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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有如下愿望： 为中国的工人们写一部作品，记载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和功绩；特别是他们在工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剧烈“阵痛”以及所表现出的毅忍精神——也要抒写他们对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认为，助他们实现之，是国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之一。这与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有关，他从三十几岁就成了建筑工人，四分之一生命是在“大三线”度过的。 也要为我这一代知青当年留城的弟弟妹妹留下一些文学形象——关于他们的哥哥姐姐的故事，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话剧、报告文学、回忆录以及社会学专著，总之各种文艺形式几乎都有反映（我自己就曾一写再写），可谓洋洋大观。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似乎长期以来被一概的文艺形式所忽视，甚至也可以说，似乎仅只是模模糊糊存在过的群体。而我知道，他们的人生中，也有颇多值得深情抒写的故事。进一步说，比之于哥哥姐姐，他们的人生反而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贴得更紧，因为他们从没与城市分开过。 还要为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博士生留下文学之形象。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从干部队伍到各行各业都急迫地需要知识结构更全面的人才，否则难以、也可以说不能完成振兴国家之伟业。他们中的优秀者为促进改革所起到的作用、付出的努力，既超越了此前之十七年，也比当年之其他群体更加特殊和关键。 我认为作用最为重要、努力最不应被忘记的，是当年的一批“复出”干部。他们多为“老革命”，由于被“打倒”过，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反省最多。在他们身上，温习初心的反省力，当年便有各自不同的体现。他们之多数，与从前确乎是不一样的。他们当年所表现的正能量，值得后来的干部总结经验和虚心学习。 我还要抒写的是时代本身。 “某年”在时代中，时代是由许多“某年”组成的。所以我意识到，仅写一个十年不足以反映中国的发展变化，没有比较则无说服力。今日之中国是人人都有所感知的。对于发展成就的共识，只能建立在比较之前提下，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从1972年写起的缘故。如果说“70后”对贫穷年代的中国还多少保留了些儿童或少年时期的记忆，那么“80后”头脑中此种记忆是很少的。换言之，他们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缺少对比认知。“90后”、“00后”的缺少尤甚于他们。我的愿望之一是，为他们中想要补上对比认知的人提供文学性参考。 时代是动态的。 要抒写时代本身的变化，非写几个十年不可；因为中国之发展变化并不是在一个十年内一蹴而成的。凡四十年中，前十年与下一个十年不可能不部分重叠，此中有彼，彼中有此。 时代的特征主要是由人的生存特征来体现的。倘要写出时代特征的演变，则必较多地来写人的命运的沉浮。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写出文学性的各阶层分析来。 那么，在我这儿，《人世间》不可能不是现实主义风格的。 关于“现实主义”，历来众说纷纭——在我这儿，无非就是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全面一些，再全面一些；少些个人情绪色彩，多些理性眼光。不客观些，则不可能全面些。而片面的眼光，是现实主义之大忌。 文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五十岁以后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六十岁以后，我自己对自己给出了回答——不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风格尽可迴异，但宗旨却只有两点——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 人类还是要进化的。 人类进化的大方向只能是继续向好人性进化的方向。 “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其实始终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品质特征。舍此意义，文学与人类的关系便无足轻重，并且就会在面对“意义”二字时陷于大困惑。 也许此种思考是浅薄的，但已确实成为了现在的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不是唯一理念，而是重要的理念。这一理念是我不论在阅读时还是创作时，仍能感受到文学之意义在焉。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P31—P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