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 ![]() 罗日新 2019年10月17日,由《十月》杂志社、湖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罗日新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钢的城》作品研讨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邱华栋、耿瑞华等二十余位评论家、作家参加了此次作品研讨。 《钢的城》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5期,是一部书写20世纪90年代钢铁行业国企改革的长篇作品。 现将部分专家发言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收获 邱华栋(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罗日新的《钢的城》从题材上来讲可以说是当代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收获。是一部能立得住的,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作品。 这部作品从写作手法来讲,特别扎实,首先是作家的生活底子非常扎实,小说开始就是一对恋人要结婚,结婚还盼着15号发工资,结果钱没下来,这五桌婚礼办不办?结果不仅要办,还增加了三桌。小说的第一句就有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特别强烈。一看就是生活里泡出来的,尤其是在钢厂出来的。这个文本里随处可见的具体的、细切的毛茸茸的生活。 小说塑造了一些特别让我们难忘的形象,这些形象都特别立得住。比如说易国兴,这个人物形象特别生动。小说从90年代初写起,写到21世纪初。小说一开始,这个厂子不行了,一个小厂子的老总易国兴来到这个大厂当老总,然后一系列的改革推动起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写,跟八十年代那些小说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不,我们看到易国兴这个人物命运的起伏非常独特和精彩。到小说的后部分情况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作家真不了解钢铁行业这么多年来的市场变化和业态变化有多么的巨大。这个小说就是一部生活教科书,钢铁从业人员的百科全书式的命运书写。易国兴自己也开始落伍了,前面改革改得特别好,雷厉风行。但作家的笔触并没有停在这里,而是继续向前深入。易国兴的在临钢的改革成功之后,就琢磨着要拆掉西总门,西总门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文物,它代表的是临钢的百年历史,相当于我们的首钢大门,谁去拆,都很困难。市长找他说这不是你们企业的事,它是时代的象征,是一个时间的象征。他不拆了,在里面盖了一个二门,盖二门这个事也很有意思。在小说里面,易国兴这样的领导也不适应现在的发展,最后把他调到市里面当一个科长。他没有想到级别那么低,极不适应,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和刁难,当然不能接受。小说的结尾,他到了一个民营的江阴炼钢厂当副厂长,厂长是他过去的下属,是他的老同事,这个完全来自于特别具体的生活,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业题材里面的有意的设计不太一样。作家对生活提炼把握得极好。一部长篇处女作能写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湖北省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优秀成果 耿瑞华(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长期以来,《十月》杂志对湖北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关注,为湖北作家成长和文学事业进步,给予了极其宝贵的支持与帮助。罗日新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在《十月》发表,并主办这场高规格研讨会,就是最好的例证。 罗日新,生于黄石长于黄石,是黄石市原大冶钢厂的子弟,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钢厂工作,后辞职下海,经过艰苦创业,事业取得成功,是当地一家实力较强的公司董事长。罗日新平日工作繁忙,但他不忘初心,始终怀揣着文学的梦想,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十月》杂志今天在这里牵头主办如此高规格的研究会,不仅是对他这部作品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这种不忘初心、矢志创作的执着精神的褒扬和激励。 《钢的城》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清末到当下,但故事的重点还是聚焦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国有企业改革。罗日新笔下的临江钢铁公司,显然有着他出生和工作过的大冶钢厂的影子。罗日新对国有钢铁企业非常熟悉,并亲历过那场改革,改革中各色人物的心态特征、行为方式和命运结局,他都拿捏得极其精准,易国兴、祝大昌、田鸣健等等这些小说人物,虽然成长背景和人物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们的所作所为,生动再现了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国有经济活动,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把几代工人的命运与时代变迁及整个中国特钢工业改革发展进程联系了起来,让我们既看到了一个个可感的人物,也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现实主义力作。 湖北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一直有着良好的传统。近年来,湖北省作家协会坚持“基层基础”和“精英精品”并重,大力扶持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罗日新《钢的城》的创作发表,就是湖北文学创作夯实基层、打造精品的结果。湖北省作协将继续团结引领省内广大作家深入学习,努力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长江元素、荆楚特色的现实主义精品佳作,为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工业题材小说的新诠释 陈福民(评论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钢的城》这部小说是当代文学当中一部工业题材的诠释之作,至少在钢铁工业领域里带有某种诠释性质。作者有非常深厚的生活基础,我们看完感觉非常细腻和真实。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处理了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人物命运和人物关系,塑造了一系列工人阶级的群像,从祝大昌,到傅佳钢、鲁光明,底层工人赖子、吴回芝等一系列的人物,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性格特征,作者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非常有耐心,按照他所理解的生活样子,去处理人在历史转折当中的悲喜剧,几乎所有人物都面临命运的起承转合的翻转,从悲剧到喜剧到悲喜剧,每个人的命运都不是按照单一性去定义的。比如易国兴。一个意气风发的老总,有改革精神,后来他遭遇了挫折,但他在挫折当中似乎也没有完全消沉。祝大昌是作者全力描写的,从分厂基层领导升到总公司副总,成为销售精英,又因为意见相左,被易国兴撤职。所有人物命运都有起承转合,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 罗日新在小说艺术层面也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开篇写郑宏和吴回芝结婚,他们请了两个人,一个是祝大昌,一个是傅佳钢。