时的越国不但有妥协（对吴国）分子，有恐吴病者，而且他们的言论还极像现代的修正主义者；越勾践的十年教训居然贯串着今天我们所说的‘劳武结合’的政策。诸如此类的描写（或者说它们是艺术虚构），大多数的剧本都未能尽免，不过分量有轻有重而已。”[34]茅盾的初衷是想把讨论局限在学术中，但由于过于愤慨，难免也有控制不住的怒火：“恕我直言，就我所读过的那些卧薪尝胆的剧本而言，有百分之五十是或多或少地把联系现实（今天我们国家的现实）来理解古为今用的；这就势所必然会变成影射现实，这对我们的现实是一种诬蔑。”“如果心目中先有了我们大跃进的现实，然后来虚构二千四百年前越国的钢粮并举，恐怕只是没有历史基础的虚构。”[35]这才是茅盾的真实观点！借“古为今用”的挡箭牌对历史事实进行夸张虚构，是“卧薪尝胆”历史剧本中的主要问题。茅盾承认“古为今用”的口号，但对其中的问题却不回避，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现象背后的政治投机因素，这一点是当时论争中难得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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