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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文学学科，诞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中，至今已走过了40年艰辛漫长但成就卓著的历程。此刻，我特别怀念那些为这共同的事业奉献智慧和心血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人。他们是：萧乾、秦牧、曾敏之、叶子铭、陈辽、秦家琪、张超、汪景寿、武治纯、王淑秧、蔡洪声、王晋民、杨越、潘亚敦、赖伯疆、许翼心、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封祖盛、顾圣皓、谭湘等。正是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才能有今日的辉煌。对于他们，我们无比的敬仰，无限的缅怀！ 在我看来，40年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10年(1979—1989)可谓初创期，第二个10年(1989—1999)是发展期，第三个时期即新世纪前20年应该是成熟期。 初创期：方兴未艾 初创期，华文文学是从研究旅美的一批台湾作家作品起始的。中国对外开放了，1979年，第一批旅美的中国台湾作家和作品开始涌现在中国大陆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前，公认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聂华苓的《爱国奖券》，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上。1979年6月，《当代》创刊号刊出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1979年底，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张葆莘选编的《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研究都渐成热门。在北京、广州、上海、福建以及南昌等地，恢复高考后的大学中文系，纷纷开始设立“台港文学”选修课或讲座，选修和听者空前踊跃。不过，当时研究台港澳文学还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首先，当时的研究人员大都是大专院校的老师，主要是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也有搞文艺理论的，甚至教比较文学的。他们大多对于台港澳文学几乎一无所知，还得从头学起，边学边教。其次是资料匮乏，当时一般的图书馆、资料室中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材料几乎是空白，要通过公与私的各种方式去买、去借、去讨。三是通讯联系困难，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无法与台港澳院校及海外大学快捷顺利联系，更别说索取资料。克服这些困难，只有靠当时研究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80年代，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作家学者的互访交流和学术报告；二是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议；三是在学术刊物、出版社与报章杂志出版、发表专著、论文及学术信息。最先来访问交流的有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施叔青、白先勇、杜国清、郑愁予、李欧梵、叶维廉、洪铭水等。特别是陈若曦，曾在北京、南京生活过，受到过胡耀邦的接见，并带团去了西藏等西南地区访问。她在许多地方做过有关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报告，与各地的作家学者有广泛的接触，提供了不少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信息资料。稍后，还有东南亚和欧洲一些作家如陈春德、尤今、戴小华、黄孟文、骆明、司马攻、梦莉、蓉子、赵淑侠、赵淑敏、林湄、郭名凤、池莲子、章平、池元莲、谭绿屏等，也经常来到中国内地做信息交流和学术报告。 各种相关学术研讨会也日渐兴起，从1982年在暨南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台港文学研讨会算起，1984年第二届、1986年第三届、1989年第四届台港文学研讨会先后在深圳、厦门、上海召开，引起全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文艺单位、社科研究所都积极来参加，影响很大，效果显著。今日看来，当时的会议有学术普及性的价值，也有联络交友、打开学术交流门户的作用。1987年夏天，芝加哥大学举办了“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去了14人代表团，团长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社科院文学所的古继堂和我有幸参加。古继堂带去了刚出版的一本书《台湾女作家十四家》，我则在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海峡两岸当代文学的异同和其发展趋向》，古继堂的书在大会特别是在台湾代表中引起了褒奖和热议。我的论文，当即被中外记者要去，在媒体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即在《出版通讯》全文转载了海外报刊发表的我的这篇论文。 上世纪80年代，是研究台港澳文学的旺盛时期，首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武治纯、北京大学的汪景寿、中山大学的王晋民、暨南大学的潘亚敦、广东社科院文学所的许翼心、厦门大学的黄重添、复旦大学的陆士清、深圳大学的封祖盛等学者，为社会读者和大学生阅读编选了各类台湾、香港文学作品选。同时，研究台港澳文学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也陆续发表。影响较大的有1983年汪景寿的《台湾小说作家论》、陆士清的《台湾小说选讲》，198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继堂出版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黄重添的《台湾新文学概观》《台湾长篇小说论》，潘亚敦的《台湾文学导论》，陈辽、汤淑敏、秦家琪、张超主编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以及在《文学评论》发表的两篇论文：1983年张超的《借欧美现代派之琴，唱中国流浪者之歌——论於梨华的创作》和1986年刘登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的论文《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等。