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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史的角度，可以反思有关文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艺术生产等问题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其基本经验是：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观念上不否认非意识形态性的同时要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在发展方式上采用生产性方式的同时要重视文艺非生产性方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技术正在锻造新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必将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将获得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意识形态性；非生产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一、文艺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关系 “意识形态性”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中对文艺基本的社会定性，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才是更基础性的框架：“意识形态性”只是从一个特定方面（生产关系）对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的描述，马克思还用“生产性”从另一个方面（生产力）对此作了描述。改革开放40年来，围绕文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艺术生产等方面的研究最基本的经验是，文艺发展与理论研究要顺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今天反思这段历史，首先不能仅仅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当做研究对象，更要将其作为研究和反思的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唯其如此，才能准确总结出文艺意识形态研究近40年的经验和教训。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⑴这既是有关文艺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同时也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近40年包括文艺意识形态问题在内的各种理论观点，是从改革开放这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中发展起来的，也应根据这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来解释，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总体上顺应了这一发展方向。 反思历史首先要立足当下。今天，中华民族已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所作的重大论断，关乎我们今天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变化。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我们今天反思包括文艺意识形态研究在内的文论发展史的立足点。 充分理解这40年，又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70年历史、中国百年现代化史及至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为矫正传统的片面决定论的倾向，40年来的相关讨论特别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但马克思更关注的其实是历史地考察：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旧的上层建筑往往会阻碍这种变革——这种阻碍当然也是一种能动作用，但却是负面的。另一方面，新的上层建筑代表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但其产生之初往往是相对“超前”的。我们看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性质的观念上层建筑在封建社会晚期就已出现（这相对而言就是超前的），而工业革命、机器革命所引发的经济基础变革，使这种观念上层建筑首先转化为制度上层建筑，使资本主义由“观念”而生成为“制度上的事实”。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即机器生产，在其中，“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由概念转化为事实，既需要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而成为“制度上的事实”，也需要找到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物质生产方式而成为“工艺上的事实”，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说，同样如此。 马克思辩证地指出，机器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工艺上的事实，从而真正成熟起来，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大机器生产方式所释放出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相比，将变得越来越落后，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及其生产关系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使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理念，列宁、斯大林则使这种理念转化为制度上的事实。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艰难的现代化探索，中国现代化开始出现以社会主义为理念的追求，并在1949年转化为“制度上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事实上却恰恰首先在相对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实现。由此看来，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都面临着生产关系、制度和观念上层建筑相对超前的问题，但这丝毫没有改变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与现代生产方式所不断释放出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落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始终具有先进性。如何化解先进但超前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创造出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有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推动改革的重要理念，是邓小平提出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为在社会主义框架下推进市场改革开辟了道路，也意味着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在物质生产方面，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超前”于而不是“落后”于生产力的问题，因此，改革就不是从根本上否弃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相对“超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在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就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的自信和对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顺应物质生产、经济发展的这一方向，在精神生产方面，“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政策的提出，是对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而这种坚持要落实到坚信并科学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上，这是40年来文艺意识形态研究所取得的历史经验之一。另一历史经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发展采用生产性方式的同时要重视非生产性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毋庸讳言，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西方理论大量涌入，确实出现了以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文艺观取代社会主义文艺观的倾向，但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文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坚持。改革开放之初，超前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面临很大挑战，而40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生产关系的超前性得到改观。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找到了与自己相匹配的物质生产方式而由观念转化为工艺上的事实的话，那么，当下在全球范围内极速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正在锻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将找到并创造出与自己相匹配的更加先进的物质生产方式。⑶凡此种种，是我们今天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先进性的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也为我们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 总体来说，由强调文艺单一的意识形态性而开始揭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于此前文论研究的重要趋向，也是当时文艺领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而不否认非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乃是对文艺观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持，也是在文艺思想观念上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坚持。 毛星辨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提到的四个概念：“意识形式”、“意识”、“意识形态的形式”、“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先提到的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然后是“意识形态（Ideologie）”。