我刚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以为感到传统的阅读习惯,认为郑宏和吴回芝是主要人物,但后来发现不是的,作者动了脑筋,通过他们的婚礼带出人物关系,有点像《红楼梦》第一回,告诉你这个人物是谁,将来他在厂子里担任什么职务,但他只介绍了职务关系,语言和人物性格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这是艺术功力的问题。但开篇的设计显然是有想法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精彩段落,语言非常细腻,非常现实主义地稳步推进。一些闲笔也非常精彩,比如祝大昌去接丈母娘的时候,第一趟轮渡是六点,看错了,等下一班轮渡九点,准备喝酒前一段描写,凭栏远眺,沐浴着江风,思绪万千的时候,写得非常精彩。但总体上说闲笔还是比较少,闲笔少,小说的韵味就显得不足。建议作者在以后的小说写作当中注意这种闲笔的使用。一段闲笔可以让你从平庸的、琐碎的事务当中跳出来,让你为之一动,小说就有了不同的味道。 总的来说,像罗日新这样有耐心、有毅力花这么长时间写《钢的城》,向我们呈现中国改革开放工业进程当中很多复杂的事情,是非常宝贵的。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作品当中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还有人物的命运,我个人非常敬佩。 一部有情怀的小说 朱秀海(作家、编剧、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这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小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想一下真正生活被打碎的是什么人?农民从开始就得到土地,土地分到家里他就开始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这些一线的国企工人。在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过得挺好,尤其像武钢、临钢这样的超大型国企。改革开放一下子把工人原来的生活打碎了。这个小说就非常真实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我第一次看到描写这段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讲,作者的心是温暖的,这里我表达敬佩。前一阵子连续有两个影视公司请我写工业题材的小说,我不敢写,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批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很同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到现在仍然生活得很艰难。所以罗日新能把这一块写出来,实际上是要告诉全国的读者,在改革开放中他们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这很重要。当然,我一边看着一边替罗日新担心,我说你怎么结束?让作家评论另一个作家写的东西会有很多问题,就像厨子说另一个厨子做菜好不好一样。罗日新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写,等我快看完了还在九十年代,还没有过完,我说这个东西怎么结束?到后来看到结束得很好,临钢毁灭了,但改革开放完成了。这个太好了。我也有一些不满意,包括祝大昌后来的成功,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篇幅来描写祝大昌进入民营这一块儿的成功,这就是历史。 我一直强调这是一部有情怀的小说。我为什么不太看近年来的一些当代小说?因为一打开大家都在说“我”,都在说一地鸡毛,没有人为工人阶级说出一句话,今天终于有人说句话。这个情怀就是劳工神圣的意识和认识。 最后一点,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部小说写了人的高贵,我们四十年的小说,特别是越到后来,我们越看不到高贵,这个小说即使在最悲惨的社会境遇里,人的内心还是高贵的,这也是我愿意读这部小说的原因。 为时代保留记忆是作家的责任 刘庆邦(作家、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钢的城》是写工业题材的,我写过很多煤矿工人的小说,所以读这个小说很有同感,勾起我很多回忆,特别是在那个历史阶段,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煤矿作为钢铁的上游产业更困难,钢铁跟石油、电力,这个困难都是绑在一块的。看了这个书,一下勾起我很多回忆。 罗日新通过非常纪实的小说,把这段历史给我们呈现出来了,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时间会造就这个小说,历史会造就这个小说,过段时间看就不一样了,它就艺术化了,它就历史化了。若干年以后再看起来,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段历史,一种非常困苦的、非常生动的、非常细节化的生活,小说呈现出来了。 我们作家有这么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时代来保留记忆,或者说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民族失去记忆会重蹈灾难的覆辙,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状况,罗日新写的小说也体现了你作为作家的一个担当,一个责任感。 第二,这个小说总的基调和格调跟小说的题目是呼应的,有一种刚性。我们目前的创作,你说是柔性也好,你说是悲悯也好,显得比较弱,缺乏刚性。你这个小说有非常刚性的基调,跟这个题材有关系,不管是情节、细节,包括语言,都有阳刚之气,这也是文坛需要呼唤的一种钢的基调。 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 白烨(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罗日新的《钢的城》,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尤真是在改革开放题材写作方面,体现了新的突破,显示了新的进取。从故事层面上看,作品是写临江钢铁公司新任总经理易国兴在老牌国企面临种种困境下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刚愎自用的工作作风又使企业又陷困境。但在这些故事的內里,又由易国兴与祝大昌、冯为泰等公司领导的观念冲突,渐渐突出了改革与劳工的关系,以及改革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使作品在深入洞察改革成败的同时,凸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与真正意义所在。 在现实题材的书写中,瞄准改革开放的现实图景,在直面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和体现反思精神,这是《钢的城》这部作品特别值得关注的价值之所在。 有了“钢的人”,才会建造出“钢的城” 贺绍俊(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钢的城》写的是临江钢铁公司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进行企业改革的故事,作者以真实而又质朴的叙述还原了那一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大潮的风起云涌。罗日新不仅熟悉工厂,而且熟悉工人,他所塑造的工人形象,上至公司领导,下至普通工人,个个栩栩如生。一名优秀的作家必然是一名历史的清醒审视者和评判者,罗日新担当得起这样的称誉。《钢的城》可以说是对二十多年前的国企改革所进行的一次严肃的历史反思。易国兴大刀阔斧的改革看似很见成效,但日久天长其问题暴露无遗,最终导致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型国有企业被收购。在那场国企改革大潮中为什么有的企业成功了,有的企业失败了,发生在临江钢铁公司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缩影,祝大昌用最朴实的语言说出了其中的关键:“马克思的学说,就是维护劳工的利益。”