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翻译事业70年论坛暨2019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举行。 “译事之艰辛,惟当事者知之。”尽管如此,仍有一批人不畏辛苦,不计名利,甘做文化交流的“驿马”。80岁的郑克鲁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越发感觉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郑克鲁说。 ![]() 人物小传·郑克鲁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主任等。1987年获得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2012年以译著《第二性》获“傅雷翻译出版奖”,201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曾祖父什么也没留下」 在中国澳门妈阁街,有一处中西合璧的深宅大院——郑家大屋。1894年,隐居澳门6年的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在此撰成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 1939年,郑克鲁出生在郑家大屋。仿佛是铭刻在血液中的对西方文明与外来文化的敏感与探究,让他命中注定般走上了文学翻译这一中西交流之路。 解放周末:澳门的郑家大屋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您回过这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吗? 郑克鲁:我四五岁就离开了澳门,有五六十年没回去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到澳门做学术访问,我才第一次“参观”郑家大屋。小时候的记忆几乎已经没有了。 其实,澳门不能算我真正的故乡。郑氏的祖籍在广东中山,我小时候一直听大人说到“雍陌”,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到了位于中山三乡镇的雍陌村,参观了郑观应故居。应该说,那里才是我真正的故乡。 解放周末:在这之前,您没有寻根的想法? 郑克鲁:没有。郑观应虽然很有名,但我一直觉得他还是很遥远的。他1922年去世,我还没有出生。加上我祖父30岁出头就去世了,我从小对祖父了解得不多,对曾祖父知道得就更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曾经有人问我:郑观应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据我所知,他的确没什么财产,连一幅字画都没有留下来。 曾祖父虽然是实业家,曾经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等等,但经过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开平煤矿赔案两件案子,损失了很多钱财;而且,他虽然16岁就到上海学商、办实业,但聚财敛财的意识并不强。他特别强调“清”“慎”“勤”这三个字,从没想过给自己留什么,也没有那种积累家产、庇荫后世的想法,到了晚年更加把精力放在了做慈善、办教育上。 解放周末:郑观应本质上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位思想家、慈善家。 郑克鲁:对。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确实给全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很重要的书——《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影响。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财富,是巨大到无法形容的财富。 解放周末:尽管您没有受到曾祖父的直接影响,但人们依然会好奇:您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郑克鲁:就是非常普通的教育。因为祖父去世得早,我父亲很早就工作了。他在海关做事,调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跟着去,我们待过湛江、海口等好几个地方。我八九岁时到了上海,进了南洋模范小学,学费很贵。后来念不起了,我就回虹口上了普通小学,中学读的是华东师大一附中。 父母对我们是非常开明的,从不干涉。我平时读了许多小说,喜欢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分文理科时就选了文科。当时亲戚长辈都很奇怪:国家建设正热火朝天,更需要理工科人才,尤其是男孩子,一定是选理科的。怎么你家儿子随随便便就选了文科呢?但我不喜欢理科,没办法。我父母也没有干涉。 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就按照我喜欢的报考。我本来想报考俄语系,但1957年中苏关系破裂,俄语系停止招生,我就报了西语系法语专业,结果考上了。父母觉得念法语也不错。我两个弟弟后来考上华东理工学院读工科,他们也很高兴。 「花了一年多时间背词典」 在中国大地上颠沛流离过许多城市的郑克鲁,意外地在法国文学中找到了精神故乡。 “文革”十年浩劫阻挠了他的学习之路,但无法阻拦他的学习之志。从一本词典开始,他艰难而踏实地进入了法语殿堂。 解放周末:您年轻时为什么喜欢法国小说? 郑克鲁:其实年轻人大部分都喜欢法国小说。恩格斯曾经幽默地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有法国小说好玩。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 解放周末:但是学习法语和阅读法国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您刚开始接触法语时是什么感觉? 郑克鲁:一开始确实比较难学。法语是一门逻辑十分缜密的语言,读起来优雅流利,但语法比较复杂,还存在大量的连读和同音词,要入门很不容易。我知道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不高,我就慢慢学,多花一点时间。 北大毕业后,我考上了社科院外文所研究生,导师是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当时李先生让我读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我读起来很是吃力。可见我虽然在北大学了五年,水平还是不够。因为虽说是五年,但当时运动搞得多,学习时间总共也就四年左右。不久后,我们又被下放到农村搞了两期“四清”,又中断了学习。如果再不靠自己提高的话,语言就一直不能过关。 解放周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您是怎么自学的? 郑克鲁:1969年,我们社科院外文所全部下放到河南信阳息县,半天劳动半天“运动”。后来“运动”渐渐不搞了。 我当时想,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一定要想办法过关。