“意识”不仅包含知的最低到最高的形态，而且包含情感与意志的各种形态，而“意识最高发展所产生的‘思想理论’，即‘Ideologie’”。“意识形式”不同于“意识形态”的一点是“具有‘物质的’性质”，“意识形态”指的是“政治、宗教、艺术等的思想理论（观念或观点）”，而“意识形式”指的是“整个政治、宗教、艺术等等”。“Bewuβtsein既包括意识形态从最低到最高发展的各种形态，又包括情感和幻想，现在还可以说，它还包括了‘潜意识’与‘下意识’。如果艺术是Bewuβtseinsformen之一，而不是Ideologie之一，那么一件艺术创作的产生就不会都直接源于思想，而是复杂心灵的种种活动。各个Bewuβtseinsformen各有自己的特性，艺术的意识内容及其表达，着重于感受与情感。”艺术作品具有“物质性”，“马克思指明，Ideologie是非物质的，但艺术作品如建筑、雕塑却是物质的存在”，“因此艺术创造，不只是思想活动，不只是认识活动，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⑷ 毛星的基本思路是：“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理论体系，文学艺术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式”。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实际上已经指出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按照毛星的逻辑，应该得出这样的推论：正如“意识（的）形式”不同于“意识”，“意识形态的形式”也不同于“意识形态”。其中“形式”是关键词，没有这种“形式”的意识，“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纯粹主观状态；而获得这种“形式”的意识，“意识形态的形式”则具有了一定物质性。这种物质性的“形式”是有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首先强调的是法律的、政治的“形式”与艺术的和哲学的“形式”的不同：前者通过社会设施、机构等获得物质性“形式”，后者通过艺术材料、语言等获得物质性“形式”，但是，无论是制度及其思想，还是艺术和哲学作品及其观念，作为上层建筑又都建立在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上。 毛星强调文艺作品的“物质性”，陆梅林则从分类学角度把“观念形态的艺术”与“物质形态的艺术”区分开：后者包括建筑艺术乃至整个实用艺术以及山水诗、花鸟画、抽象画等，它们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未必都不具有意识形态性。由此来看，陆梅林似乎并不否定所谓物质形态的艺术也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强调观念形态的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就在于：社会生活是它们的本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反映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对观念形态艺术的本原关系和意义；而物质形态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没有本源的联系，也不起反映社会生活的作用。⑸李思孝对此进行反驳：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本源的联系，不仅仅是艺术分类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艺术本质的理解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元论观点的问题；陆梅林的分类是对“艺术是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集合体”的观点的让步, 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的退却，根本不存在所谓“和社会生活没有本源的联系, 也不起着反映社会生活的作用”的艺术。⑹ 李思孝此前还辨析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几个问题：意识形态在性质上具有阶级性，但不能把意识形态性简单归结为阶级性；说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时，已经揭示了文艺的基本属性，即它是属于精神范畴而不是物质范畴的东西。文艺的精神属性需要物化，即通过具体的物质材料表现出来，但这些物质材料不是决定文艺基本属性的东西，是与文艺本性不同的另一层次的问题，二者不容混淆，更不能用二元论的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二者并列起来。⑺ 董学文概括了此期论争中的几种观点，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即在于它是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集合体”；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相比较而言，“似乎在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顾及了文艺的审美特点，在当时的美学热与文艺理论美学化倾向指向中，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而“总的来说，将文艺简单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受到相当程度的诘难和质疑。”⑻这些概括大致是准确的。 在如何认识非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上，当时提出的“非意识形态化”概念有一定解释力。吴元迈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一切文艺理论的重要分水岭。庸俗社会学把文艺丰富的特性归结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性，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但又出现非意识形态化的片面倾向。肯定文艺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要把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提并论，并不是要否定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准确理解文艺意识形态论，必须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庸俗社会学划清界限。⑼以此来看，承认“非意识形态性”并不等同于“非意识形态化”，强调两者根本对立、不可兼容并试图以“非意识形态性”完全取代“意识形态性”，才是“非意识形态化”。 这个时期关于文艺意识形态的讨论，还应置于当时文论的整体状况来审视。围绕意识形态的论争，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内部进行，更多研究者则热衷于引进西方文论，“向内转”、“语言（学）转向”、“主体（论）转向”、“本体（论）转向”、“审美转向”等被用来描述文论发展的总体态势，而意识形态被当作“外部的”、“非语言形式的”、“非审美的”、“非本体的”问题，在这些转向中被轻视、悬置，并且存在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的倾向，彻底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就是非意识形态化。 回到当时的现实语境，由只强调文艺单一的意识形态性到揭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的趋向，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的变化，恰恰顺应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先后采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方式，顺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向，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从理论上看，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性、阶级性密切相关，但内涵、外延不尽相同。不片面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政治性，并不意味着轻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乃至倡导非意识形态化。 更为重要的是，从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看，只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在当时相关讨论中已被许多学者所重视，比如李思孝就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抹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意识形态都视作“虚假意识”，⑽这在后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中也被不加分析地接受。 当时围绕意识形态的讨论，其实涉及文艺“反映什么”和“如何反映”两方面的问题：针对此前文艺创作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当时提出的“审美反映论”具有一定拨乱反正的意义。但是，今天看来，“反映什么”或许更为重要，意识形态是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观念反映，而文艺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又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最终要落实到文艺能够科学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先进性上。这种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与经济基础上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坚持生产关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相合拍，这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坚持的历史经验。 三、上层建筑、艺术生产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 范畴是思维之网上的纽结，马克思是在与一系列范畴的联系中定位“意识形态”的，而“上层建筑”、“艺术生产”就是与此相关的重要范畴。此前的讨论为我们完整勾勒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提供了理论准备。 关于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朱光潜辨析了当时相关的三种提法：（1）“上层建筑竖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与意识形态平行，但上层建筑显然比意识形态重要，因为它除政法机构之外也包括恩格斯所强调的阶级斗争、革命和建设”；（2）“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3）“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他坚决反对第三种提法，而比较认同第一种提法。⑾ 吴元迈与朱光潜商榷，虽然“马克思把‘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同‘社会意识形式’作了区别”，但“在马克思的庞大的上层建筑变革里，明确地包括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成分之一。”吴元迈还进一步广泛征引相关经典文献指出，马克思“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等表述，非常明确地把思想、世界观等意识形态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恩格斯“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的上层建筑”、“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等表述，则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而“这两项成分本来就是有机地、辩证地互相联系着的。”