我们要感谢罗日新,他的历史反思对今天来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因为时至今日那些普通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工人仍然处于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境遇之中。《钢的城》里活跃着一群“钢的人”,因为有了“钢的人”,才会建造出“钢的城”。这是一部具有钢的质地以及钢的金属音色的好作品。 当代大工业的一次有感染力的新书写 梁鸿鹰(评论家、《文艺报》总编辑) 这部作品的重要贡献是塑造了一个极富人格感染力的改革带头人易国兴。他临危上任总经理,力图让面临种种困难的临江钢铁公司风光再现,作品生动再现了转型过程中,他面对诸种困难,面对各色人的充分表演,心里时时受到的剧烈撞击,受到依然从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汲取动力和热情的普通工人的鼓舞,受到来自反对势力的打压。作者细致而富于说服力地展示了他在领导一个大企业的过程中,自己经历着的所有情感和心理波澜的复杂性。工人们应该能够“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同样在相当程度上也被世界改造得“变了样”,一个人的理想,一个人的追求被现实撞得粉碎,这往往正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样貌,作家想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易国兴并没有被打败,事实证明,他作为剧烈变革的社会的中坚力量,始终愿意经历多样的人生,去勇敢面对复杂的人性的考验。我们随着易国兴五年八个月零十天的经历,感悟了改革的艰难,人生的跌宕不易,但我们依然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有追求的人的任何努力注定不会白费,从小说里得到这样的鼓舞,我们感觉作品是很有说服人的力量的。从作品生活气息之浓郁,细节之充分,人物之鲜活,特别是对江汉风土人情和工人性格的展示看,这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工业题材小说佳作。 一部生动而有思想性的行业文学作品 顾建平(评论家、《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属于行业文学,行业文学有两方面要关注的地方,一是它本身的行业性,它对这个行业特征的呈现。二是它的文学性。这部《钢的城》写到工业行业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工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准确到位,我作为一个工厂之外的人,对九十年代中后期工厂的状况,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有所了解。这部作品的行业特性,行业的专业性,毫无疑问不用多讲。 《钢的城》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个阶段的生动注脚。虽然易国兴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改革本身不是悲剧,小说后来也写到钢厂的私有化,民营企业的兴起,公司的改革。我们的一些大型国企虽然分崩离析,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起来了,这也是改革的成果。对于改革来说,我们本来是炼丹的,结果炼出黄金,也是成果。我认为《钢的城》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很好的注脚。 这部作品有社会影响,有社会关怀,最后特别写到劳工神圣。作者还写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最初的社会理想,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他特别写到这一句。我觉得短期内这种社会理想未必能实现,但是有没有这个理想是有差别的。 这部作品除了文学价值、认识价值以外还有思想价值,这部作品同时具有文学性和思想性,很见功力,是一部很优秀、很见功力的工业文学作品。 《钢的城》和小说的悖论 王十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副总编辑) 《钢的城》这个小说中充满悖论,我看了很惊讶。罗日新自己现在不是工人阶级,但他写的小说是站在劳工的角度,写出劳工神圣,这是一个悖论。实际上,劳工是神圣的,但劳工是无力的,这是这部小说的悖论。作家在说劳工神圣,但是这些劳工没有任何自主,对生活没有自主的权力,都是被时代大潮淘汰的一批人,这批人要到社会上去。 我特别喜欢的这部小说中写的一些小角色,像赖子、活宝等。这些小角色着墨不多,但罗日新把他们写得活灵活现。反倒是最主要的人物祝大昌我不是太喜欢,这个人物太完美,身上没有毛病,一个没有毛病的人在生活中我都不喜欢,因为生活中你交一个朋友,他一身都是正气一点毛病没有,这个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不可爱,人总是要有一点点嗜好、有一点点毛病,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小说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写了易国兴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几十年下来,小说中的改革者,无论蒋子龙写的乔厂长,力推改革国家战略的正面形象。柯云路写李向南,虽然最后被告,他去北京伸冤,也是正面形象。后来写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写下岗。所有的改革者都被从正面肯定,因为历史在进行中,改革在进行中未完成的时候,作家写的时候都是讴歌。像祝大昌这个人物在过去的小说中就是一个反派,但到了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一代人确实付出了他们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换来了改革的成果,我们去反思改革的时候,怎么去评判当时那些人物?易国兴是主导改革者,最后的结果不太好,祝大昌是比较保守,恰恰在今天我们觉得他是正确的。可喜的是,罗日说这是《钢的城》第一部,他还会接着写这些人物的命运,今天的大冶特钢被收购了,工厂造的产品用到航空母舰、高铁上,临钢实际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罗日新记录了这段历史,它的意义非常重要。 如何用小说处理当代工业题材 刘琼(评论家、《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我对工业题材特别感兴趣,包括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也是写下岗工人,也是写到八十年代,我特别想知道他怎么处理这个题材。 我这个年龄的人,虽然自己可能没有经历过,但也听说过国企改革,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间接经验,身边很多人都有在国企改革当中珍贵的经历,这里面有很多是镇痛的案例。这篇小说客观呈现了中国钢铁企业改革的重要案例。这么多年来,我们竟然很少有作家去触及它、去写它,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刚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大庆,为什么要纪念70年?就是这确实是艰难的、漫长的,伟大的70年,里面有筚路褴褛,有披荆斩棘。我们国企改革中大批产业工人做出了牺牲,他们为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还为改革作出了牺牲。这才是有历史感的重要经验,是中国独有的经验故事,我们走过来了,而且成功了。工人们在宣布下岗的时候还在唱《工人阶级有力量》,这就是生活。我特别相信这里面的生活,看完后我觉得好熟悉、好生动。他们的确是有原型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原型,今天的作家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认识、接触和了解。所以我把它叫做坚硬的题材、坚硬的写作,坚硬的生活需要坚硬的写作,非常难写,非常不好写,它不是那种讨巧的写作。但罗日新写出来了。