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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体系的体系” 研究是一门艺术，是研究者对生命的一种体验与感悟，是生命的一种独特存在方式；它与概念、术语、推理无关，与僵硬的、灰色的理论无关。学术话语系统之于思想的意义，在于其是否与研究者的生命同构，是否能经受得住历史、现实和逻辑的检核，而获得某种知识、价值上的合法性。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一种关于个人自身的阐释，一种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的研究。（个人对这些事物的期望。）”“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自己的密谈。” “成为人是一门艺术。” 有的人一生像流过草地的河水，毫不费力地沿着既定轨道前行，沿袭已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的人一生则像往前冲击的瀑布，打破各种障碍，刻划出社会历史峰峦的新型态，在重大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进程。 何以故？ 当代哲学家傅伟勋（1933—1996）分析道：“每一个人一开始就已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十字交叉的两条路向，一是水平线的，另一则是垂直线的。水平线的路向是决定论的，人的生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无所谓奋勉，亦无所谓堕落，一切只不过是运不运气；垂直线的路向是有（大乘佛教所云）向上向下二门之分，或（实存哲学所云）本然性与非本然性之分，或儒家所强调的道心（或天理）与人心（或私欲）之分，故有自由论的偏重。我们所以探问自己究竟是有自由还是已被决定，原是站在十字路口带有为了自我了解与生命摸索的实践性关心而如此探问的，而不是因为早已知道有关于人性自由与否的‘客观真理’摆在前面等待我们去发掘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究竟要偏取自由论（垂直线的路向）还是要偏好决定论（水平线的路向），本质上是实际生活态度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知性探索的问题。”“从顿悟解脱的禅家观点去看，水平路向与垂直路向的抉择只在一念之差，迷则选取水平路向，悟则自然抉择垂直路向，……每时每地的生命试炼（如坐禅证修或道德实践）即是自由自主，自然自如。” “思即言。言与行或做，只是一种衍变了的活动。”语言的述说与生活形式相关，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语言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努力取得由多种多样情境构成的最广阔图像，我们就是在这些情境中使用我们关心其意义的表达式。”只有在思想、生命之流中，才能做到“心与理合”“辞共心密”（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语句才获得了真正的意义。 与生命的两条路向相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也有两条不同路径：一“转喻”，属于语言的联接轴（依据外部的类同或类似），遵循语义的“取代”原则，是语言横向组合、水平方向的展开；二“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依据内部的对应或接近），遵循语义的“逼近”原则，是语言纵向组合、垂直方向的呈现。“转喻”以其邻近性不断拓宽我们的视野，“隐喻”则以其相似性深化、升华我们的认识，凸显以腾飞感为背景的自由创造精神。 比较中西哲学文化，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美学的与逻辑的，或者说是关联性的与因果性的。郝大维、安乐哲认为，第一问题框架思维是类比的、关联性思维，是传统中国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它承认变化或过程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而以关联过程说明事物的状态，通过非形式化的类比来寻求理解——这是一种非逻辑的程序；第二问题框架思维则是建立在逻辑秩序的概念基础之上的因果性思维，是古典西方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它断言静止比变化和运动更具优先地位，相信宇宙秩序是某个解释性的作用者，如心灵、造物主、第一推动者、上帝意志等造成的结果。 