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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理论的批判性品格的构建 同样，与介入现实的实践力量相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家的主体性价值形态，赋予了理论主体与理论本身鲜明的批判性品格，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多样性建构与理论公共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理论主体性的身份建构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形成了关注民族命运、关注普罗大众生存状态的理论界身份。理论主体关注国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扎根于中国现实语境的困境与问题，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自觉担负起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理论主体性对人类历史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加以批判及审视，以更美好的社会形态和人的存在之价值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对现存的一切加以分析判断，体现出理论主体的思想先锋的光芒。《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述所反映出的理论家的主体性可以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性风格，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中国化，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艺理论观念加以辩证审视，对国外文艺理论也持批判吸收的姿态，可以说是“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理论态度。理论家的批判性鲜明地体现出理论家不仅仅是文学真理的追寻者，而且对现实保持着焦虑、批判的态度，愿投身到现实的文化活动与政治革命之中，投身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的态度。不论是瞿秋白、毛泽东、鲁迅、冯雪峰、周扬，还是蒋孔阳、李泽厚、童庆炳、钱中文、冯宪光等理论家，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批判性风格。不妨对鲁迅与刘勰进行比较，前者不仅在《呐喊》《彷徨》等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而且在开展理论建构与批评时解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主张文学的阶级性，以大众的名义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加以批判；而后者主要表达基于道的“以文寄心”的理论旨趣，“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⑤对儒家经典的文学理论加以阐述，建立宇宙观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联，在这里理论家本身的姿态是个人化的、内在化的，对现实本身并没有鲜明的批判性，只是对文的重要性加以强调。不过，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家之批判性又与中国文艺批评家的怨刺传统有一定联系，但二者的区别是颇大的。前者远远超越了传统怨刺的有限性，而形成了普遍的理论界的公共领域群体，形成了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家共同体。 就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不断本土化，促进了文艺理论本身的批判性建构，形成了知识话语与批判性话语的融合，可以说在中国文艺理论中形成了“批判理论”形态。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经典性总结，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征。霍克海默在1937年对“批判理论”进行阐释，发表了被称为批判理论宣言的论文《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后又与马尔库塞共同撰文发表了《哲学与批判理论》，并在这篇论文中确立了“批判理论”这个术语的重要意义。⑥这些论文明确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这是相对于传统理论而言的。在霍克海默看来，从笛卡尔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理论建立在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纯数学的符号系统”：“逻辑演算本身甚至已经合理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理论形成至少在自然科学的大量领域里变成了数学构造的事情”。⑦而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也在追随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形成了重社会经验与事实的客观社会学研究，大肆采纳社会调查与统计图表，以期获得对人类和社会的客观而中立的科学认识。关于理论的概念被绝对化，好像它根据的是知识本身的内在本性，或要由某种历史本性之外的东西来证明。这些传统理论作为资产阶级颠覆封建政权的精神力量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加固现存秩序的“肯定文化”，并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分支。所以霍克海默说：“传统理论，即借助于继承来的概念和判断手段对材料进行的判断性考察，发挥着肯定的社会作用”，“概念和判断工具不但可能是当代文化总体的一部分，而且也可能是更正当、更分化、更和谐地组织起来的文化总体的一部分”。⑧这种传统理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技术发展的必然产品。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存在质的差异：批判理论强调理论不代表一种客观中立的神秘性，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必然反映，强调对现存社会的否定与怀疑，与现存社会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批判理论就是对现存社会结构进行批判性的哲学反思，以期为人类的理想存在获得一种理论的言说，为人类的合理的社会存在进行严格地理论辨析。批判理论适用的对象就是现存社会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形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的批判理论形态。郭沫若于1923年发表的文章《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主张：“我们现在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的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强调对旧世界与旧文化的突破，张扬反抗之精神，反对资本主义的毒龙，反抗奴隶根性的文学，“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⑨1931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张“理论斗争”，与封建意识的旧文艺斗争，与资产阶级文艺观念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⑩毛泽东认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就是文艺批评”。(11)这种斗争性的文艺批评则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中独特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的批判形态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的批判性。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也同样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批判理论，彼此之间长期处于斗争或者批判状态，诸如就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在中国而言，其观点就并不统一。