他写出了历史感,也写出反思性,包括对人物命运的处理,都有历史的反思在里面。这个小说最大的成果就是易国兴这个人物的刻画。罗日新也写了两个人成长的不同道路,但最有价值的还是易国兴。我们国企改革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摆脱大锅饭,第二步转制。第一步改革中的改革者,以铁腕人物的形象来到临钢,这个人面子上是冰冷的,一点不讲情面,他是炮兵出身,有理想,没有私人小金库,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写得好的恰恰就是他写出这个人物身上的特点,就是他人格的缺陷,包括手段上面。第一步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手段的不合法性。这不是文学虚构,而是生活再现的东西。 工厂文学叙述视角和文学责任感的变化 张莉(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看着工厂文学长大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乔厂长上任记》,到了九十年代突然有一个《大厂》,分享艰难。到了路内写《慈悲》,《慈悲》也是写一个工厂,他写底层有毒车间的工厂。一路下来你会看到不同的时间段,作家书写工厂有一个变化,《乔厂长上任记》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到了《大厂》的时候,你看到书写者和厂长在一起,如何分享我们国家的艰难。到了《慈悲》的时候,我不和你分享艰难,我只说我的艰难,站在最底层的书写,这是作家的一个变化。 今天看到《钢的城》我非常感慨,我的判断,罗日新不是底层工人,因为他看到了很多权力关系,甚至某种程度上他是和《大厂》那些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如何和我们的国家分享艰难,他是站在领导者的更高的角度去书写,这是它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罗日新站在工厂的内部,他太了解这样的关系,他写得很好。但是在写的过程中,触动我的地方是,他写出了作为工人那种久违的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其实是有忧虑的,是有忧心,而这个忧虑并不是基层职工工人的忧虑,而是作为一个经营者,作为一个看到很多权力的人的忧虑感,在这里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写出了作为工厂阶层的责任感。 所以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利益,如何理解效益,在《乔厂长上任记》的时候金钱就是生命,金钱就是利益,到了《钢的城》,作品不断地在反思,那个私利是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私利?这是这个作品让我觉得有光泽的地方。当然,这个光泽恰恰是我们今天当代文学里面缺少的东西,我们大部分的作品里面只是写一种生存,没有更高的意识,而这个责任感在这个作品里面是放光的。 书写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现实的复杂性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首先这个作品本身特别流畅,整体而言情感基调有一种奋进之气。所有里面人物经历的曲折、挫败,很快就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像这样的题材,严肃文学基本有两种大的情感模式:一种是感伤式的,处理成创伤经验、伤痕经验,比如双雪涛就是如此。还有一种是继承左翼文学传统,把创伤转化成愤怒,觉得我们之前的那些理想被背叛了,被原先的体制抛弃了。但是这个小说既不是愤怒的,也不是感伤的,它不是分享艰难,它其实是一种自强不息的、不卑不亢的、昂扬的方式来确立人物的主体性。这一点比较难得。 第二,他充分展示了大厂体制改革当中的复杂性。比如祝大昌和易国兴之间的冲突,其实两者都不是负面形象,而是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一种是工具理性式的,像易国兴这样的,用全然的工具理性式的方式。另一种祝大昌是情谊无价式的,诚实、守信、善良、宽厚,情谊无价跟工具理性相结合可能是改革比较好的路子。写得最突出的是工友之间的情谊,小说中也屡次提到这种细节:我们虽然目前面临困境,但是有一帮患难与共的兄弟可以联手起来创业,找到新的生机。 第三,写作的风格是通俗化的,情节跌宕起伏,娱乐性较强。我们看到设置了许多江湖人物,这可能是作者的一个想象,也可能有实际根据。但我们讲现实主义是什么?现实主义不是平铺现实、照搬现实,是在合理性想象基础上增加它的娱乐性,我觉得也是一个小说必备的素质。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小说所谓IP转化的潜力比较大,适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一个值得充分认识的主人公 李云雷(《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这个作品其实是通过塑造易国兴这样一个人物,对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反思,尤其是对改革失误的一个反思。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好像还没有塑造过这样一个失败的人物,现实生活中有,但是文学作品中好像还没有改革失败又是英雄的人物,这样的人似乎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出现,所以他是特别丰富的,包括他的改革措施,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是这个人也是很复杂的,他没有个人问题,所以他在私德方面还是守住了。但是他又是在改革过程之中,所以他个人的悲剧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本身的塑造是对我们新时期以来人物画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首先是对这个人物,我们对他的重要性还是要充分地认识。 小说中虽然写两轮改革的前一半,改革的失败,但是小说中没有改革整体失败的感觉,他是通过人物的措施,包括对下岗工人的描写,包括对祝大昌生活经历的描写,包括后面对劳工神圣价值观念的强调,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是对九十年代改革有一个反思的基础上,又面对改革怎么深入,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对改革进行反思之后怎么再进行思考的一个小说。从这个角度看它缝合了很多意识形态上不太正确的东西,这个也处理的特别巧妙,处理得很好。 既新且旧的脉络 李蔚超(评论家、鲁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罗日新的《钢的城》,我读的时候立刻找到了那个脉络既新且旧的感觉,它非常像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他和他们一样,采用同时性的时间,在讲述九十年代改革二十年后遇到的第二次改革困境下,波及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所谓共和国的长子,那些支柱性的产业面临困境改革的现实。所以他这个小说也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在当下的回声,它写的是既新且旧的,那个“旧”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包括工业题材这种提法,其实都来自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根红苗正的东西。它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带来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今天的回归,我同样读到很多新的东西。我大概把新和旧的复杂关系阐释一下。 这个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整的根红苗正的工业题材,同时也在于它是很复杂的非常认真解读的长篇小说,它的复杂性不是那些写“我”为主题的,也不是以像路内或者双雪涛他们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小说,他是真的以改革为主题的小说,他真的在全篇处理它,它就跟九十年代的那些小说形成一个对话。