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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文集》近日由中华书局推出。前10册已正式面世，后面还有20册，据了解将在明年年内全部出齐。皇皇三十巨册的《孙昌武文集》，可以说是作为杰出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宗教文学研究的领军者之一的孙昌武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这套大书的出版将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起到某种推进作用，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仅从目前已出版的文集前10册中，选择《文苑杂谈》这本看起来颇“小”的书，略谈笔者的一些阅读体会，管中窥豹，以见孙先生学术观点、学术贡献之一斑。 据笔者了解，孙先生这部著作中大部分篇章此前在《古典文学知识》等刊物上陆续发表过，但结集出版，还是第一次。此书借鉴和继承了古代诗话、笔记文体的特点，分为十四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分列四五个分题，每篇文章完整独立，组合起来，便成为一个专题研究，而将十四个专题贯通起来，又是一部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古典诗文话”。由于采用了笔记体，这部著作作者写得相当轻松，读者读来也相对轻松。但读者在轻松阅读的时候，获得丰富知识和深刻感悟，是丝毫不亚于读那些高头讲章式的长篇宏论的。 笔者阅读此书的感触很多，为了叙述方便，还是做一些概括。首先，该书善于以小见大，通过微观细致的文学赏析，切入相当宏大的主题。这里以《诗家语》一组文字为例，略析其论述方式和特点。 首先，关于“诗家语”的特色，孙先生引述李东阳比较宋代程颢“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和六朝萧慤的“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两句诗，认为程颢的诗句虽佳，但不是诗家语；而萧慤的诗句则是地道的诗家语。但何以故？前人未有说明。孙先生作出如下分析：“他举的两联都是描写风物的。前面程颢一联只是直叙景物，‘到’‘来’是过程的叙述，后面萧慤的一联则描摹出动态，‘落’‘疏’突现出一种情境，这样的用语显然更形象，更富情韵，所以被称赞‘是诗家语’。”（第14-15页）这样一分析，一般读者对于李东阳的比较才能了然。孙先生接着指出，众所周知，宗教经典里的偈颂、中医的汤头歌诀有些完全合乎诗的格律，但不是诗，就因为作为“诗”还要有另外的条件，比如要有“诗情”，要深情绵邈，意蕴深厚，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使用具有特色的“诗家语”。记得孙先生不止一次对笔者说起，当初编选《全唐诗》和为《全唐诗》做增补的那些学者，怎么会不知道禅宗语录里那些偈子？他们之所以没有将其编入《全唐诗》，并非因为不知道，只是或有所质疑，或有所选择罢了。这些观点都相当重要。 孙先生还结合钱锺书《宋诗选注》未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一现代学术史上著名“公案”，从“诗家语”和“理语”的对比中，推测钱锺书是坚持诗歌的艺术价值居于第一位的原则而作出这样的选择，认为《正气歌》当然有“教育意义”，但写法上明显有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的缺陷，缺乏诗歌应有的意蕴、情趣。（第17-18页）这样来解释《宋诗选注》未选《正气歌》，应该说把握住了钱锺书文学观念的核心，也完全符合孙先生对于诗歌评价的基本标准。同时，孙先生指出写诗并非完全不可以讲道理，“理语”也不是不可用，但必须考虑诗歌的本质特征。并举杜甫的《奉先咏怀》和《蜀相》等作品为例，说明用理语的关键是用得其所，用得是否必要、得当。（第19页） 围绕“诗家语”问题，还有对“词藻”的理解。孙先生举出“红雨”一词，认为若从表面理解，红雨即“红色的雨”，属于一个气象学名词。但是在古诗中，如李贺的“桃花乱落如红雨”，则成为描绘桃花缤纷坠落的词藻。汉语中像这样的词汇，很难翻译，比如英语译为red rain，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联想到“桃花乱落”的意象。接下来，又举出汉语中与此类似的大量例子，说明汉语蕴含的美感特征。指出诗歌的词藻不一定华艳，但一定要富有内涵，创造出某种意境。接下来再谈“意象”，如水到渠成，将诗家语的特征作出高度概括。（第21 页）最后孙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诗教”传统，但如何理解“诗教”？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情感教育、美的享受而并非一般的说教。由此，“诗家语”这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实与“诗教”这个大问题联系着。最后孙先生指出：意象丰富的词藻，“诗家语”在“诗教”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掌握一定数量的词藻是文化涵养的需要，是文化水准的标志，词语贫乏、语言乏味则是教养缺乏的表现。应该说，这样来认识古典文学的传统和价值是极为深刻的。 下面再以《杂谈古文》一组文字为例，略谈此书的另一特色：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举重若轻。孙昌武先生对古代散文有着精湛的研究，他对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早已享誉学界。和书中研究古诗一样，孙先生散文研究立论的基点也是立足于真正文学意义的。