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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宋代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其旅行特点表现在：官方为官员出行配备交通工具，担任地方官者可以携带家小上任、离任，旅途中聚会宴饮众多，赴任、卸任时间宽松。贬谪之旅是一种特殊的官差旅行，与普通的官差之旅相比，同中有异，从中可以看到贬谪对官员的打击与前代相比程度减轻，是宋代统治者礼遇文人士大夫的具体体现。 关 键 词：宋代行记/官差旅行/旅行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研究”(14CZW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怡(1984-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在站。四川 成都 610066；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从事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行记是古代散文中的一大文类，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内容。随着宋代交通事业的发达，海外关系的拓展，交聘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的富庶，宋人出行机会增多。与此相适应，其创作的行记数量、质量均超越前代，其中有不少行记记录了宋代士大夫官差旅行的情形。有记出任地方官员或奉命外出办理公务的，如陆游的《入蜀记》、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有记在任期间巡检民情的，如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李复的《冯翊行记》；有记任满回阙、归家的，如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对于此类行记，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多探讨其在地理、交通、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价值[1-4]。但以旅行为切入点，探讨宋人出行文化的文章还很少。据笔者所见，仅黄纯艳《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5]、赵维平《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二文[6]，前文是个案研究，以《于役志》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地展现了公务旅行的情形，后文主要从南宋行记探讨旅行交通等问题。其实，官差行记最直接地反映了宋人长途公务旅行的场景，展现了行旅途中丰富多彩的旅行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宋代士大夫跋山涉水公务旅行的场景。宋与辽金以及周边各国奉使交聘之旅也是官差旅行中的重要一类，但因旅行目的、任务均有特定限制，与普通官差旅行有显著差别，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7]。 一、官差旅行与宋代官制 官差旅行包括官员出任地方官、任期结束返回京城或故乡、任官期间巡检民情转徙于所辖区域等行旅活动。宋代官差出行机会众多，这与宋代官员任官、选官制度密切相关。宋初实行地方官三考为一任期的任官制度。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下诏云：“诸道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及监榷物务官，任内地满三年，川、广、福建满四年者，并与除代。”[8]494八年(983)又下诏云：“河东、江浙、川峡、广南官自今满三考并与除代”[8]559。一年一考，三考为三年，此后地方官任期以三年为一任。随着科举取士、入仕人数大量增加，官吏冗多问题日益严重，同一官职候阙者数人。为调解员多阙少的矛盾，缩短地方官任期成为主要手段。元祐元年(1086)地方官任期为两年半，元祐三年(1088)又下诏云：“请川广知州、通判，除有专法指定及酬奖外，不论见任新差官，并二年为任。”