在郝大维、安乐哲看来，这两种思维模式在中国与西方何者居先的不同选择，有助于说明各自社会的精神差异：“西方追求的声誉是科学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因果思维模式，部分来自要求采用分析思维的动力，而分析思维又是必须面对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的局面所造成的），而中国的追求是延续了二千年的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这种稳定可以部分地解释为能够维持自发的、自动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是建立在极其关注语言和社会习俗的、关联的组织模式基础之上的。”在西方，“转喻”作用占主导地位，并以理性的、因果的抽象思维形式表现出来，述学文体多为“演绎”型；而“隐喻”活动则支配了中国的关联方式，并以诗性的、类推的非形式化方式表现出来，述学文体多为“隐喻”型。 隐喻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理性，它帮助我们通过一种熟知的经验去理解另外一种陌生的经验，将世界的不同侧面联结为一个可体认或理解的整体，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美丽新世界”。诗歌正是从“隐喻”的角度去看待世界，重构人的世界经验，使人置身世界之中，并以另样的眼光打量世界。因此，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史蒂文斯(1879—1955）说：“诗歌是学者的艺术。”其实，不仅仅诗歌，其他作为隐喻的艺术（如小说、音乐、电影等），也都是“学者的艺术”：其中潜藏着灵可通慧、秀可洗心的意蕴或心象，呈现了生活内在关联及其意义的“情节”，凸显了对于生活切进的本质，以及精神“还乡”的沉醉或欣悦。 职是之故，在许多富于原创性的学者或思想家那里，其学识洞见跟文学或艺术表达往往是一体的，能让人体验到一种智性与修辞的双重愉悦。如，庄子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人生理想，用他那“芒乎昧乎，未之尽者”的葱茏、奇肆之想象，创造出波谲云诡、姿态万千的意象与寓言，见证了人与世界的某种相遇。用闻一多的话说，“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乔治·斯坦纳说：“对艺术最好的解读是艺术。”确实如此。 然而，置身文化断层的时代，中国传统的隐喻式言说已然被置换为西方式的注重逻辑思维的归纳性、演绎性言说，即从某种外在的、现成的、一般的观念入手来理解生命与艺术——这是对于生命与艺术之独特性的双重漠视。历史并非某种现成模式的演绎，现实总是溢出理论谱系的覆盖范围——写在纸上的语言与活动着的思想之间往往不相适应。思想者、写作者只能忠于自己对世界的内心感受与感悟，只能遵从作为一个个体对于人生、社会的理解，而不是将自己的思想束缚于既有的僵硬的理论学说之上。 18世纪德国“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主张：“尚不完美的思想作为断片发表才最好忍受——所以这种表达形式适合推荐给这种人：在整体上还不完备，但有些零零散散、值得注意的观点需要发表。”“制作残缺的断片并证明：日常世界的一切有益的观点和思想的发掘物都是断片。”施勒格尔则提出不同于“概念”的“断念”说：“断念（Ideen）是无限的、自主的、表达自身内活动的、神圣的思想（Gedanken）。”“断念”弃绝任何确定性的定义，其内涵里孕育着无限的“期待”；真理的火花闪烁其间，有待读者的想象力去捕捉；“断念”既是开始，又是结束，实则既无开始，又没有结束，它有利于尚未被正名的崭新事物的生存。“许多古代人的作品已成为断片。许多现代人的作品则刚刚开始成为断片。” 为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预言家、诗人和哲学家周期性地返归直接经验，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神秘的、怀疑论的、浪漫的观点，它们构成了社会所习见的反话语，以其信守的（和软弱的）对立身份，长期来支撑理性的支配地位”。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詹姆斯、杜威和怀特海等人“企图通过直接诉诸经验恢复对于过程和变易的直觉”，尼采、海德格尔、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福柯、德里达和罗蒂等人则“想要发现意识和语言的悖论，由此迫使我们返归‘逝境之流’之中”。无论如何，他们的共同使命是“挑战客观事实的终极性，向第一问题框架的语言回归”。 日内瓦学派批评家乔治·布莱分析了艺术性的文学批评与科学性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批评家所使用的语言媒介可以使他无限地接近或远离他所考察的作品。