九十年代那些小说,其实非常明确的是,《钢的城》弥漫乐观的情感基调,不管是《苍天在上》还是《抉择》,它的开头一定是凄风苦雨式的长篇或者中短篇,那时候情境中的人并不知道改革走向哪里,我们有时有怎样的选择,我们让这么多工人下岗,我们的土地改革,包括三角债、资金断裂,包括官僚体制的腐败,这些问题到底走向何方,九十年代作家并不清楚,到2004、2005年的时候并不知道,至少文学家并不像社会学家那样敏锐地知道走到哪里和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当时的文学基本是记录式的,甚至是义愤式的,在国企下岗的时候,社会各界知识分子是产生本能的创痛感,所以才记录下很多。包括《抉择》,我这次再重读的时候挺震撼,开厂就是工人群体性事件。 一部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的文本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第一点,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题材问题,这确实是非常典型的工业题材。不同于刚才张莉老师提到的《慈悲》,《慈悲》虽然涉及到工业,但还是从“我”的角度写个人的观感,一个经验性的东西。罗日新写的这个工业题材,其实是围绕着大工厂和生产组织起来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当代写作,尤其进入本世纪以来的写作,工业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写作里面,工业被隔绝了,工厂好像消失了。所以这个小说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已经消失和隔绝很久的大工厂的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到我们的认知视野和审美视野里面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离开了工业,我们没有办法来讨论当代生活,但是恰恰我们现在的审美和认知把它隔绝开,因此题材的问题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也有很多老师都说到了,它涉及到国企改革问题,时间起点是1995年。这个小说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它展示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本身面临的悖论和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小说从1995年开始写起,但实际上国企改革是有前史的。八十年代有国企改革,九十年代也有国企改革。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但是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实际上是用威权手段进行技术的革新,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效率革命。所以你这个小说里面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是效率和公平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之问。如果不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个小说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它相对八十年代写的那批作品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于,它指出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另外的新的背景。什么背景?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背后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产能结构的调整。比如钢厂、煤矿,九十年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改革方案,就是阜新煤矿的改革,整个阜新下岗40%的工人,它不仅是效率问题,而且是产能结构的调整,最终指向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所以你触及到了这些问题,《乔厂长上任记》和《三千万》都没有涉及到。但是你一旦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就回到社会主义之问。你这个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小说也不需要给出答案,但是呈现出改革本身结构性的矛盾。 易国兴是一种方案,他采取休克疗法,他要讲究效率,淘汰产能,把特钢去掉换成普通钢。祝大昌代表的是另外一个方案,一个带有社会主义经验的方案。所谓社会主义经验就是当年我们在鞍钢,在很多地方都搞过的经验,我们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工人都应该从这里面获得保障。为什么有“钢的城”?因为它不仅仅要产出产品,同时要提供文化、福利、社会保障,包括幼儿园,但是我们九十年代改革要把这个包袱去掉,放到市场里面去。 所以实际上小说里面涉及到重大的理论转移,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个国企改革的话语权和理论背景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基本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给市场就可以了。九十年代末,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后发现有问题,这时候开始重视波兰尼,王绍光提出我们要重新阅读波兰尼。你的作品涉及到两个话语权之争,哈耶克向波兰尼的转型。这个复杂性呈现出来了,但是还不够,如果你有第二部、第三部,应该把这个复杂性呈现得更加典型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是结尾。这个结尾让我们觉得很突兀,劳工神圣,来到马克思墓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悖论,易国兴最后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作者说他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没错,但是祝大昌胜利也没有依靠工人阶级,他依靠的是工人阶级里面的几个能人,而不是依靠整体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易国兴失败,祝大昌成功,都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变成私有的命运,都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最后依靠什么?祝大昌是依靠什么把他的私企做大做强?个人道德,因为祝大昌这个人太好了,他能团结很多人,他讲义气,他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这个小说最后其实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只好用道德问题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号,这个问号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小说是非常大的,非常有分量的作品,但是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怎样把这个复杂性、这种对话的东西,包括国企改革的得和失的对话呈现出来,这里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甚至是世界性的难题,就看你后面的小说怎样把这些问题展开。 