[8]10017南宋疆土面积缩小，官多阙少，任知州、通判、知县者任期均由三年改为两年，“在部知州军、通判、佥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以三年为任者，权改为二年”[9]3712。地方官的频繁换任加速了官员的流动，增加了官员出行的机会。 另一方面，宋代对官员的考核实行磨勘制度，根据为官年限和政绩决定官员的升迁。景德四年(1007)七月四日诏曰：“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未及者依例差使。如特令考校引对者，不在此限。”[10]2623实行三年一磨勘之制，为官时限一到须自陈履历、任职功过，经铨选部门审查，符合迁改条件者，须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仁宗天圣二年(1025)九月，又重申外任官差遣满任后须罢职赴阙，予以磨勘引对之制，“诏审官院，自今见任并带职京朝官磨勘，并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其非时替移，年限未及者，并候四周年与转官”[8]2389。外任地方官者差遣满任后须进京面陈为官功过，这一规定使得地方官频繁往返于地方与京都之间。 二、官差旅行出行情貌 出行机会的增多也为行记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骖鸾录》均记出任地方官沿途经历，范成大的《吴船录》为卸任回京时所作，周必大的《奏事录》则记录地方官满任后赴阙接受引见之行旅。官差旅行受官方派遣委托，与普通人出行相比有自身的特点。 (一)官员出行常由官方配备交通工具 郑刚中以枢密行府参谋身份随签书枢密楼炤前往陕西询访民情，其《西征道里记》曰：“行府舟具。欲发前一日，宰执出饯于接待院。”[11]546行府为南宋调度军务的机构，郑刚中一行从都城临安出发所乘舟船皆为行府所备。从京师出发可使用官船外，沿途所经州县亦可为官员配备船只。天禧二年(1018)诏云：“自今赴任向南官员，如到真、楚、泗州纳下，从京乘载舟船，即与勘会逐处岸下系官空闲杂般船，许差借乘载赴任。”[10]6657此项制度至南宋亦无变化。如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因病提前离任，由四川回故乡盘门，所乘舟是范成大专门命叙州制造的新船，“先是余造舟于叙，既成，泝流泊于嘉。甫毕而被召，自合江乘小舟至此。登新舰，乃治装，及载诸军封椿”[12]196。新船停靠于嘉州，范成大从合江乘小舟至嘉州换乘新船，顺江而下抵达故乡。新船为叙州州府制备，大小虽无明确记载，然《吴船录》“八月丁丑”条记由鲁家洑至鄂渚途中，“偶有鄂兵二百更戍，欲归过荆南，遂以舟载，使偕行”[12]225，除范成大及其随从外尚可搭乘二百士兵，可见是一艘大船。周必大入京奏事，在江西丰城县“遇漕司所假舟徙焉”，在太平州“借郡舟易豫章者”，后又在昆山换乘“府中所借舟，为奏事之行”[13]卷八，三次换舟，皆乘官船。陆游出任夔州通判，由故乡出发至西兴镇，自己购买小舟出临安北关后，“登漕司所假舟于红亭税务之西”[14]2406，亦乘坐官船自临安赴蜀。陆游私人购买的小舟，则用于从故乡至临安的短途江行或行役途中的泛舟游览，如“闰五月十八日”条载，“同仲高出闇门，买小舟泛西湖，至长桥寺”[14]2407。 官方虽可以为因公出行的官员提供官船，但官船的数量有限，并非每位出行需乘船的官员都可以使用官船，也并非出行的整个行程都提供官船。陆游入蜀在临安搭乘官船，行至镇江则“迁入嘉州王知义船”[14]2412。“七月二十八日”条载：“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摇兀掀舞，才如一叶”[14]2430，可知是一艘载重量二千斛的私船。此船除搭载陆游及其家属随从外，还有其他船客。如“(八月)二十九日，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14]2444，可知是一客船。又于“(九月)十七日，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14]2448。然而，此船在十月十三日上新滩时被滩上锐石所磨损，“锐石穿船底，牢不可动，盖舟人载陶器多所致”[14]2455。此舟载有大量陶器，应为一商船。可知陆游在整个行程中使用的船只既有官船，也有客船、商船。 (二)宋代官员出行，尤其是担任地方官者常携带家小上任、离任 范成大赴广西本与乳母徐同行，然乳母“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若以登陆行，则速其绝，委之，恩义不可”[15]44，最后因乳母病势严重不得不将其留在余杭委托他人照顾，自己则从余杭陆行至富阳县。