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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哲思路径及其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19-11-26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吴子林 参加讨论

    摘要:拘囿于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学院派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多为“无本之学”,制造了诸多“美学的谎言”,无异于“对文学的犯罪”;文学研究者、批评家应不时自我反省:“我知道什么?”“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哲思路径有二:其一、返回中国文化之“本源”,通过“回向”即“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在“进”—“出”—“进”反复往返的研究过程中,祛除“理障”或“知识障”,既明“物理”又通“心理”,抵达圆融的智慧之境;其二、“思即言”,一方面接续中国古代悠远的述学传统,包括五四文人之“文脉”,另一方面汲取西方“Essay”的创造性文体实践成果,融通“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思维相汇合,诸多“断片”合成了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毕达哥拉斯文体”可谓未来学术之“预流”。
    关键词:美学的谎言;毕达哥拉斯文体;哲思路径;回向;思即言;预流
    作者简介:吴子林,1969年生,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巴赫金研究会秘书长,叙事学会副会长。
     
    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总能让人感受到某种创造的冲动与喜悦,或一种凿木取火般的瞬间启示与发现。作为面向未来的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对抗浅陋的技术主义或形式主义,以其独特的哲思路径,言说着不可言说的生命与世界的秘密,指向一种广袤、强健的“心智生活”。
    “对文学的犯罪”
    杰夫·戴尔,1958年出生于英国切尔滕纳姆,《每日电讯》称之为“很可能是在世的最好的英国作家”。每个作家都至少有一个让他(或她)想成为作家的作家,杰夫·戴尔也不例外。对他而言,D.H.劳伦斯是父亲式的作家,彼此之间有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亲近、继承和延续;杰夫·戴尔一再声称:“多年前我就决心将来要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书,向这位让我想成为作家的作家致敬。”而他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传记、小说、游记、回忆录……众多文体互渗,满溢后现代与嬉皮气质的超文体之作——《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
    在小说里,杰夫·戴尔坦承:“小说会让我更接近自我,而劳伦斯——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则相反,将会带领我摆脱自我。”他毫不掩饰地斥骂那些糟糕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理解文学,而“在忙着杀戮他们所接触的一切”。
    可不是这样?在英国的文学系课程里,从《贝奥武夫》到贝克特的作品,已然被特里·伊格尔顿等人所推行的各种“理论”所取代,“理论”成了正统学说而并非它努力颠覆的研究方法;任何一位合格的讲师论述起来都很流利,能够无限期地阐述下去。听说“我”在“研究劳伦斯”,熟人借给我一本书,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权威书籍”——由彼得·威多森编辑的《朗文文学评论读本》。该书卷首语题为《激进的不确定性:后现代的劳伦斯》,全书收入了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许多“理论家”撰写的评论。如,在“性别,性,女性”一章里,有莉迪亚·布兰卡德的《劳伦斯,福柯与性语言》;在关于“后结构主义的备选”的章节里,有丹尼尔·J.施耐德的《从D.H.劳伦斯看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替代品》……翻阅这些文章,“我”怒火中烧:这些毫无文学感的人怎么最终还能教授文学,评论文学?这群小人蜷成一团,背对着世界,好让世人看不到他们的相互撕扯——太过分了,太愚蠢了!成千上万的学者就是这样杀死所接触到的一切——这就是所谓“学术评判”的特点。“我”把书狠狠地扔出去,然后试图撕烂它可是它太有韧性了,最终冒着伤到自己的危险,花去一盒火柴成功地肢解了它!
    第二天,当“我”平静下来,仍在想着很普通的道理:你怎么能理解文学,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看书?现如今,评论已然成为文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能写出优秀评论的学者实属罕见,绝大部分人写的书——尤其像朗文读者这样的——简直是“对文学的犯罪”!“我们在大学读到的那些评判……研究!研究!这个词如同丧钟敲响,无论哪个被研究的可怜人都即将迈入坟墓。围着大学校园走一圈,几乎能嗅到一股明显的死亡的味道!别跟我说那枯燥乏味的系统化考试,别给我那些疯狂的书里的一些闪光点,书里压根儿就没有进行全面或合理的阐述。”真是太让人沮丧了,让所有的“权威”都见鬼去吧!其实,如果你想知道文学是如何存活的你就要转向作者,看看他们是怎样谈论彼此的,不论是在散文、书评、书信或是日记里——以及他们的著作里。
    在小说里,杰夫·戴尔引用了乔治·斯坦纳的话:“对艺术最好的解读是艺术。”他接着说,伟大的书籍被默认为是“规范的评论教学大纲”。这一点从诗人写出关于某部伟大艺术作品的诗歌可以得到明确的验证,比如奥登致叶芝的哀歌,布罗茨基致奥登的哀歌,希尼致布罗茨基的哀歌,还有D.H.劳伦斯的评论《托马斯·哈代研究》《经典美国文学研究》或“他的画作介绍”……在这些例子中,富有想象力的创作与评论之间的界线消失了。没错,这些想象性评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一个令人击节叹赏的对象,能把我们引向一个美妙的世界。除此以外,当然都是废话。