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观的批判，如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对现代主义文艺观的批判，对后现代主义文艺观的批判等。三是对中国传统文艺观念的批判，审视传统文艺观念的意识形态性与贵族性、形式主义特征等。 这些文艺理论家与其理论本身的批判性赋予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新的形态。它既与中国的现实需求相联系，也激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怨刺传统，在现代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历史进程中激发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创造性与思想活力，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先锋性与现代性，构建了中国文学理论中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可能性，催生了中国文学理论公共领域的形成，同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生命力与合法性基础。这种批判性品格应得到充分的肯定。 四、文艺审美经验的现代转型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是丰富而深邃的，不是仅仅停留在翻译与文本阐释的层面，不是仅仅影响现代文学观念与社会现实进程，而是切入到生存经验与文艺审美感性经验的维度，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新传统，开创了中国文艺审美的新经验，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经验与中国现当代人存在维度的审美感性。 首先是对人类文艺审美经验进行审视，确定了具有唯物主义特征和人本意义的审美经验。这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对经典文艺审美现象加以批评与阐释，在批判吸收传统审美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神秘主义与贵族休闲的文艺经验，形成了中国文艺审美传统的新经典。通过比较鲁迅与游国恩等人对《红楼梦》小说的体验的差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经验的模式，发掘了新的无产阶级审美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经验。鲁迅对《红楼梦》主张“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将其确定为清代人情派小说之著名代表，认为“《红楼梦》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12)鲁迅的观点主要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知人论世特征与文本之作者考据研究。而游国恩等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对文学经验的一种理解与框定，认为《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13)作品精湛的审美艺术形式有效地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表现了这一历史趋势，林黛玉的《葬花吟》等诗词出色表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孤芳自赏，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反映了他和封建环境对抗的精神，从而表现出他坚强不屈的叛逆性格。这些审美体验无疑是新型审美意识形态的体现，从新的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看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审美经验。这与鲁迅的体验迥然有别，也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从审美现代性视野所进行透视的审美自律体验形成鲜明的差异。尤其是，具有民间色彩与民众特征的、被压迫被贬损的底层的文艺审美经验从传统文艺的边缘走向文艺审美经验的中心，人民性与民族形式的创造性成为检验文艺审美经验的重要尺度。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文艺作品在该书中也得到较高的评价，《水浒传》作为对农民起义的书写得到高度重视。可以说，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审美经验的规范性导向。与之不同，传统文艺审美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纯粹形式化的、审美化的文艺经验被贬低。 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在中国构建了不同视角下的文艺审美经验模式。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形成了以苏联文艺审美经验为导向的审美形态，正如瞿秋白所言：“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开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14)这不同于传统封建文化的审美感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文艺的审美感性，而是具有人的自由解放的新感性，所以苏联文学经验成为引领中国文艺审美经验的重要旗帜。据此，中国传统文学经验以及现代文学经验就被创新梳理，作品也被创新加以体验。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重视主体性，为中国受众提供了或者规范了超越异化、走向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艺经验，引导并肯定了关于现代艺术更新的现代主义审美经验。事实上，进入21世纪，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多元创造性融合，人类优秀的审美经验多被纳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审美经验领域内，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透视的审美经验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文艺批评实践的价值引领而激发的新型文艺审美经验，无疑是传统文学批评所没有正视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艺审美经验的转型。 其次是本土化激发了中国新型文艺审美经验的创造，促进了新型情感结构的建构。本土化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异域概念、话语文本的翻译移植，而是在于原本信息在本土空间是否具有创造性成果。以此衡量，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在中国产生了新型的审美经验，并满足了受众的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刺激下，中国现代文学审美创造获得了新维度，涌现出了一大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以及众多的代表性作品，从郭沫若的诗歌到蒋光慈的革命文学，从茅盾的《子夜》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可以看到人民文学的巨大洪流带来的新型审美经验特征。一大批作家走向抗战前线，深入群众生活，投入知识青年潮流，上山下乡，写出了富有时代性、现实性、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带来了审美经验的转型。新时期以来，随着本土化的深入推进与多元文学观念的发展，多元化的文艺审美经验被创造，以满足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随着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文艺观念的确立，先锋派实验、现代主义实验事实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媒体创造经验也逐步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域。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本土化的开放性促进了当代多元文艺审美经验的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审美自身的规律性的重视，解放了教条主义文艺观的枷锁，对更丰富的人类感性经验的书写加以价值肯定，体现出入类审美感性的新维度。