那时候确实很难,原版录音听不到,周围也没什么书,只有一本26000个单词的《法汉词典》,我就开始背词典。 我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背一到六页词典。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大概能记得60%;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记得更深一些;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用时更短。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同样背三天。我就始终以这样的速度,一步步往前推进。整本词典背完了一遍,再从头背第二遍。 就这样,我背了一年多时间,从信阳回到北京后,发觉自己看得懂原版《红与黑》《高老头》了。我就开始广泛阅读原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90多部,我看了80多部,每本都做了详尽的笔记,把重要情节、名句佳句都记了下来,这些笔记现在都没有丢。 “文革”结束后,我试着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说《长寿药水》,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反响不错。后来出版社知道我了,来约我翻译,我就答应了。 解放周末:但在您所在的外文所,文学研究是主业,翻译始终被视为副业。 郑克鲁:是这样的。但我搞翻译,大家没话说。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在外文所也是出色的。当然也有人劝我少翻一点,但是我喜欢翻译。 我没有其他爱好,翻译就是我的爱好。译书的过程,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会感到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 「一边研究一边翻译」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读书热、文学热中,郑克鲁崭露头角。 他撰写《法国文学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等;译有《蒂博一家》《康素爱萝》《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等;而主编的《法国文学译丛》《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更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一边是研究,一边是翻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解放周末: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克鲁文集》38卷,其中包括1700余万字的文学翻译,包括《红与黑》《茶花女》《基督山伯爵》等等。您选择翻译的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郑克鲁:通常我只译一流作品。许多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全是一流的,那我就挑选其中最好的翻译。我喜欢巴尔扎克,但不是巴尔扎克所有的小说都译,除了他的一些中短篇,我只译了他最重要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莫泊桑的300多篇小说,我也只选了其中数十篇译出60万字。 当然,二流作品有时我也译一些。比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够不上一流,但有科学依据,包蕴丰富知识,深受青年人喜爱,因此我也翻译了三种。 解放周末:有些译者主要翻译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而您翻译过的作家,从司汤达、小仲马、大仲马、雨果到波伏瓦,翻译面之广令人惊叹。这是否和您自己从事法国文学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 郑克鲁:是的。做了几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译,视野不同。你知道这部作品好还是不好,然后才决定翻还是不翻。 解放周末:您为何对一流、二流如此“计较”? 郑克鲁:我之所以看重它是否是经典,是因为经典历久不衰,具有不同凡响的质量。而且,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越发感觉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 所以我有一点和其他译者不同,那就是注重序言。把优秀的外国作品介绍给读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不能敷衍塞责。很多译者不喜欢写序,但我是要写序的,有的序写得还蛮长。把作家生平、作品情节讲一讲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读者知道这部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受欢迎等等。 解放周末:一些读者阅读时往往习惯性地跳过序言,直接从正文开始。 郑克鲁:确实有些读者不看序言。但有人不看就不写了吗?还是有人看且爱看的。我的序言就是写给那些想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创作手法及艺术价值的读者看的。 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译者在序言中不说清楚,读者未必了解,就可能无法理解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的曲折情节所吸引,大仲马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然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他的创作何以取得成功。 解放周末:一篇高质量的序言相当于一篇精彩的导读和精炼的评论。 郑克鲁:是的。但是归根结底,没有一番研究哪能写得出高质量的序言?有些译者懒得写,他觉得不划算——写一篇序言的时间可以译好多东西。假如翻译是千字80元钱,一篇序言最多也就千字100元,多个20元,但是所花的功夫可不止那么点。 「好不好由读者说了算」 西谚云:“翻译即背叛。” 在经典、优秀的原作前,人们会用狐疑的眼光打量译作。郑克鲁承认,一般情况下,翻译要达到原著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会有极个别的例外。 但是,背负着“背叛”的十字架,翻译者们依然负重前行。因为,将陌生的词句转化为大家熟悉的语言,才能沟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把缤纷的世界呈现在更多人眼前。 解放周末:余光中曾说,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要给两种语言“做成媒”,难点在哪? 