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最紧密地逼近所谈的作品，他依仗的是一种风格的摹仿，这可以将被批评的作品的感性主题转移到批评家的语言中去。或者，他可以使语言具有一种纯粹的结晶化效能，一种绝对的半透明性，它不容许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任何模糊存在，因此而有利于认识能力在主体中的运用，同时又在客体中加强了明显突出其对主体无限疏远的那些特性。在这些情况的第一种之中，批评思维能够与它的处理的模糊现实建立一种令人赞叹的默契关系；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中，它会导致最全面的分裂。此时它具有最大限度的清醒，其结果是完成一种分裂，而不是联合。”“批评这样就摇摆于两种可能性之间，一种是未经理智化的联合，一种是未经联合的理智化。”乔治·布莱认为，不能同时采用两种批评形式而削除它们之间的对立，但可能“在一种交替的运动中”将它们结合起来。 蒙田开创的“Essai”是“无定形和不规则的话语”，确定其文体地位的则是培根，此不赘述。在哲学语境里，英文“Essay”一般译为“论说文”，如柏拉图的对话、神秘主义者的文章、蒙田的随笔、克尔凯郭尔的幻想日记和短篇小说等，都是引人入胜的论说文作品。“Essay”经尼采、西美尔、青年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德勒兹等人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文体传统。1910年，25岁的卢卡奇撰文剖析论说文的本质与形式，指出在诸种艺术形式之中论说文是无可替代的：“如果有谁把文学的形式比作棱镜里被折射的阳光，那么，论说文作家的作品就好比是紫外线。”作为一件艺术品、一种艺术类型，“论说文”从个别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生活的本质，是“对一个自律的完整的生活的彻底赋形”；“诗歌从生活（还有艺术）中提取主旨，论说文在艺术（还有生活）中有其模型”，论说文可谓“理智诗作”（intellectual poems）。卢卡奇还指出：“论说文是一种判断，但是关于本质的、决定价值的东西不是裁决（就像体系中的情况那样），而是判断的过程。”他将“心灵现实”区分为“生活”与“活着”两种类型，同样，表达方式有“表象”与“意义”，亦即“创造表象”与“生成意义”之分野；“在真正深刻的批评中，事物的生活、表象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透明、表象不足以表达的事物”。卢卡奇意在通过论说文这种艺术形式向生活直接提问，彰显出异化生活中隐藏起来的总体性意义：“真正有能力寻找真理的论说文作家是会在他的路的尽头发现他所搜寻的目标即生活的。” 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发表了500字的《美文》，他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有许多思想，既不能做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它。”周作人称论说性的文章为“美文”，强调其中诗化的性质，意在倡导一种能代表作者的作风，意思好文章好，且不论长短的文风，也就是“有我”的文字。周作人最后呼吁：“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 作为未来的述学文体，“毕达哥拉斯文体”——如郝大维、安乐哲所言——“向第一问题框架的语言回归”：由对象化之思转为有我之思，由“知性智慧”转为“诗性智慧”，由线性的、封闭式结构转为圆形的、开放式结构；在“断片”写作中，打通古今中西，打通人文学科，动态呈现个人化创见与风格；而创构这一述学文体的内在机制，则是“以美启真”，即始于“负的方法”（“悟证”或“体认”），终于“正的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或“形式主义的方法”），从“论证”走向“证悟”（运用逻辑、辨析、论证的方法诠释、发展“悟证”之所得），最终走出“语言的牢笼”。 施勒格尔说得好：“对于精神，有体系与没有体系同样是致命的。也许精神必须下决心把二者统一起来。”“一个断片必须像一部小型艺术作品一样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必须像刺猬一样自身内部完善。”“毕达哥拉斯文体”由无数的“断片”合成，一则或若干“断片”构成主旨相对集中的“意群”，各“意群”之间的延展与联结——借助于互为中介的联想而非封闭式逻辑演绎或归纳的力量——则又生成为“思想”的集群。正是“在一种交替的运动中”，“毕达哥拉斯文体”融合“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构建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即既有自身的连贯性，又不是成系统的整体，突显了“体系”之外思想的活力。 “毕达哥拉斯文体”挣脱了逻辑体系的桎梏，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思维相汇合，其精神气质十分接近“Essay”，与阿多诺瞬息万变的“星丛”亦非常相似。阿多诺是论说文思想与实践的集大成者。迥异于卢卡奇对“总体性”的热望与坚定信念，立足于“非同一性”哲学思想，阿多诺充分肯定论说文的反体系、反概念、断片式、未完成等形式特征，认为它是探索历史真理的必由之路，是现时代真正符合哲学本性的文体。他自觉地用论说文的形式写作，不按推论逻辑来发展它的思想，而是依靠不同因素的星座来建构。“星丛”本是一个天文学词语，指按照恒星在天球上的排列图像，将星空所划分的区域。德国浪漫派作家让·保尔首先移之论文学，意指偶然性与必然性无法区分的共同状态。本雅明则或视之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映像，或将它比作理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事物之间的无限关系以及事物的开放性。阿多诺从本雅明处借用并深化了“星丛”，以指涉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关系，认为“星丛”内部元素之间的联系是对总体化力量的抵制，这些元素不断发生变化，平等地处于同样的地位，不会被归结为某个中心，但又共同形成了一个网络或空间。作为思维模式的一个比喻性形象，“星丛”将思想从固定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一系列的可能性：它从所要讨论的事物或现象开始言说，言说在那个具体语境中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并随着事情的结束而结束；在精心设置的佳构里，自主理性的假设被搁置起来，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思想实验，尽其可能地渗透、进入事物，形成一个具有流动性、内在对抗性的“力场”，让事物自身非同一性的真理得以崭露；在这“力场”中，每一颗星都是一个“契机”，一个“契机”照亮了另一个“契机”，彼此互为中介，相互关联：“各个契机缠绕在一起就像一张毯子，思想的丰富性依靠结构的密度。”这种不靠论断、从属关系和归类而把论证结合起来的认知方法或模型，摒弃了主观、封闭、僵硬的“严整”形式，显现为一种跨越多个领域，由各种概念、模式和观念组成的不断生成的“断片”；动态的平衡取代了单一的本质，思想成了一个没有终结、不断建构的过程，这种“崩溃的逻辑”唤起了“理智的自由”。 “毕达哥拉斯文体”的思维模式又颇类似于德勒兹、加塔利的“块茎”。“块茎”本指一种禾本科植物——像芦笋、生姜、马铃薯等——它在地下不断增生、水平延伸，既无中心，亦无等级；其本身拥有无数的线条和路径，通过无数的节点、线条而连为一体：不是一，而是由多组成的一。“块茎”通过变化、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或路线，仅是“球茎”和“突起”而已。概言之，“它不是由单位，而是由维度（或确切地说是变动的方向）所构成。它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而是始终处于中间，由此它生长并漫溢。它形成了n维的、线性的多元体，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可以被展开于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在其上‘一’始终是被减去的n-1”。“块茎”有制造巨变的潜能，它持续不断产生新的“逃逸线”，在“解域”（deterritorialise）之后“再建域”（reterritorialise），重新创造稳定和秩序的力量。以黄蜂为兰花授粉为例，它们的相遇创造了一种“聚合”（assemblage），彼此产生了双重生成，每一种生成都促成了一方的“解域”和另一方的“再建域”：作为异质的兰花和黄蜂最终形成了新的形态——“块茎”。显然，“块茎”善于在不同事物之间运动，建立了一种“和”的逻辑，而如同一粒草籽发展成了一片草地。作为一种流变、开放的系统，“块茎”强调了生活、知识和思想的游牧特征，其中概念之间不存在等级秩序，彼此关系则取决于它们的条件；所有因素都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因果线性的定律不复存在，唯有永不停息的“生成”，以对抗那纯粹而浩瀚的永恒。 “断片就是文学种子。其中难免有些空壳：但只要有几粒发芽！”近些年势头不错的青年诗评家胡亮接连出版了《阐释之雪》《琉璃脆》《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虚掩》《屠龙术》等批评著作，它们拒斥“西方中心主义”，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相互激活，从“感性批评”与“词条式批评”两个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批评文体的自觉；其“断片”式写作往往心比赋心，光隐喻光，找寻到每个诗人的谱系与志向，然后在各自的谱系内做出评析、判断。