范成大自桂入蜀，家人亦随行。自蜀中归时，家人自合江亭乘舟往眉州彭山县，范成大本人则骑马至新津县，后“以小舟下彭山，己未已到，与孥累船会”[12]193。周必大乾道六年(1170)南剑守阙到，入京奏事，亦携带妻小，“挈家泛舟入浙”，并且让“邓庚子长秀才偕行”[13]卷八，以教儿子读书。 (三)聚会宴饮众多 官员赴任、离任时，出发地的亲友常来饯别。范成大赴广西，自故乡盘门出发途经垂虹，“船不忍发，送者亦忘归，遂泊桥下”[15]41。陆游入蜀，闰五月十八日出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见送客”[14]2406。除了亲友的饯别以外，亦有官方举办的宴饮。如周必大乾道六年(1170)入京奏事，从永和出发，有“守倅来饯饮”[13]卷八。地方官赴任、离任时，地方州县还派专人来迎接护送。《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七·吏卒接送》记载：“诸接送人，签判及川、广、福建路知县差军人，余路军人、公人各半。”又曰：“诸缘边经略安抚总管钤辖司，遇帅臣之官替移，差本司吏人接送。”[16]187接送人既有军人亦有地方官吏。范成大入桂时至深溪，桂林府派官吏出迎，其《骖鸾录》曰：“二十三日，行山间，宿深溪。桂之门接牙队，例至于此。”[15]59陆游入蜀，行至夔州亦有军人前来迎接，如《入蜀记》曰：“夔州迓兵来参。”[14]2441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离任时有蜀兵护送，行至鄂州尚“遣送兵之半归成都”[12]227。出行官员与当地关系密切者或地位显赫者，常有众多送客相送。范成大离蜀，送客于新津县送别，“邑中借居，僦舍皆满，县人以为盛”，在此留一日后令送客归，“留者尚十五六”[12]193。出行者与送客之间情谊深厚者常远送至异地才归，如范成大离蜀，“蜀中送客至嘉州归尽，独杨商卿父子、谭季壬德称三人送至此，踰千里矣”[12]214。周必大入京至吉水亦如此，“弟侄甥与送客皆还，惟永和十七客少留”[13]卷八。 赴任、离任途中，聚会宴饮之类的活动亦频频出现。途中会客大约有四类人。一是亲戚。陆游入蜀，于临安“(六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省三兄”[14]2406，周必大入京，至平江看望从母，其《奏事录》曰：“辛卯未后至平江……壬辰，至从母宅……丙申，早就百花洲具饭，待昆山诸亲。”[13]卷八二是所经州县的地方官员。官员出行至某地，当地官员往往会前来迎接。周必大至太平州，“太守周元特、倅叶朝请棼、添倅钱宗丞佃、教授吴文林博古、添差教授杨文林恂、判官赵文林子、推官赵从事不役、知录赵修职彦灿、司理虞廸功佾、司户林迪功显、司法王从政豫、当涂宰王通直、权主簿林迪功浩、尉赵修职彦麒、路分都监宋大夫实、添差分路孙大夫谅及其子閤门祇候显祖、同年丁忧赵司法彦萃并相候。”[13]卷八迎接后即设宴款待，且宴会的次数往往不止一次。周必大至太平州后，第二日“己巳赴州会”，并于第三日“(庚午)再赴州饭”，第四日再赴太守周元特之宴[13]卷八。《入蜀记》、《吴船录》、《骖鸾录》中亦多次记载地方官员的宴请活动。宴会的组织者为当地太守、郡守、将帅、知府、县尉等官员，与会者既有出行官员的旧友，亦有素不相识的当地官员。如陆游入蜀停留常州时，司户右从政郎许伯虎前来探访，为“儿时笔砚之旧”，“教授左文林郎陈伯达、员外教授左从政郎沈瀛，……皆未识”[14]2410，此前陆游并不认识二人。在宋代，当地政府接待路经官员是各州郡的职责，并且专设公使钱用于迎来送往的开销。《燕翼诒谋录》云：“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17]29公使钱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宴饮聚会上，正如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所言：“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返，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宴请宾客一举被认为是“善贤之礼，不可废也”[18]《政府奏议》，卷上，因此在宋代大行其道。三为途中所遇同僚旧友。周必大泊新河，史志道侍郎为发运使亦过此，“伺其出城，以小舟谒之”[13]卷八，后来又在昆山得知范成大使金留居姑苏馆，即前往拜谒。陆游在镇江遇范成大使金过此，亦“遣人相招食于玉鉴堂”[14]2413。前任地方官如在途中遇后任地方官，按礼节亦应与后任相见。