    此时此刻,牛津是一座“笨蛋之城”,正被愚蠢、极度精神疲劳的乌云笼罩着,因为这些笨蛋学者都在他们的文学研究上挥动着铁锹,自掘坟墓。从“我”开着的窗户传进敲击键盘声,也许就是有人在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也可能正在准备演讲稿……实际上,“你不可能在牛津写出一本像样的关于劳伦斯的书,不可能写出任何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书而不对他彻底背叛。这么做的话就立刻取消了你自身的资格。无异于朝着他的墓碑吐唾沫”。“我”不能接受任何事情,特别是那些“我”无力去改变的事情,“我”只能接受那些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的事情。“我”扪心自问:绞尽脑汁要写并没有人要看的D.H.劳伦斯研究有什么用呢?事实上,自从搬到这“笨蛋之城”后,“我”的D.H.劳伦斯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跟所有的写作者一样,“我”受尽了各种焦虑、疲倦、绝望的折磨。在做了大量案头文献阅读、整理工作之后,“我”决定逃离牛津,循着D.H.劳伦斯的足迹展开一场文学朝圣,走到他的世界的尽头……在追寻(写出)D.H.劳伦斯实则寻找自己(另一个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变成了自己所追寻的东西,与D.H.劳伦斯合而为一:“……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他最终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阶层’;经过多年的游荡,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他最终觉得‘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在为美国“现代图书馆版”《儿子与情人》所写的“前言”里,杰夫·戴尔对D.H.劳伦斯的此番“速写”,其实也正是《一怒之下》所要表现的主题。“我”写出了这部关于D.H.劳伦斯的书,也彻底耗尽了“我”对于D.H.劳伦斯的“兴趣”,而感到一种筋疲力尽之后的超脱:“一个人开始写某本书是因为对某个主题感兴趣;一个人写完这本书是为了对这个主题不再感兴趣:书本身便是这种转化的一个记录”;“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由许多微不足道的寻觅构成的……不管怎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写出自己的D.H.劳伦斯研究……即使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我们所剩下的不过是一则未完成、无法完成的记录”。
    杰夫·戴尔曾引用威廉·哈兹里特的话,描述一种当作家的方式:“无所事事地闲逛,读书,欣赏画作,看戏,聆听,思考,写让自己感到最愉悦的东西。”“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好吗?”杰夫·戴尔感叹说,“这种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闲逛,在学院派的门外闲逛——不想进去——不被专业研究的条条框框捆死。”《一怒之下》便是这种“闲逛”的产物,里面有漫游般的视角,恣意生长的闲笔,生活瞬间细微与惊艳的描绘,生机勃勃的野趣与活力,还有香料般遍撒的对于D.H.劳伦斯各种作品的摘录、描述、点评……这部小说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毋宁说是感受的结果——感受着这种文学形式的潜力如何扩张、前进;我们得到的不是D.H.劳伦斯干瘪的木乃伊,而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种感觉,一种精神——一种裹挟着D.H.劳伦斯灵魂的风。这部小说与其说源于学术上的需要,毋宁说源于“兴趣”,源于情感——爱——的需要,源于对愉悦、欢乐——极乐——顽强而孜孜不倦的渴求。杰夫·戴尔说,自己所喜欢的都是那类无法称之为小说的小说。在作品的扉页,他不无自嘲地写上两则题记,生动说明了书名的由来,以及写作的手法与结构:
    一怒之下,我开始写关于托马斯·哈代的书。这本书将无所不谈,但恐怕唯独不提哈代——一本怪书,但很不错。
    ——D.H.劳伦斯,1914年9月5日
    对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无休无止的说明,长篇大论却毫不切题。
    ——福楼拜评价雨果的《悲惨世界》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趣味型”写作,一项自由的个体性工作:不从俗,不慕虚荣,为性简素,避喧兰若;踽踽独行,自苦自适;触事兴感,见微知著;因文为题,纵谈古今;有细密处,有奔放处,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这种“趣味型”写作,不忮不求,机心全息;力究本来,风神蕴藉;总是竭尽了心力,决不模糊敷衍。这是一种类似爱情的工作,知之深,爱之切,多按趣味发而为文,触处生春,若俯若偃,俱从其情,天趣盎然,启人心扉。因完全按个人喜好摸索而得,总有一种“理论”之外的率性与轻盈、清淡与准确,而在萧散随意之中,蕴藏着个人的发现与创见,读者唯有“以心会心”方有所得。这是世间锦心绣口般的绝世妙文,只对与自己处于同一层次的读者拈花微笑……
    1926年春天,D.H.劳伦斯对布鲁斯特说,他“确信每个人在生命中都需要一棵某种意义上的菩提树。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已经砍掉了所有的菩提树……但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还有一棵菩提树矗立着……”D.H.劳伦斯想要坐在菩提树下,如同佛祖一般参悟禅机,或如同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开篇所形容的,仅仅满足于短暂一瞥所带来的沉思——
    ……我们并不非常可靠地安居于
    被解释的世界。或许为我们停留的
    是坡上的某一棵树……
    读着《一怒之下》,不时让人会心而笑,掩卷之余则陷入沉思:怎样才能摒弃杰夫·戴尔所言“学术评判的特点”——杀死所接触的一切——克服当下琳琅满目的写作障碍,不再对文学“犯罪”呢?易言之,大部分时候都无功而返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生命里,怎样才能真正拥有一棵某种意义上的菩提树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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