1989年，我与汪义生不自量力地想打破集体编写的某些弊端，尝试有个性的个人编写，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编写出版了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台湾文学史初编》，未想到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关注。艾青为该书作序，《文艺报》召开了研讨会，冯牧著文说“是同类论著中的上乘之作”。台湾文学史料专家陈信元特地率作家团来南昌江西大学（即现在的南昌大学）访问交流，台湾知名作家黄春明、张晓风、廖辉英、龚鹏程、林瑞明等都来了，还给学校中文系资料室赠送了一整套《台湾作家全集》，共50多本，每位作家一本。 发展期：登高望远 90年代，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泉涌井喷的发展阶段，且研究方向从台港澳文学进一步向海外华文文学拓展。大陆与港澳台的文学交流已成常态，与海外华文文学团体和作家的联系也日渐紧密。1991年，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会在广州中山召开第五届研讨会，并正式换届，选举秦牧为会长，曾敏之、饶芃子、陈辽、刘登翰及我为副会长。1993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被认为在华文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次大会正式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定名。150多位代表（台港澳、东南亚及欧美的代表达60多人）出席大会。新任会长曾敏之在致辞中说：“在庐山召开会议与在平原地区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登高望远，开阔眼界，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名称的改变也证实了作家、学者们在研究上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后，在昆明、南京等地又开了几次全国性的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95年在上海，由陆士清、戴小华共同策划举办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创作研讨会上，学者对美国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从甦，欧洲的赵淑侠、吕大明，泰国的梦莉，马来西亚的戴小华，新加坡的淡莹，中国香港的周蜜蜜等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作家与评论家面对面对话，相得益彰。这种形式在世界华文文学学术活动中还属首创。 90年代，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突出表现在一批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相继问世。其中首推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共同主编的《台湾新文学史》，该书120万字，1995年正式出版，被陈辽评为“开创和奠基之作”。接着，刘登翰牵头，还出版了《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潘亚敦也主编了《香港文学概观》，中山大学王剑丛个人编写出版了《香港文学史》，朱双一更是出版了富有个性的40万字巨著《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纪”文学论》。专门面对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也渐起高潮，由庄明萱为主编，陈贤茂、潘亚敦为副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出版，赖伯疆所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也问世了。特别是1999年，由陈贤茂主编的四卷本、约200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正式出版发行，陈辽认为是“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至此，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全貌已显现无遗了。饶芃子在她的论文《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对这门新学科确立和发展的合法性与意义，做了理论上的阐释论断和小结。 90年代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兴盛还得益于四大专刊：《台港文学选刊》《四海》《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华文文学》。它们是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为宗旨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台港文学选刊》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介绍和评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期刊，创办至今整整35年，一直长盛不衰，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称其为“窗口加纽带”，“骄骄海内外”。长期主持该刊工作的杨际岚辛苦经营，功不可没。《四海》从华人世界转入世界华文文学，从1990年到1999年，主编白舒荣坚持十年之久，被大家亲切称为“华文作家之母”，今日她又“转战”《文讯》，深得华文作家的爱戴。陈辽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倾注了心血，人已逝刊长存，汤淑敏、刘红林、李良仍是华文文学研究园地的辛劳园丁。《华文文学》的开创人是汕头大学教授陈贤茂，虽主编换届更迭，但华文文学学术研究的核心地位不变。 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在90年代已向纵深掘进，遍地开花，成果累累。袁良骏的两大部头《白先勇论》《香港小说史》学术氛围很浓；古远清两部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更是“火药味”十足；黄万华的《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美国华文文学论》论述稳健；曹惠民的《整合两岸，兼容雅俗》《台港文学教程》堪称“独树一帜”；还有施建伟主编的《港台作家丛书》，首辑就有《余光中传》《金庸传》《张爱玲传》《亦舒传》等，分量厚重；王宗法的《走向世界的华文文学》《昨夜星辰昨夜风》别开生面；杨振昆等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独辟蹊径；徐学选编的《李昂施叔青小说精粹》独具慧眼；两位女评论家张默芸的《林海音传》《琦君传》《三毛传》和梁若梅的《陈若曦创作论》更是引人入胜。