胡亮让我们看到了学院派“理性批评”所匮乏，而作者与读者可堪向往的诗歌批评之胜景；其出色的批评实践表明，运用“毕达哥拉斯文体”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创作者，一如诺瓦利斯所言，“所做、所说、所言、所听、所忍受的一切，必须是一个艺术的、技术的、科学的产品，或是这样一种活动。他道出箴言，他演一出戏，他是对话者，他宣读论文并演示科学——他叙述逸闻、历史、童话、小说，他诗意地感受；若是刻画什么，他便作为艺术家去刻画；他这样听一切——作为音乐家；他的生命是一部小说——他也这样看一切，这样读一切。……真正的学者乃是全面发展的人——对他所涉猎和所做的一切，他皆赋予一种科学的、合乎理想的、综合批评的形式”。 半个多世纪前，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著名作家刘绪源考察20世纪中国文章之嬗变时发现：五四后最有才华最有学问的文人，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马寅初、任鸿隽、赵紫宸、陶行知、赵元任、吕澂、朱光潜、江绍原、俞平伯、林汉达、梁思成、林徽因、钟敬文、梁实秋、施蛰存、孙冶方、钱锺书、杨绛、顾准、陈原……这些“全面发展的人”，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在自己的研究和思索中度日，内心高傲而天趣盎然，进而按各自趣味发而为文——写得从容、随意、丰饶，文字极清浅，又极深厚，有余味，大多可当作上乘的散文来读，可谓广义的“美文”；其中氤氲着灵动滋润的气息，郁勃着一股“文人气”——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才子气，纵才使气、耿介不狷；二是文人情趣，以审美眼光看人间万象，将现实人生化为笔底波澜，处处见其文心。现如今，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读到这种“美文”了。“缺了什么呢？缺的就是‘文人’！是那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没有他们各具个性而又总能启人深想的声音，没有他们种种有益复有趣的看似随意的发挥，没有他们从悠长的文化之水中汲取营养并对今日社会人生的即时感应，整个文化生活竟真的变得机械干枯起来了。” “逻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的独特标志。”在“逻辑文化”统辖之下，“现代论说文失去了曾赋予柏拉图和神秘主义者以力量的生活的背景幕布；在书本的价值和有关它们的叙述中，它也不再拥有天真的忠实。这种情况的问题几乎已被强调到了要求轻薄思想和表达的地步了。对很多批评家来说，这已经成为其生活情绪了。”作为未来的述学文体，“毕达哥拉斯文体”所要治愈的正是这一“时代病”，其哲思路径如上所论大致有二：其一、返回中国文化之“本源”，通过“回向”即“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在“进”—“出”—“进”反复往返的研究过程中，祛除“理障”或“知识障”，既明“物理”又通“心理”，抵达熊十力所谓“思修交尽，二智圆融”之境；其二、“思即言”，在“证悟”过程中，一方面接续中国古代悠远的述学传统，包括五四文人之“文脉”，另一方面汲取西方“Essay”的创造性文体实践成果（如“星丛”、“块茎”等），融通“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恢复事物自在自持的存在，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思维相汇合，诸多“断片”合成了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蒙田语），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站到精神领域的最前沿，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乃至开启一代新风，最后使自己也成了一个“伟大光荣的杰作”。“毕达哥拉斯文体”可谓未来学术之“预流”。 或许，我们确应如德勒兹、加塔利所呼吁的—— 在n次幂上写作，n-1次幂，遵循着这些口号来写作；创造块茎而不是根，不要种植！不要播种，而要引出旁支！既不是——也不是多，而是多元体！形成线，决不要形成点！速度将化点为线！要迅如脱兔，即便原地不动！偶然之线，髋部之线，逃逸之线。不要在你身上造出一个将军！不要形成一个恰当的观念，恰恰只须形成一个观念。拥有短时的观念。创造图样，而不是照片或图画。成为粉色豹，令你们的爱恋就像是黄蜂与兰花，猫与狒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