如范成大离蜀途中至归州，“闻交代胡长文给事已至夷陵，欲陆行，舟车且参辰，义不可相避，泊秭归以须之”[12]220。胡长文即胡元质，任四川制置使，为范成大之后任。当范成大得知胡元质已到夷陵的消息后，便泊船相待，并“往渡头迓之”[12]221。四是僧道。陆游停留镇江，来访者有焦山长老定圜，甘露长老化昭、金山长老宝印，至真州又有“北山长老蕴常来”[14]2415。周必大在昆山，观音庵寂照大师亦于庵中置饭招待，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与僧道交往的密切。 宴饮聚会除置饭饮酒外，士大夫之间常即席赋诗、赠诗。如范成大离任时，与送客于慈姥岩下小饮，“诸宾客各即席作诗”[12]195。此外，还往往伴随以诗书交友的行动。陆游经过常州，会见当地官员，有“员外教授左从政郎沈瀛”，字子寿，本与陆游不相识，而“子寿仍出近文一卷”[14]2410。周必大经白沙，有“萧伯和投诗及所业”；经昆山，“国学吴仁杰字斗南，携所解《古周易》及启事相候”[13]卷八。陆游为南宋时期著名诗人，周必大为朝廷要员，地方士人以诗文拜谒有社会声望的人，试图通过诗文得到他们的延誉和提拔。 (四)赴任、卸任时间宽松 首先，自下诏到出发，有充分的时间为出行做准备。《燕翼诒谋录》载，太宗淳化二年(991)正月下诏曰：“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17]26差遣外任诏令下达后，不需马上出发，对于差遣外任的官员给予一定的假期自备行装。淳熙元年(1174)十月诏范成大入蜀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停留两月，于次年正月才出发赴蜀。陆游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六日被任命为夔州通判，因病推迟至次年闰五月十八日方出行，离下诏日已逾半年。 其次，官员在旅途中亦有充分的时间。范成大赴静江府水陆兼行，于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七日从吴郡盘门出发，至次年二月二十八日至桂林城外，历时82天；陆游入蜀，自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出发，十月二十七日至夔州，耗时160日；周必大自江南西路永和镇泛舟入浙，四月六日出发，六月二十九日至临安，耗时84日。古人出行交通工具落后，人类改造自然的条件有限。走陆路，路面条件恶劣，设施不完善；走水路，则完全依赖风势，因而行旅时间长，自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官员在途中逗留时间长亦是主要原因。宋代官员赴任其实也有时间程期的限制。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下诏云：“京朝官差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场及监临物务者，差定后不得更赴朝参，限五日朝辞，除程更与限一月，如违三日已上，别具闻奏。”[10]1991差遣确定后不得在京城逗留，赴职期限为路途上时间和一月的休假，到任超期三日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诏令对官员的行程安排能起到约束的作用。如范成大赴静江任经德清县，闻距德清县25里处有梅花村，然因“客行有程，不得住”[15]43。前往龙游县途中，各村落残雪压梅，景色清美，范成大却只能感叹：“客行匆匆，自无缘领略，可叹也。”[15]46但在整个赴任途中，范成大仍与湖州太守同游石林，与家人谒三先生祠、登滕王阁、游东湖，兴致勃勃地冒雨独游芗林、盘园、玉虚观，登仰山……登临沿途各地的名山胜水成为出行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陆游入蜀亦登览普照寺、甘露寺、光孝寺、广慈寺、保宁寺、戒坛寺等名刹道观以及镇江之金山、真州之东园、太平州之青山等名山名园。官员在差旅途中往往可在一地停留数日之久，陆游在临安停留10日用于省亲、赴同僚置办的宴饮、泛舟西湖；在镇江停留12日以会见当地的官员名流、赴各类宴请、游览僧寺；于太平州停留7日；于江洲停留10日。周必大南剑阙满离任、进京奏事，亦在丰城县停留5日，隆兴府停留7日，其主要活动也是赴宴、游览等。可见，宋代官员在旅途中有充足的时间可自由支配，虽有时间限制，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似乎限制的时间很宽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