特别要提到张炯在庐山会上的重磅长篇论文《走向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这可认为是对八九十年代我国华文文学研究的全面总结，也为新世纪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新方向和远大目标。 成熟期：更上层楼 到了21世纪，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到成熟期。饶芃子曾有文章说是“相对的成熟期”，也未尝不可。我认为，成熟期的标志有三：一是学科的概念界定已经明确，理论框架、研究方向、范畴、内容基本成型；二是宏观的专题学术理论著述已经全面完整充实；三是已经有了一支壮大成熟、有实力的学术队伍，学术活动活跃规范，学术成就更丰厚水平更高。2002年，筹备多年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可算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学会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为宗旨，学会章程中说：“华文文学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语种文学，较之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在世界上拥有更广泛的读者。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经历了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20年的发展历程，20年来，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教学的中国高校，由20多所发展至现在50多所，几乎遍布中国所有重点大学与主要研究机构，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者进入该领域。此前，世界华文文学已先后在广东、福建、江西、上海、云南、江苏、北京等地召开了11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和国际研讨会，并出版多本论文集。”几乎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世界华文文学概要》，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把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界定、研究方向、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方法一一阐明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用语言种类来界定是最科学的。“语种文学”与“人种（族群）文学”“地域文学”“国别文学”，尽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概念内涵是有严格界限的，中国大陆的文学当然属于世界华文文学，而且是主体部分，但并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研究方向与概念内涵是两回事，不能用“狭义”“广义”来混为一谈。正如“世界文学”的学科，不言自明，当然包括中国文学，但其研究方向也主要是外国文学。学界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文辞上嚼舌，还是多多去研究作家作品文本才是。这《世界华文文学概要》的出版，也算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成熟的又一证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及海外《世界日报》等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陈辽在《文艺报》用了大半版评论此书，说：“这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普及基础上的提高。”《香港文艺家》说：“全书高屋建瓴，对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作了全面的论述，又条分缕析，对多区域华文作家作品和文化身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个别著者的‘教程’‘史论’的主观、偏颇和逆我者亡的粗暴行径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成果更上层楼，规模空前，成绩突出，影响深远。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撰的《海外华文文学教材》，2009年在暨大出版社出版，被教育部选为大学本科教材。由杨匡汉牵头主编、作为社科重点项目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在新世纪正式出版，属重头著作。出版专著的还有老一代刘登翰的《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汤淑敏“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著的《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陆士清的《探索文学星空——寻美的旅程》、赵遐秋的《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白舒荣的《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淑青传》、王宗法的《台湾文学观察》等；中年实力派学者黎湘萍的《文学台湾》、曹惠民的《出走的夏娃——一位学人的台湾文学观》、陆卓宁的《边缘诉求与跨越经验》、刘红林的《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还有“60后”俊才赵稀方的《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论“现代文学”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方忠的《郁达夫传》《台湾散文纵横论》、朱立立的《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白杨的《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刘小新的《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肖成的《台湾“左翼”文学中的“革命+恋爱”小说》、计璧瑞的《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庄若江的《台湾女作家散文论稿》、程国君的《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李洪华的《欲望的挣扎——试论陈映真早期小说的悲剧形式》等。 