⑿ 钱中文也与朱光潜商榷，明确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文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到底如何”是旧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理论的贡献之一，在于阐明了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也正是意识形态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上层建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存在政治、法律等机构这类上层建筑，后者表现为社会实体，但归根到底，它们仍然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其中，“政治在上层建筑中起到主导作用”，恩格斯说“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反映”，而“政治对于文艺实际也是如此”。历史地看，“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为群众所掌握，以及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政治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作用日益被揭示出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原理，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解放后，文艺从属政治又被人简化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提法总的意思在于说明“政治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地位”，而“问题是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它们的真实内容完全被教条化、简单化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反映政治的要求，只能通过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而得以体现”。⒀前已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要通过坚信并科学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体现出来。 以上讨论的成果是：勾勒出了“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一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或范畴链，与通常所讲的“文化—政治—经济”存在对应关系。当时围绕“艺术生产”的讨论则进一步揭示：与此相比，“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才是更基础性的分析框架。 张怀瑾关注到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一命题，认为这涉及“文学艺术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明确指出了文学艺术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之一。以上两个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⒁这一发现极具理论价值。何国瑞更广泛梳理了相关文献，认为艺术生产中也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对“作家生产文化”、“诗人生产诗”以及画家、音乐家、舞蹈演员的讨论，都是对从事“艺术的生产的人”的论述。⒂何国瑞据此提出：“认识论偏了，反映论不如生产论”，“要科学地认识文艺，反映论还不是充分的理论的基础。只有马克思的生产论才是最充分的理论基础”。朱立元商榷指出，“有的同志把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人为地对立起来，似乎提倡生产论就会否定了反映论，或者会用生产论全盘取代乃至取消艺术反映论。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物质生产最终决定、制约着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精神生产”，“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经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运动，便可直接推演出艺术生产论”，“只从认识论角度规定艺术本质，就容易忽视艺术创造的实践性与生产性，至少是不够全面、完整的。”⒃ 以上讨论所取得的一个成果是揭示了艺术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不能相互取代。张怀瑾、何国瑞都提到生产论关乎文艺与生产力的关系，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意识形态论主要关乎的是文艺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构成物质生产的两要素，因而物质生产才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两者共同的最终基础，这一理论脉络在当时的相关讨论中并未得到清晰的揭示。从文献上看，何国瑞在讨论中已经开始征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中部分论述，而该章恰恰有大量关于艺术、精神生产的讨论，但在中外关于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研究中，这些重要文献都没有被充分关注。该章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文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⒄ 这些经典论述，堪称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总纲，不重视这些经典论述将导致对马克思文艺思想整体的理解片面化。比如前面提到的相关讨论中把意识形态视作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元论”的问题。以上论述提到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乃是马克思为文艺所勾勒的两种基本社会形象，或者说是对文艺的两种基本社会定性，而两者共同的基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的物质生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元论的最终基础，“精神生产—物质生产”才是更基础性的框架。 有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讨论，实际上勾勒出了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链：“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但这并不完整，只涉及“生产关系”维度，而马克思还在物质生产之“生产力”维度上讨论了艺术问题：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剩余劳动时间所占比例越高，生产力水平越高。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可以“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⒅这是马克思对艺术所作的另一社会定位：艺术是在由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是“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自由精神生产。由此可以勾勒出马克思文艺思想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见下页图）。 生产关系：人—人关系→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反映→→→→→观念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 ↓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 （文艺） ↓ ↑ 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产品→游离→自由时间→自由的精神生产 总之，意识形态论是在生产关系维度上展开的，文艺作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一种观念反映关系：物质生产中的“人—人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性的，而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这种物质性关系的观念反映，两者之间是一种“观念性的”且“间接的”关系；“自由的精神生产”论在生产力维度上展开：文艺是在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文艺生产是通过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的游离而与物质生产发生“直接的”且是“物质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观念反映关系。物质生产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两个维度的最终交汇点，也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文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往往是通过政治制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发生关联的，这又关乎文艺与政治的直接联系，而生产力则直接关乎经济。⒆只有在以上这一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中，我们才可能对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解释。 四、意识形态性、非生产性与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物质生产—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产品→游离→自由时间→自由的精神生产”这一范畴链中，物质生产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从物质生产转移到精神生产，那么，转移到精神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又会发生什么变化？马克思用“生产性（productive）—非生产性（unproductive）”这对范畴对此作了描述：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５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５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⒇ 在“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文化生产中，剩余价值被增大——这种文化精神生产就具有生产性，“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21)这种能够增加物质财富、增大剩余价值的精神生产，是资产者可以接受的，后来这种生产性发展方式实际上也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主导方式。