有硬度又有温度的小说 付秀莹(作家、《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钢的城》作为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是有气象、有温度、有情感的大作品,而且质地非常刚硬。 这个小说对工业生活内部的真实肌理的触摸和体现,让人觉得非常震动,罗日新对这种生活非常了解,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他对主人公群像的塑造,其中很多是工友之间温暖的情谊,在困境当中艰难地抉择,在复杂转折点的心灵触动和集体的挣扎,都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主要人物易国兴是非常有光彩的一个人,我个人非常喜欢,也非常珍爱,他失败和落魄,我感觉正因为这种失败才使他成为悲剧英雄,这种悲剧英雄可能比正义、比最后站在正义这边获得的成功更能震撼人心。作家对时代洪流当中小人物的关照,他以悲悯和包容之心,以历史的眼光去同情他、理解他、关照他,这是作者的情感体现所在。 从艺术性来说,这样一个作品非常紧致结实,不足之处可能是缺乏柔软度、湿润度、闲情逸致,可能也是题材所决定的。《钢的城》这样一个工业题材本身就具有钢的硬度,又是大的社会现实题材,可能题材性质决定作品本身的审美质地。 小说敢于直面尖锐问题 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 《钢的城》可读性特别强,人物语言的对话性特别强,每一章都可以单独拍成电视剧,读起来很过瘾。 为什么有这种阅读快感?一是跟他的写法有关,二是跟我们的作者作品本身提出问题的那种尖锐性,以及这个问题造成的冲击力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怎样评估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有哪些失败的经验,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一些借鉴,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小说家就要提出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这篇小说提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易国兴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大家都不说,其实也看得出来,他背后有一个权力结构在起作用,他是带着尚方宝剑下来的,他为所欲为、刚愎自用、一个人说了算,别人意见听不进去,不重视科技,不重视人才,不重视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不关注最广大群众的生活利益,你说他这个改革是成功的?6万多人下岗,只留1万多人,最后养活1万多人,那6万多人怎么办?如果易国兴的改革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改革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很大胆,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让大家去思考、去面对怎么破这个困局。 站在历史的更高处去看历史 饶翔(评论家、《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 这个小说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但很有意思的是,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简单地去否定这一段的改革,所以他设计的对立人物,并不是设计在主人公祝大昌和易国兴之间,易国兴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化身,他设计了很多对于他个人情感的依赖,所以他写的一些跟女性的关系,其实要写这个人完全去情感化的,这个情感化当然直接反映是对女性的情欲。这个人物是一个转业军人出身,他不是在权力阶级那块,但是他要为了执行改革,要摒弃这些感情,摒弃所谓的男女之情,当然更深的是摒弃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他只有摒弃掉这个感情才能推进这样一个改革。 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是讲祝大昌和傅佳钢,一个刚刚下岗的工人去采山石被摔死了,傅佳钢说谁让他去采石头,这个话很熟悉,让个人承担历史的东西。刚才大家谈的比较少的,像田明健和傅佳钢这样的,其实是比较负面性的,在小说里面承担着完全背离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站在关系的对立面,而且把这两个人的品质设计得比较坏,他把关于改革的复杂东西找到一个道德问题,我这半年在做先锋文学戏剧,当时看了一些材料也蛮有意思的,比如《人到中年》出来的时候,当年批评界主要是说这个小说里面没有写到坏人,所有的都是好人,有评论者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既然这个小说里面没有一个坏人,那作品人物的悲剧谁造成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吗?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不写一个坏人的小说是很有难度的,所有的罪证最后由坏人承担,更难的小说、更高级的小说可能是不写坏人,可能把关于历史的撕裂引向更深入的阶段。 所以这个小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可能脱离简单的道德判断,站在历史的更高处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切切实实经历走过的历史。可能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文学家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希望看到的是人在摆脱开具体的所谓社会改革,我希望看到的是人在巨变的大时代中,看到人的坚忍,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光辉。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 一部触及到隐忧的作品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 我大概谈三点。 第一,这是一个有历史累积感的小说。比如易国兴刚开始上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改革文学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人物,他们被我们觉得是一个救星式的,通过这样的休克疗法让工厂起死回生。等到改革进入深化之后,工人们纷纷下岗,大家都分享艰难,事实上这些大厂工人在分享艰难过程中,人生也陷入极大艰难的过程,以及到现在当我们重新反思这样一段改革历程,或者当我们重新需要改革再出发的时候,可能对于公平、对于工人阶级命运的关怀占据了之前被效率遮蔽的视野,所以像这样的文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我们对于改革的不同期望。 第二,我想谈一下强人政治。有的老师很喜欢易国兴,觉得这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甚至他的结局是一种悲剧,但是有的老师不喜欢,觉得这是刚愎自用。我觉得这恰恰反映四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当改革刚开始要推进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强人型的人物,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和大刀阔斧的勇气,带领我们从低谷当中走出来,因为那时候有时不我待的迫切。现在把祝大昌作为和他的对照人物,他的轮岗是不是比他的下岗更好?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验证的命题,如果在八十年代,我们真的要用祝大昌这种办法的话,有可能到最后还是走到困境。这个小说里面对于这个厂,实际上是肯定易国兴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强人政治有一个问题,当他的意志得到极大的执行,当他所要的结果马上反馈出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会助长强人对自己的自信心和掌控力,也助长他的权力欲望。