以上所列著作主要是集中在台港文学研究，而新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亮点，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移民文学研究形成热潮；二是大量中青年学者涌现，他们的研究水平和成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了研究的主力军。 2002年，新移民作家代表少君、张翎、陈瑞琳、沈宁等集体亮相上海新移民国际研讨会，呼吁大家关注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也专列了一节，说：“世纪之交，在华文文学世界里有一种新兴的繁荣茂盛、绚丽多彩的文学现象，令人瞩目……这就是人们经常约定俗成地称之为的‘新移民文学’。” 上海会后，少君、瑞琳、张翎、沈宁4位新移民作家即到南昌大学做讲座，被聘请为客座教授。2004年，南昌大学举行了首届新移民作家国际研讨会，十多个国家的新移民作家和国内代表共六十多人到会。海外作家酝酿成立海外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拟在南昌大学设立联络处。之后，国际笔会在美国正式注册，并先后在成都、西安、福州等地召开多次会议。同时，以施雨为会长的、团结广大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心社》更为活跃；海外知名的评论家陈瑞琳、林楠、徐学清、梁丽芳、高关中、倪立秋等也积极参与对中国新移民文学的研究评论。这样，新移民文学研究在国内外齐头并进，开辟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天地。经过整整十年，在新移民文学研究大发展的形势下，2014年，南昌大学再次举行了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大会，150多人与会，其中海外代表六十多人。新移民作家的“三驾马车”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氏四杰”陈河、陈瑞琳、陈九、陈谦等几乎悉数到场，这是新移民作家40年后的成果总检阅，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正如《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中所说，新移民文学“是一个新的命题，是一个较之过去所谓的‘留学生文学’更为宽泛更为切实更为现代的一个新的文学命题。这主要是对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大陆移民海外的留学生、学者、知识层的文学创作一种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成果和新水平，预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希望和新方向，这也成为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大的新课题。” 海外的新移民文学研究也上了新台阶，与国内的研究评论交相辉映。有陈瑞琳的《鸟瞰当代海外新移民文学》、林楠的《移民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迫在眉睫》、吕红的《文坛中的柔性与韧性——华文文学创作研究感言》、梁丽芳的《从变与不变看百年来的加拿大华人文学》、倪立秋的《新移民小说的价值与地位》、黄宗之的《新移民文学的历史挑战》《从疏离迈向融合的实践》、庄伟杰的《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写作空间与身份迷思》、孟悟的《汉语是心灵的家》、徐学清的《加拿大华人历史的重新书写：华裔小说中的历史性和文学想象》、宇秀的《我是一条变色龙——新移民文学个体生命在迁徙过程中的角色变幻》、陈浩泉的《从无根浮萍到落地生根——我的身份认同与离散写作》、高关中的《列国风土与传记写作的体会》、虔谦的《走出虚幻的爱情沼泽——读施玮小说《红墙白玉兰》》、古大勇的《社会透视、文化思考和女性关怀——论施雨小说创作的三维空间》、谭绿屏的《2014新移民文学南昌嘉年华之遐想》等。 纵观40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几乎是零的起点发展到今日的蔚为壮观，实在令人可喜。然而，我以为，面对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当下蓬勃发展、空前兴盛的态势，研究评论似乎还是滞后，个中缘由该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只想谈两点：首先是评论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似乎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学科至今还附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二级学科，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情理的。世界最大的语种文学，先不算主体部分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只海外就能涵盖五大洲5000多万人口，与中国国内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质，为什么不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学科呢？另一方面，可供研究的资料仍不充分，研究者主要还是靠国内出版发表的书籍资料来研究，而现在海外华文出版社和报刊也已不少，且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其次，从研究评论自身而言，似乎逐渐养成了一种通病：研究与创作脱节，各自为政，渐行渐远。评论家孤芳自赏，隔靴搔痒；作家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过问评论，当然评奖除外，评论自然就会枯萎滞后。我倒怀念起19世纪的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间作家与评论家相互尊重、坦诚、友好、平等的关系，那里没有棍子、轿子、叭儿狗，没有套话、空话、行话充斥其间。如今有不少评论大谈经典化，却对于文本中的细节和语言关注不够。其实，文学所揭示的人性奥秘正隐藏在作品细枝末节的深处，正是凭借文学语言的精准、优美、奇妙传达出来的。经典是作家独立创造出来的，点石成金，化平庸为神奇，是“魔术家”的本事，评论家是“化”不出来的。评论家可以发掘、总结、点评、宣扬经典，但无法把非经典的“化”成经典。对经典化的提法，我持存疑的态度。最后，我想用歌德在《浮士德》中的一句话作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