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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作为生命的“减法”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张涛 参加讨论
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诸多文体中,或许散文被认为是最容易写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散文看似好写,实则不然。散文“简单”,简单的东西难以装饰,它最直接地呈现


    
    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诸多文体中,或许散文被认为是最容易写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散文看似好写,实则不然。散文“简单”,简单的东西难以装饰,它最直接地呈现出“本质”;因为简单,又不容易写得“深远”,所以还要伸向复杂幽暗的“远方”。所以,散文最可反映一个作家的水准与心性。
    一
    格致在2000年开始创作,起步不算早。格致自己说,她写散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恐惧。这种创作的动机与理由,与许多作家相似。在此,创作成了一剂良药,在流淌的文字中,慢慢治愈或渴望治愈恐惧。但格致的散文创作,却又远不止于“疗救”,或许读完格致的散文,不仅没有“疗救”的功效,反而陷入了更为深远、幽晦的黑暗之中。
    在流行的散文创作中,“抒情”是一个大的潮流,从古典到当下,一直如此。格致的散文显然是有别于此的。艾略特说过,伟大的作家都是活在传统中的,但布罗姆也谈及“影响的焦虑”。我不知道用“影响的焦虑”来描述格致散文创作的路数是否合适,或许格致的创作出手就是如此,既没有活在传统中,也根本没有过“影响的焦虑”。这或许也符合格致所言的“减法”。
    写于2004年的《减法》,足以见出格致的散文创作已经与“抒情”散文的传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出新意。
    格致说:“我从来是不敢看伤口的,我的,别人的,我都不敢看。 打针,我是不敢看针尖刺入皮肤的,这时候我就把脸别到左边或者右边。我东张西望的样子,就是与那针尖拉开距离。我晕针、晕刀、晕血、晕伤口”。但《减法》却是回望童年时的“伤口”与“恐惧”。伟大的作品或许就是对生命与人性“伤口”的回望与超越。海德格尔有云,人是向死而生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生命就开始在做“减法”运算。生命之初,就是一张白纸,虽然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在做着减法,但人性意义上的“生命”却不断在充盈着。当然,这一充盈,并不一定都是友善、纯净,同时还有“伤口”、“恐惧”、“暴力”等各色人性之恶。在此,生命的“减法”与“加法”是相伴而生的。
    格致最初距离读书的学校还不到30米,后来逐渐到750米,4公里。距离的延伸,导致的是宠爱的失去,或者准确的说是父亲权力的光环照不到“我”前行的路,“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于是,我向前行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力上有意后退的距离。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格致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以及对“生活政治”或“权力”的敏感。有很多人在谈论格致的散文时,时常提及格致在散文中体现的那种“冷”或者格致的“勇敢”。格致在她的散文中,确实是有如此的体现。但或许这并不是格致散文的一个重要本色。我以为,在格致的散文创作中,她对历史、生活、政治、权力,均很敏感,也有着一种省思和批判的态度。但这种省思与批判是“有限度”的,当然,这并不是格致个人的限度,而是一种人性的限度。
    《利刃的语言》是格致散文创作中的名篇。讲述的是“我”到一个西瓜摊买西瓜,卖瓜人“叫”(切开一块验优劣)开西瓜后,我发现西瓜不好。而“卖瓜人一手托着瓜,一手握着西瓜刀,不好,哪不好?并且直视我。”我终于在这利刃面前害怕了。有很多评论据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谈格致作为一位女性是如何面对“男权”的。但在我看来,格致的思考并没有局限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她发现“刀是有语言的……它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比如青菜,比如绢布,比如女人。它说它不大喜欢石头、金属、男人等一切不容易切割地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格致在此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权力”或者是“力量”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或者反抗也是有局限的。“我”最后还是识时务地买了两种东西——肉和西瓜。我们看到了“我”或者格致在她的散文中对“刀”的妥协。要是放在此前,我也会以为格致的散文是“软弱”的,在这个“文学世界”中也没有表现出不顾一切、血拼到底的反抗力量,连实现一个“诗性正义”的勇气也没有。但我现在不大认为格致是软弱的了。因为格致已经看得很透彻了,刀就是“力量”,刀说的就是“真理”。现实就是如此的“坚硬”,如此的“赤裸裸”。我们为什么还祈求那个虚幻的“诗性正义”呢?这虚幻的正义又如何在生活中给予我们力量。
    正如格致在《减法》中呈现的那样,“减法”除了是一种计算意义上的运算外,还是一种“妥协”与“成长”。在现实中,我们目睹着他人的“减法”,也切身体味着自我的“减法”。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散文的创作成为一股热潮。在格致的散文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她对“历史”的关注,但她呈现出来的不是那种“大历史散文”的外在“形式”,而是直接抵达历史中个体生命的隐痛,以及历史自身的“伤口”。
    格致在《减法》中,不断回忆她周围的同学逐渐“减少”的过程。这里面有的因为是智力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偷了老师的5块钱,在另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了尿,当然这些学生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被“示众”(在那个年代里,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对待那些有“问题”的人)并且“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就在接过杯子时流出来了。他们在喝尿的同时开始了哭泣”。这种“示众”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更是“羞辱”。惩罚格致同学的校长就如《利刃的语言》中那个持刀的卖瓜人,他砍向那四个“柔软”的学生;还有女生因为“生理”原因,从“我”的身边消失。那仅仅是因为“年幼无知”,无法解释女生的月经,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凡此种种,格致曾经的同学,因为各种原因不断地在“减少”。在这个生命的“减法”运算中,我们见到了历史与人性的冷酷,也见识了格致洞见历史与人性的深刻之处。我想,这种洞见的能力是好散文的必备品质。
    格致是满族人,在近年的创作中,她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家族记忆”,通过这种“家族记忆”去打捞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如《满语课》《乌喇街商铺见取图》等篇章。这种写作方式,在近年也算是散文或者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这类散文大多是以“私人化”的方式,来重新回望或阐释过往的记忆与历史。如《乌喇街商铺见取图》是以已经去世的母亲托梦的方式,来告诉“我”当年在乌喇街的老房子漏了,由此又讲到了“我”的地主姥爷,以及民国那个时代。笔者曾经去过两次乌喇街,对于格致在《满语课》《乌喇街商铺见取图》等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历史或现实,有一些了解与亲见。虽然两次都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但对格致在文中流露出的一些情绪,多少还是有些“感同身受”的。格致在这一类散文中表达的都是一种“怀旧”的情绪,当然在这“怀旧”的情绪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情感与现实的交织。格致在此是对一种边缘文化的凭吊与打捞。这些边缘文化其实也是历史在其自身发展中做的一种“减法”,有些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乃至于消亡的过程。
    格致在这些与家族记忆、民族文化相关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很从容,也柔和了一些;讲述的故事很小,但有很强的历史关怀。这也是近年来历史散文创作中的一个明显倾向。所以,格致的这些创作,在文学的意义上,不如早前的创作那么好,那么有震撼力,那么有独特性。或许对于格致来说,这种从容、柔和并不是她创作的最佳表达方式,反而倒是那种犀利、冷酷是她创作的最适合同时也是最有独特性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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