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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人民文学》这本杂志，是1961年的秋天，那时我读初二。班上的一个同学知道我爱看书，好心从他家里拿来两本借我，一本是清末民初出版的老书《千家诗》，一本便是《人民文学》。 杂志也是旧的，纸页发黄，封面都卷了角，是1956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这期杂志上其他作者和文章统统忘记了，只记得一篇小说《三月雪》，作者叫萧平。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多数作家都赫赫有名，耳熟能详，这个萧平，在当时对于我很陌生。但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很深，讲述战争年代一个区委书记与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和她妈妈的故事。与同时代同样书写战争小说的写法不尽相同，萧平把战争推向背景，把更多的笔墨落在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之处；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中的微妙有机地调和一起。浸透着战争的血痕，同时又盛开着浓郁花香的三月雪，可以说是萧平小说显著的意象或者象征，可谓一半是火，一半是花。 正值青春期，小轩愁入丁香结，幽静春生豆蔻梢，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和她牺牲的妈妈，让我感动，让我难忘。我很喜欢这篇小说，将第一节开头写的：“日记本里夹着一枝干枯了的、洁白的花。他轻轻拿起那枝花，凝视着，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着早春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蓊郁的松树，松林里的烈士墓……”抄录在笔记本上。如今，58年过去了，这个笔记本还在，我幼稚的字迹还在，《人民文学》留在我14岁的记忆里。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和我一样正值豆蔻年华，青春年少。 我知道的《人民文学》里的第一位编辑是崔道怡。那是我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买了一本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队员的道路》，封面上印着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的侧影，还印着作者的名字：崔道怡。这本书很薄，但我很喜欢读，是我最早读到的儿童小说之一。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在我高三毕业后的一个冬天，又看到一篇小说《过客》，作者也是这个名字：崔道怡。我显得很兴奋，仿佛他乡遇故知。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没课的时候，我常去学校图书馆翻书，从墙角堆放的几个大麻袋里，翻出一套《人民文学》的合订本，是用粗粗的麻线人工装订的，像刺猬一样在麻袋里蜷缩委屈得年头太久，已经破烂不堪，连最上面一期的封面都没有了。而且，也不是按照出版的年月装订的，锣齐鼓不齐的，把现有的《人民文学》都弄在一起，囫囵个儿的装订一起。负责图书馆的老师见我蹲在地上翻个没完，一摆手，让我拿走。这厚厚一摞《人民文学》，成为我那时候学习写小说的范本，印象最深的是方之的一篇小说《岁交春》。对比流行于“文革”期间的小说，这篇充满诗意的小说写法别致，让我耳目一新；而且，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岁交春，百年一遇，那样难得。还有一篇小说《圣水宫》，一看作者是萧平，更像见到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一样格外兴奋。 1978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上，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玉雕记》，那是邮寄到编辑部的自由来稿，信封上只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收”，连一张4分钱的邮票都不用贴，竟然就寄到了，还发表了。那时候，我连《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从自由来稿中发现这篇小说的编辑是许以前辈，我从来没有见过。《玉雕记》的这个名字就是她帮助改的，原来我写的小说题目叫《一件精致的玉雕》，显然，不如《玉雕记》精练，更像小说的名字。 以后，每期《人民文学》杂志，我都会收到，我不知道是谁定下的，又是谁帮我寄出的，我只是感到温暖。一直到1997年底，我从《小说选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命运浮沉，岁月更迭，我居然进入《人民文学》的大门，成为《人民文学》中的一员，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 记得第一天来到《人民文学》，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我和崔道怡坐对桌，我对他说起当年读他的小说《队员的道路》和《过客》的往事，又向他说起了关于《玉雕记》的往事，向他打听刊发我这篇小说的编辑是谁。他是当时《人民文学》资格最老的老人，是《人民文学》历史上的一本活字典。他想了想，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 一切关于我和《人民文学》的往事，在《人民文学》跌宕而漫长的历史中，算不得什么，微弱得只是时光荡起的些许涟漪。但是，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重温这些往事，便显得那样亲近，触手可摸，含温带热。 那一天，我感到命运中确实是有着缘分存在的。我想起了读初二那一年的秋天，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情景，那时候，觉得《人民文学》高深莫测，侯门一去深似海。如今，我从她的读者，到她的作者，又成为她的编者，完成了我人生的“三级跳”。我真的感到冥冥命运中不可测的神奇。 如果从初二我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算起，我和《人民文学》有着长达58年时间的交织。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在这70年的历史中，也有我的58年，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如今，我老了，而她不老，会永远年轻。祝福《人民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