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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纪文]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诗学倾向

http://www.newdu.com 2019-10-12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08-06 孙纪文 参加讨论

    
    明清两代是古代回族文学的繁盛时期。此时,仅云南地区就出现了诸如木昂、孙继鲁、马继龙、闪继迪、孙鹏、马汝为、马之龙、沙琛、塞屿等很有影响的回族诗人,也各有诗集刊刻。他们与其他民族的诗人一道写诗、品诗、论诗,追求悠悠不尽的诗歌意蕴,表现出颇有代表性的诗学倾向。就明清时期云南回族诗人的诗学倾向而言,历时性和共时性互融的语境为其构成结构的多向层面和多维内涵,奠定了话语言说的基石,我们立足于诗法、诗思和诗境三个视角来阐说富有群体性质的诗学倾向。
    首先是追模唐风与转益多师。明清云南回族诗人普遍师法唐人,他们向往唐诗境界,尤其崇尚杜甫的诗歌,同时也格外看重白居易、刘禹锡、李贺、贾岛等人的诗歌。如明代的闪继迪追模杜甫有《秋兴》诗,明代的马继龙学习贾岛有《访隐者不遇》诗,清代的孙鹏宗法杜诗有多首《漫兴》诗,他们之所以追模唐诗,一方面在于唐诗有风采,有深邃的内涵;另一方面在于明清两代唐诗学兴盛,明人更是涌动“诗必盛唐”的风潮。
    追模唐风并不意味着明清云南的回族诗人视唐诗为唯一的崇尚对象,他们也转益多师,取法历代诗作的精髓而赋得新篇。比如明代的木昂尊崇谢灵运,清代的马之龙尊崇陶渊明等。而那些当世有才华的诗人也是云南回族诗人追模的目标,比如清乾嘉之际,沙琛、马之龙互相唱和,两人还广泛地与白、彝、纳西等民族的诗人交游往来,彼此学习,共同促成多民族文学的发展。
    其次是崇尚写实与意在言外。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诗思在静观和感兴的基础上,多秉持写实的立场,直面冷峻的现实和多变的人生际遇,倾向于“我为笔耕至,秋风熟砚田”的诗意表达。故而,他们纵览平生感触,以诗言情,如木昂《和光古逯先生韵》,以诗言志,如马继龙《入蜀》,以诗纪游,如马汝为《春郊》,以诗愤世,如孙鹏《范先生颠躓伤腿诗以问之》,这些诗歌,纯朴自然,不求词语的精工和雕琢,不求句法的严谨与整饬,直是自胸臆中来而不经意地道出,却将明清回族诗人的真情实感和盘托出。
    崇尚写实并非意味着明清云南的回族诗人缺乏艺术构思的能力,实际上,他们的诗思也同样进入“曲径通幽处”的语境空间,力求比兴寄托,含蓄自然;追求不迫不露,寄托遥深,富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蕴含。因而,崇尚写实与意在言外这两种艺术思维方式,巧妙地融汇于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诗思之中。比如他们普遍通过对白雪、红梅、翠竹、幽兰、黄菊、山茶的描写,借以表述所咏之物的高贵气质和不俗的品格。如闪继迪《追和用修先生春兴》中云:“金马大江通蜀水,点苍晴雪象燕山。”又如马汝为《塔密左山山茶花歌》中云:“独有一株生僻壤,不与群花同俯仰。”此等人格化的外物描写实在是对人格之美的再次咏叹,寄寓着这些诗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取向,包孕着深婉有致的旨趣。
    再次是平和旷达与梗概多气。就诗歌风格而言,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诗风自然是多样的,而追求诗歌境界的平和旷达则是较为鲜明的诗格特征。境界平和是一种顺其自然、向往静穆的诗境,境界旷达是一种看透世间冷暖、愈发镇定的诗境,这样的诗境与明清云南回族诗人常常因人生的不得意而渐修素朴有关,也与他们达观的心态有关。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常常寻找到那些与陶渊明自然淡远诗风一致的题材和物象,也能寻找到与苏轼旷达超然诗风一致的格调和句式,从而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本色之美。比如马之龙、塞屿格外喜爱陶渊明的诗歌,也创作出属于自己独到品格的佳作。马之龙《留客》中有诗句云:“倾樽留旧雨,带露摘新蔬。白发频看镜,闲情只著书。”塞屿《田家》中有诗句云:“牛羊归屋时,烟水满人家。童稚无余事,吹声起暮笳。”要言之,诗格的平和旷达自然是明清云南回族诗人“过尽千帆皆不是”的一种诗风回归。
    另外,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诗风又呈现出一种较为鲜明的梗概多气的特征,使诗歌凭添了几分骨力与抗争精神,从而与平和旷达的诗风相对而出。如马继龙《雨中忆梁大峨》曰:“老去功名成画饼,向来天地一虚舟。”马汝为《秋怀》曰:“壮年游历志偏奢,节候惊心两鬓华。”这些诗歌情调惆怅悲慨,章法起伏跌宕,可谓“离群托诗以怨,陈诗感荡心灵”。
    由此看出,追模唐风与转益多师、崇尚写实与意在言外、平和旷达与梗概多气这三组话语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统一于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群体特征之中,从而使明清回族诗歌的创作局面彰显出诗法、诗思和诗境三个方面所负载的朴素辩证色彩。进一步说,这几个方面的诗学倾向归根结底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经典化与陌生化二元要素相对相生所构成的理性选择。因而它们既属于明清云南回族诗人的诗学主张,也属于其他地域各民族诗人的诗学主张,更与当时汉族诗人的诗学倾向并行不悖,由此显现出诗学思想的文化认同性质,也显现出明清时期诗歌发展互融共生的特点。一般而言,追模唐风与转益多师、崇尚写实与意在言外、平和旷达与梗概多气的特征表现愈突出,则一位诗人的创作成就愈加凸显。同理,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古代回族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至少具有了某种可比性和客观性的尺度,也自然见出他们与古代大诗人及其经典诗歌的亲和力和难以逾越的差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17ZDA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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