“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和公共的建筑。”(22)前资本主义的艺术品生产和发展所采用的主要是“非生产性”方式。 马克思还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灭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艺术等精神劳动也将采用“非生产性”发展方式：“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发展。”(23)在私有制条件下，“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在共产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不再只是给少数“不劳动阶级”，而是给“每个人”提供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发展”，从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非生产性精神生产没有增大剩余价值、增多物质财富，而意味着“消耗”，但这种“消耗”恰恰是一种“转化”，即把由物质生产创造出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游离出来并转化为自由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把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财富。这种转化得以普遍进行，从而自由精神生产得以广泛发展，就必须扬弃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本身的对抗性。 马克思还指出：“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24)这表明：作家的“生产性”活动，并非指“生产出观念”的意识形态活动。综合以上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文艺精神生产三种社会特性：意识形态性、生产性、非生产性。(25)作家“生产”出的“观念”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主要由此体现；而生产性、非生产性直接关乎的不是作品的观念内容，而是文艺的发展方式。 回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近7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遭遇过种种曲折，但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这在物质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上都有体现：（1）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首先是通过作品的观念内容体现出来的，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最终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因此，在思想观念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最终要落实到坚信并科学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上。（2）在文艺发展方式上同样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首先使物质生产采用市场的发展方式，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生产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些物质财富需要从物质生产中游离、转移出来，并运用到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领域。文艺采取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性”发展方式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是，正如物质生产采取市场发展方式绝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精神生产同样如此。在文化建设发展方式上，坚持盈利性的文化产业与非盈利性的文化事业的统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体现。 那么，文艺“非生产性”发展方式的社会意义何在？“非生产性”意味着文艺生产不是进一步增加而是消耗由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前已指出，这种消耗恰恰是一种转化，即由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财富或主体财富。马克思强调：“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一种主体财富，更有利于培育“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主体即“全面发展的个人”，这是文艺“非生产性”发展方式的重要社会意义所在。马克思还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26)在自由时间、自由精神生产中培育出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又会反过来大大提高物质生产的生产力。当然，非生产性的精神生产的充分发展恰恰要以物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基础，而这需要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物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采用生产性的发展方式，就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7)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得到改观，相应地，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超前性也得到改观，这为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然需要很多条件和多方面努力，而文艺非生产性发展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新时代为我们在文艺发展方式上采用生产性方式的同时重视非生产性方式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从全球发展大势看，当下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引发新工业革命正在锻造更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将更有利于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培育。(28)凡此种种是我们今天在文艺发展方式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综上所述，40年来围绕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艺术生产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议题进行的研究的基本经验是，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观念上不否认非意识形态性的同时要坚持文艺意识形态性，在发展方式上采用生产性方式的同时要重视文艺非生产性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落后生产力状况得到改观，当下新技术所引发的新工业革命正在锻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必将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将为我们在文艺发展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9—100、567页。 ⑶参见刘方喜：《“大机器工业体系”向“大数据物联网”范式转换：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生产方式建构的重大战略机遇》，《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0期。 ⑷毛星：《意识形态》，《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⑸陆梅林：《观念形态的艺术——艺术意识形态论之二》，《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⑹李思孝：《文艺和意识形态续谈——答陆梅林先生》，《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⑺李思孝：《文艺和意识形态——兼评几种观点》，《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⑻董学文、陈诚：《近三十年文艺意识形态论争与反思》，《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⑼吴元迈：《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文艺争鸣》1987年第4期。 ⑽李思孝：《文艺和意识形态——兼评几种观点》，《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⑾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⑿吴元迈：《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 ⒀钱中文：《文艺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特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 ⒁张怀瑾：《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 ⒂何国瑞：《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体系》，《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⒃朱立元：《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关系之辨析——兼与何国瑞教授商榷》，《学术月刊》1992年第8期。 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 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5、216页。 ⒆参见刘方喜：《“意识形态阶层”论：马克思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拓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 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3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2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49页。 (25)关于文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意识形态阶层”论：马克思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拓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225页。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28)参见刘方喜：《由“创客”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物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共建共享”主体建构进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