本组文字共分五篇，分别为：“古文”与“散文”；“古文”与“传奇”；只是要作好文章；骈、散间行；余论：真正意义的“作家”队伍形成。一个对古代文学史有所研究的学者看到这五个题目，便清楚所论皆是自古以来颇难破解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孙先生写来，举重若轻，通过对若干材料的阐释解读，相当清晰地解决了这几个大问题。 首先是对“古文”和“散文”这两个概念作出分疏，意在理清两个概念之间复杂的情形和关系。孙先生敏锐地发现，鲁迅所说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其实也是可以用在中国古代文学散文上的（第120页）。唐代之前，尽管事实上的“散文”是存在的，但并非“有意为之”。为此，他比较了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指出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三：其一自然风景的描写是附带的还是主体；其二书写目的是现实的还是主观构想的；其三描写自然风光是出于美学意义的还是只是说理的补充。（第121-122页）显然，这三点正是孙先生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和“真正意义的文学散文”的重要标准。 其次，孙先生又讨论了“古文”和“传奇”的关系。在此，他继承了陈寅恪先生唐传奇推动了唐代古文创作的发展的观点，又有所发挥，认为唐宋古文与传奇创作写法上相类似、发展上相促进，揭示了文学发展中各种体裁样式相互作用的规律（第127页），这也呼应了上一篇所言唐代小说发展与散文发展实为同步的观点。 本组的第三篇“只是要作好文章”则涉及散文创作中相当重要的关于“文”“道”关系的认识。他从朱熹批评韩、柳说起，指出宋代一些道学家认为韩、柳只是用心作文章，没有在钻研儒道上认真用功夫。由此梳理历史上“文以明道”“道盛言文”等理念，指出这些说法既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也有道学家的种种偏见在（第128-132页）。回到对韩、柳的评价，孙先生明确指出，韩、柳等人正是因为既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又有成功的创作实践，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品格，才终于取得全面革正文体和文风的成就，推动文学散文发展到真正成熟的阶段。由此可见，文学本位论是孙先生始终坚持的主张，其中暗含着一种重要观点：离开“文”而空谈“道”是要不得的，不仅会将“文”的创作引向邪路，而且对所谓“道”之弘扬也未必是好事。这一点，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比如“文革”中盛行的“主题先行论”等，多少可以看到道学家的某种遗毒。 第四篇涉及骈文、散文之争这个传统话题。在中国历史上，骈、散最终分为两大阵营，似乎势不两立，孙先生敏锐地看到，实际上古文在具体的行文中，是充分吸取了骈文的手法和技巧的，骈散并非绝然对立，并引清人蒋湘南的话说“浅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第138页）。应该说，这类“浅儒”的陋见，至今仍存，很多“文学史”人云亦云，只见其对立不见其相通。宏观地看，孙先生认为，对偶、声韵、典故、辞藻，这本是汉语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完善的有效表达手段。骈文的偏颇、失误不过是在应用中将这些表达手段程式化、片面化了，并非连对偶这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都是不能用的（第134页）。他举出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等多篇散文作品，分析了其中的对偶句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又谓古文家同样讲究声韵，使散文创作造成一种长短错杂、节奏朗畅、韵律协调的自然文情（第136页），而这一点，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本质要求。 最后一篇称为“余论”，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到底何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队伍？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标准，自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堪称众说纷纭。孙先生提出“韩愈、柳宗元等古文作家们可以看作是真正的作家”的结论（第139页），既有历史宏观背景（如书中所言士族瓦解、庶族文士地位上升）的考察，也有对具体人物、作品的分析，可以说是在本组文章乃至其他多组文章的细微分析、描述的基础上得出的，至少可成一家之言。孙先生这一观点，为我们充分理解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上面两篇为例，说明本书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腻，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特点。这种特点是贯穿全书的每一篇的。孙先生着重从不同角度点明创作的规律性现象，比如《作文用“虚”》篇从几个不同角度研究了古代散文创作中“虚”的运用，并指出这一现象是散文创作中主观创作意识逐渐增强的表现；《以文为戏》篇围绕韩愈《毛颖传》的争论，列举历史上诸多带有“游戏”色彩的篇章，从而强调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与变化等。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