可以说，这些新型审美经验与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推进密切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文艺审美经验的转型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融会，意味着本土化在日常生活层面、在无意识层面、在具体的生存空间获得了可能性与现实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艺土壤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某种融合。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带给中国文学以创造性的积极意义。这是理性与感性的整合。 五、跨文化的话语融合 中国文艺理论界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接受，有意识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跨文化话语融合，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参与全球话语共同体或者国际话语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命题。 回溯中国文学批评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新了传统文学理论话语的存在形态。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持续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中国本土儒道文艺审美话语不断与佛教东传、西学东渐联系起来，形成了不少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话语范畴与话语表述方式。譬如，《文心雕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儒释道交融，《二十四诗品》实现了汉语诗性与佛道话语融合的自由表达。事实上在翻译佛教思想的过程中，译者自然而然地将众多异质话语进行碰撞与融合，从而形成跨文化话语的转换。譬如后汉以来支娄迦谶等翻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如此表达：“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畅哀亮，微妙和雅。”(15)这些话语中既有佛教文艺美学的妙语幽寂，也有道教美学话语的虚静，还有儒家美学的中和与雅致。可以说，儒释道微妙融合的话语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跨文化融合的主要成绩。 进入现代社会，跨文化交往与全球化进程在时空方面皆极大地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农耕和自然经验为特征的跨文化话语融合的方式。不论是话语的主体性身份，还是民族政治建构，抑或审美话语的需求，都须迅速地及时地进行跨文化话语融合，都须更广泛地吸收异域理论的有效资源。从王国维对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诉求到宗白华对中西美学的比较，可以见出从晚清以来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跨文化话语融合的渴求。应该说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文艺观念在中国现代社会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跨文化话语融合的成效。但这种成效往往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设立的普遍人性的文艺观念来极大地推进话语的全球化，因而使本土话语失去了生机与活力。以理论的殖民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进行全球化，既存在社会经济制度与文艺观念之间的悖论，也忽视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的话语融合机制。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则是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文学理论新型的跨文化话语融合的范式。从话语生产的文艺理论家本身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具有积极主动的跨文化话语融合的意愿与能力。早期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家瞿秋白、郭沫若、周扬、朱光潜等，懂得一门或多门外语，能够进行跨文化话语的交往与翻译、研究工作。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借助翻译进行跨文化交往，尤其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高度密切的交往。其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认同。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随着文艺理论家跨文化能力的多元提升，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与中国本土文艺理论形成了更为深入多元的融合，不仅实现了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话语的融合，而且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加以跨文化融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不仅借助于翻译而且直接参与国际话语的思考、讨论，在全球话语空间表达中国的智慧与话语范畴。这一日益提升跨文化话语融合程度的理论集体无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力量。从理论文本来看，跨文化话语融合也在深化。如果说新时期以前更多的是在社会直接需求意义上的话语融合，更多的是以革命与政治意识形态为目标的话语融合，那么新时期以来立足于社会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并以之为导向的跨文化话语融合，是更具有历史积淀和知识体系合法性的跨文化话语融合。这种新型的跨文化话语融合不仅具有本土的合法性，而且不断得到世界学术体系的认同。显然，这种新型的跨文化话语融合体现出了多元性：众多的话语范畴被汉语化，如“审美意识形态论”与传统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融合，“文学是人学”与中国文学经验的联系，“形式符号论”与中国民族经典的话语思维、意义机制的融合；一些文本直接以外文形式呈现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与异域话语的融合，既实现了中国话语的全球化，也实现了中国传统话语的现代性转型；一些文本直接讨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原本文献，提出中国学者的理解与视角。中国学者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贡献中国的智慧，甚至一些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跨文化的融合深度已超越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视域。 东欧剧变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改旗易帜，而是进一步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元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从而加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跨文化话语的融合，实现民族审美传统、现实生存经验与审美需求的创造性融合。融合既是对文艺理论学理的创新，也是对文艺审美经验创造的启迪。 综上所述，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本土的历程，包含了众多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毕生的智慧与心血，不断推动着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以强有力的话语力量积极参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具有批判性品质的文学理论形态，激活了中国文学的新型的审美经验，拓宽了跨文化融合的时空限度，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合法性与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