到后来我们发现易国兴慢慢发生变化,比如他对年薪制的推行,他对个人利益在意的时候,这和最开始上任的那个他已经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强人政治不仅改变工厂的同时,也在改变易国兴这样一个人物本身。所以我觉得写出这一点,其实是写出今天我们对于强人政治的某种反思和反省,也写出了我们今后改革的一种隐忧也好,反思也好。 第三,这个小说最动人、最温暖、最柔软的部分是工人阶级之间的友情,因为有了这部分,所以到最后当他说出劳工神圣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虚浮。大家讨论这个结尾比较突兀,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反复渲染的就是处于困境的工人阶级,不管他们是什么状况,他们都会是彼此扶持、共度难关,这里没有出现所谓的公贼,反面人物是由高层,由他们去承担。实际上对于底层人民相濡以沫的,工人阶级出于技术,对于技术的尊崇之下,对于人的互相尊敬和彼此的帮助,写得非常感人。 浅谈《钢的城》中的感情因素 丛治辰(评论家、北京大学副教授) 我在看易国兴的时候反复想起《老残游记》,《老残游记》里面谈到贪官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可怕,因为清官是高度工具理性的,或者我们管他叫功利的人,或者叫做精致或者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他为了利己的目的屏除男女私欲、屏除各种欲望的时候,其实他比贪官更可怕,他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问题在于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工具理性开始的,是从高度的功利开始的。这也无可厚非,在那个时代不这样做活不下去,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小说塑造的易国兴所凝聚的当时时代的气息,非常具有可思考性,这个人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性格,他的性格也是由高度工具理性的时代风气所造成的。 罗日新以忠实于现实的写法揭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感情因素。在这个小说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感情,为什么易国兴要拆那两个东西,工人们觉得特别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不是从现实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功利角度考虑,连祝大昌都承认这个东西该拆,他们不能拆最主要的原因是感情原因,是自己的认同,对于一个强大功能体的认同,不仅有对百年钢厂的认同,还有对整个共和国工业体系的认同。还有祝大昌这个人物好在哪儿?祝大昌也不是高大全的人物,他很能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陋习和弊端,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是我们会仍认同他,因为他是一个对兄弟好的人物。他的感情因素最后打动了我们。 但是《钢的城》面临一个问题是认同的高度撕裂。今天能够建立认同的是工人阶级之间的感情,是工人之间的日常感情。共和国体制下集体主义造成的大院生活遗留下来的情感,可让我们今天来建立认同,这是这个小说最重要的价值。 跟过往同类题材有很大的不同 徐刚(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其实这个文本中,阶级的幽灵始终在文本的上空徘徊,但是始终没有显形。所以整个政治的取向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他最后把马克思提出来,只是要谈一个问题,维护劳工的利益。当然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认为这个还不够,这个小说包含了工人阶级的共同体的情结,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阶级的自觉,他没有倒向阶级的自觉。 我发现这个小说跟过往同类题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没有一个训导者,这个训导者在过往的文学中非常重要,这个训导者是作为党的形象的化身,带有主角光环的训导者会去讲解所谓的政策,讲解理论,他负责生产理论,负责指引主角的人物前进的方向。但是这个小说里面,用我们今天阅读的惯性,他会把这个放下。但你发现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像祝大昌这个人物,他有这样的潜力,所有的工人最后又重新团结到祝大昌的身边,祝大昌为他们提供一种共同体的情义,其实可以看到类似于训导者的光环,但是你发现祝大昌不生产理论,他不生产理想,也不生产各种主义,所以他也不会指引前进的方向,他不做这样的工作。后革命到今天,我们没有讲述新的乌托邦的希望。但我觉得这里是有契机可以推进的,以什么样新的方式推进,我们今天怎样讲述这样一个人物。刚才罗老师还会说接着往下写,我非常期待他接着往下写这个人物能够在思想深度上有更好的开掘。谢谢。 一个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 傅逸尘(评论家、《解放军报》副刊编辑) 从这个小说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所谓的改革家易国兴,这里没有交代他之前的经历,只是说他是一个转业干部,然后变成一个领导,一个三四线的小厂,干得风声水起。但是其他的人物都是这个大院里生长起来的,包括祝大昌,包括傅佳钢,还有他们的上一辈。结果这里不停地向我们传递出的信息是什么?历史的严格、历史的传承,在企业内部它是生生不息的,它是保存完好的,它是血脉流淌的,但是在这个城市呢?在这个企业大门之外呢?这是巨大时代变革产生的断裂感,所以这里有巨大的反差。 这个小说的书名本身也是含有隐喻的色彩,我们经常讲家国情怀,对于很多在钢铁企业里面成长起来的人,以厂为家,我们可能更先感到的这个家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以厂为媒介的。刚才很多老师讲小说里面具有巨大的可阐释的空间,包括政治性的,包括历史隐喻的,包括我们国家治理也好,或者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好,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小说内部来讲,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小说保留很多历史信息,保留很多情感信息,以至于现在我们回头再感受的时候觉得很古老,工人之间的那样一种情,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可能感受不到。现在高科技的、人工智能的、现代化企业,中国工业进入3.0之后,回过头来再打量所谓阶级性,父一辈、子一辈的工厂里面的情感,可以说是隐秘而又古老的情感。《钢的城》这部小说非常珍贵的价值就在于,它保留了大量这样的历史信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情感书写得如此之动人,我觉得非常感动。 塑造出让人不断对他产生摇摆不定判断的人 马小淘(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 《钢的城》写了对改革的反思,重视工人阶级个人的命运,也提供很多真实动人的细节,比如说拆掉平炉的时候,工人对奉献了一辈子的车间的这种感情特别动人,他塑造出一种特别纯洁美好高尚的情感,真实可信。而且他塑造出让人不断对他产生摇摆不定判断的人,如果一个长篇小说的人物出来,你一眼看出来是好人,他到最后还是好人,你一眼看出是坏人,他最后果然是坏人,其实也蛮失望的,但是易国兴刚出来的时候自带光环,应该是一个改革英雄,刚直不阿,锐意改革,十分钟之后发现是一个二百五,特别鲁莽,不考虑别人的死活,一会儿没苦恼,一会儿不高兴,也许品格上没有大的瑕疵,但是他一意孤行真的给太多人造成痛苦,像我这种非常自我的读者看着可来气了。他自作自受,自己弟弟、妹妹、老婆、孩子都受到以牙还牙的一些抱负,但是他挺住也没有求饶,也算是一条汉子。 