郑克鲁:无论翻译英文还是翻译法文,译者对文字进行处理在所难免。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原文中独特的句式,尤其是中文里没有的关系从句。 大家认为傅雷译得好,好在哪里呢?傅雷也不是一开始就优于其他译者的。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傅雷的译文和同时期其他译者的质量差不多,但到了40年代,尤其从《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他的翻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质量有了飞跃。这是因为他提出了遵循先译从句后译主句的原则,解决了关系从句的翻译问题。 傅雷的这一翻译技巧被很多人应用,事实证明非常有效。但是,他的翻译处理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吗?我觉得也不该绝对化。总是先译从句,容易使读者有跳跃感。尝试顺着法文原来的语序来翻,在很多时候也可以解决问题。 解放周末:在翻译具体的句子的时候,究竟使用哪一种翻译方法,取决于译者。关键是如何把合适的方法运用在合适的地方,使得译文达到“信”“达”“雅”的境界。 郑克鲁:对。我认为,严复提出的这三个标准中,“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点,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我一直遵从“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能不意译就尽量不意译。 另外,翻译还要“达”,通达、流畅;“雅”,就是优美、有文采。有人认为“雅”是对句子的要求,但我觉得更是对整体作品的要求。 我们做翻译的人对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页小说里出现三个“美丽”,词汇太贫乏,我是不能忍受的。得至少掌握十来个同义词、近义词,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 解放周末:您会像诗人一样反复推敲、炼字吗? 郑克鲁:会。中国古典词汇非常之美,用对了地方,传情达意更加贴切。比如,《茶花女》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意绵绵,我特别用了“鳒鲽情深”这个词,从字面上就能感觉到美。在译《巴黎圣母院》时,文中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行将就木”这样的词大家都用过了,我就琢磨怎么译才能不一样。后来我用了“病势尪羸”四个字,读者即便不认识“尪羸”两个字,也能从上下文理解是形容人病得很重。 解放周末:不担心读者觉得晦涩难懂吗? 郑克鲁: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用几个较生僻的古典词语是不影响阅读的。相反,读者可以通过查词典学习认识它们,也是自身的提高进步。当然,这样的词也不能用得太多,多了就有掉书袋之嫌了。 解放周末:您觉得检验翻译好坏的最终标准是什么? 郑克鲁:由读者来决定。前段时间,有个作家用非常个人的方式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也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觉得,好不好由读者去决定。优秀的译本,如果过了30年大家还能认同,那就是真的好。 「不担心事业后继乏人」 翻译者很多,但翻译家很少。 1986年,上海翻译家协会创办。一度,协会被要求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是草婴、郑克鲁等翻译家的坚持,才留住了协会“翻译家”的名衔。 30余年过去了,年届八十的郑克鲁自然更加明白“翻译家”这三个字的分量。尽管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家的价值在当下尚未得到充分肯定,但对翻译家而言,“这既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翻译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但一些出版物的翻译质量也为人诟病,您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郑克鲁:是有这种情况。有些出版社,觉得一本书有名,就着急忙慌赶时间,抓到一个译者就来翻译。这个译者水平如何,是不是适合?来不及考虑,出了再说。有的编辑也不认真看稿子。我有时翻开一本新书,第一页上就有五六个错误赫然在目。 解放周末:您认为翻译作品的质量应该由谁来保证? 郑克鲁:主要责任在出版社。是否能找到高水平的译者和负责任的编辑,是出版社的工作。出版社不能只知道赚钱。 另外,译者自己要自律,要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下长期功夫。现在翻译的薪酬偏低。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翻译稿酬大约千字7元,译一个中篇能赚420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相对价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但在今天,翻译仍是一项无名无利的工作,全靠译者对这项事业的热爱和全身心投入。 解放周末:有人喟叹,属于翻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尤其人工智能日渐发展,传统翻译将无法避免地日渐式微。 郑克鲁:我不这么看。对人工智能来说,翻译仍旧是件难事,尤其是文学翻译。再聪明的机器也未必能探测到文字背后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情感。比如,诗歌怎么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较为形象的或许可以,但一些充满意象、含义很深的就很难译了。 解放周末:您并不担心翻译事业后继乏人? 郑克鲁:不会的,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会冒出来的。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为了谋求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也要继续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这两方面的需求,都对翻译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他们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 另外一方面,我也期盼翻译事业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更多支持,翻译事业一定会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