改革文学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写,但是我个人判断一个作品好不好是它能不能提供新的东西,同一个题材很多人写的差不多,但是罗老师至少提出一部分对于这个东西自己的看法,同样的作品写出了自己是怎么想的。 一部寻找工业乡愁的小说 荒湖(黄石市作家协会主席) 《钢的城》是寻找工业乡愁的小说,首先它呈现的是个人经验,罗日新是在钢厂的一个子弟,在钢厂里面生活,而且他在离开工厂若干年之后回头去看、去写的小说,他显然有一个缅怀的回头看的色彩,他想借助这部小说还原他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认为这里是有乡愁成分的。 工业题材小说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认为这和中国的工业文明史有关系,为什么中国农村题材受到重视,因为中国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史,而中国工业文明史很短暂,它真正的复兴时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中国的工业文明真正集中发展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工业文明一直得不到有审美感的缅怀,也造成中国一些工业遗产没有受到重视。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工业遗产开始受到重视,比如北京的798,北京首钢现在已经开始开辟的一些关于工业遗产的参观,黄石有大量这样的东西,罗日新的工业题材的小说被受到重视,和现在的工业遗存、工业厂房、工业遗址之类的东西受到重视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寻找工业乡愁的小说。 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王文金(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副总裁) 《钢的城》是一部产业工人在改革初期的复杂环境下作出牺牲的文字碑,一个纪念碑,他记录了产业工人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伟大历史,非常值得珍惜。 我们也是企业管理者,我们要进入下一步改革,我最感慨的是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追求就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到目前这个阶段,改革一定要考虑到人的接受能力,而不是说以个人英雄作为选择。 我期待罗日新写出第二部,我想第二部会有更多正能量,写新时代对改革的探索,那时候将更加吸引人。 罗日新谈文学创作之路 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用文字和全世界交流。生活的忙碌,让我进入商界,不惑之年后才发现:文学是我生命的意义。 有时候我在黑夜里写着写着,时间长了,经历过的人和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打心底里蹦出,曾经交往过的朋友又再次聚集在一起,演绎发生过的故事。 我喜欢写作,尤其在晚上,写着写着我看见和遇到的人像精灵似的穿过门窗,随风一起飘到我的面前。感谢生活赋予我灵感,能够通宵写作,是我的福气。 有时候写着写着,我感到这些从天而降的朋友竟然和我一起探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故事。 “儿子呀,不要熬夜啦,你又不是过不去,这么拼命地写干什么?”母亲常常半夜里来到书房,像当年唠叨父亲一样唠叨我。 前些年,母亲经常生病住院,有几次竟然打电话叫我赶快回家。有时我是从国外匆忙登机,万米高空之上除了写作,无事可做。《钢的城》就是这样开始写的。前年的一天,我妈又和我说她80岁了,是湖南老家村子里目前年龄最大的人。爸爸七十六岁去世了,留下妈妈一个人在家难免感到孤单寂寞,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了。我一脸郑重地看着母亲说:“您活的岁数决定我的寿命,我活在世上的时间是你和爸爸的年龄加起来除以二。”打那以后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开始每天上午坚持走路,下雨天也打伞出门,很是自律。八十岁的母亲为了我开始了延年益寿的工程,本来就热爱写作的我还有何理由懈怠写作呢?每天晩上写三个小时才睡觉成了我的习惯。 《钢的城》电子稿完成后我打印出纸质稿给母亲看,母亲经常在家认真地读我写的《钢的城》。母亲明显老了,借助眼镜看书都有点吃力。但是给我提意见的热情却与日俱增:“第三章要加这个内容,把冶钢报社从通讯报道组到广播站的发展写进去。”爸爸从一个炼钢厂的通迅报道员,靠写作成为《黄石日报》记者,后来成为冶钢报社的总编辑。报社的发展史也是我爸爸的成长史。我知道她忘不了我的爸爸。 母亲岁数大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记不清楚,对过去的一切仿佛昨天发生一样,每个细节都记得很详细,对与爸爸有关的事更是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当事人的名字有时张冠李戴。有妈妈在我身边真好,她既是我的读者又是故事的见证者,有时还是我写作的指导老师。 一个作家,生活环境不同,创作的题材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好作品的创作者,一定是在写他最熟悉、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从小生活在钢厂,是在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钢铁味道中长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大冶钢厂炼钢,开始了与钢花对峙、与炉火交锋的火红生活。年轻时的我,经常从技术科借调到厂部,为大干100天作宣传鼓动工作。我上班采访,下班写稿,红色的表扬纸贴满了平炉,办公大楼的澡堂过道都被我写满。 《钢的城》就是写的这样一群男人的生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黄石故事,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 36年前,我在炼钢厂任技术员,业余时间帮助小集体企业做设计,3个月画一套图纸,报酬是200元。而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3个月创作一篇小说,稿费是10元。同样的时间,努力和付出,劳动报酬的结果相差巨大。但我写作过程中的喜悦却是设计画图中不曾有的快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年轻时的我,甚至于找过厂长,想调到设备处管理备品备件,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写作。记得当时厂长以为我疯了,一个炼钢厂的工程师,多么受人尊敬的岗位,竟然想调去仓库当管理员。父亲知道后,气得跳脚,三个月没和我说话。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文学创作给了我拥有第二次重新来过的人生资格。重拾和体验我曾经经历过的一切,让我的灵魂在所写作品中得以永生。 我感恩苦难,是痛苦和劳动成就了我。 年轻时的我,在平炉台前,手握钢钎,与钢花对峙,与炉火交锋,是何等的男人豪气。苦难成就了我,每次修炉干部值班,我都被安排夜班。年轻人,多做点事好,清理平炉烟道出来,除了牙齿是白的,全身都是黑色。100斤一袋的水泥,扛在肩上走上炉顶,没有半点含糊和害怕的,下班走进更衣室,內衣湿得拧出水来。每次从平炉台上下来,整缸子的盐开水,一口气喝完。下夜班骑自行车回家,经常在路上睡着了,撞到路边的树上才清醒。 作为一名写作者,一辈子吃的苦(经历)和看的书(眼界),在写作中都能用上。 写作是长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拉力赛,一旦你爱上并选择了写作,就是套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只有前行,别无选择。写作的快慢不重要,关键是不停地写,随时随地随境地写,在钢花飞溅的炼钢炉旁,在深夜奔驰的列车厢里,不停地写,才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 写作的成功,一定是始于严格自律的、持续不断的、不停写的好习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