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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性：以诗性功能为主导 雅各布森论“主导”(dominant)，是他的结构观最早的自觉表现。他从系统的意义上谈论的结构，就是出于一种以主导为统辖的多功能、多层级、多价值整体论(杨建国67)。他明确提出，“对主导可以这样下定义：一件艺术品的核心成分，它支配、决定和变更其余成分。正是主导保证了结构的完整性”(Jakobson，The Dominant 751)。在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视野中，结构是由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要素共时性地构成的。每个特定的要素在功能上，与结构中的其他要素相比，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该要素所具有的共时性。与此同时，这个共时功能又是从它的许多不同的、可能的应用中选取出来的，即从该要素的历时功能中选取出来的。另外，结构中的诸多要素，总会有一个要素的功能居于主导，共时性地制约其他要素及其功能；这种主导与从属的相互关系，会因语言目的的不同而历时性地转换。共时/历时的这种双项交融，赋予结构以动态的特征。雅各布森的功能结构观，强调的是开放的多功能性，而不是封闭的单一功能；强调的是诗性功能的主导性，而不是文学语言的独立性。运用雅各布森的主导思想来进行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弥合了历时性研究方法和共时性研究方法之间的分歧(田星16)。 雅各布森强调“必须对语言的所有功能进行研究”(Jakobson，Metalanguage 113)，为此要调查语言交际行为所具有的六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它们各自形成了语言的一种特殊功能。⑧他后来在《语言学与诗学》(1958年)一文中再次加以阐发，建构了语言交际行为的功能结构，并强调语言的六种功能各有不同的运作重点，它们分别覆盖不同的语言现象，但整体上又是守恒的和互相依存的。其中，“信息”这一要素对应的就是语言的“诗性功能”，其特征是语言以自身为目的，具有“指向信息本身和仅仅是为了获得信息的倾向”(Linguistics 25)。对雅各布森来说，语言不是静态的、抽象的系统，而是动态的、功能的结构。语言的这种自我指涉现象，是整个语言交际行为中一种特定的功能等级序列造成的。他把文学活动也看作是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信息传达过程。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其他语言行为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而是同一功能结构中主导地位的转换。雅各布森坚持把诗性功能置于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语言艺术的标志就是，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诗性功能占据决定性的位置。这就是雅各布森的“主导”思想。 也就是说，雅各布森的“文学性”，并不是仅仅等同于“诗性”，而是“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占据“主导”的、语言六大功能同时都具备并彼此相生互动的语言艺术的特质。任何功能在结构中都不是单纯的在场和缺席，而是彼此处于动态依赖的关系之中。对于诗性功能而言，如果它不是参照了结构中其他功能的印迹，就不能作为一种主导功能而产生作用。这种文学性强调：一方面，文学不可能是与外部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语言独立自足体，在其间始终有社会、历史和文化之维在发挥作用，其意义总是受到它们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之为文学，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历史或文化的因素，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完全有权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要理解文学，就必须以这些形式特征为研究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形式的研究和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张隆溪88)。看一个文本是否属于文学作品，关键是看“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判断这一“主导”的参数，不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还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 与其他功能占据主导不同，语言的诗性功能占据了主导时，“语言是作为自身，而不是作为‘别的事物’的透明而及物的介质被感知的”，“这就是只把语词作为语词，而不把它作为被指称事物的替身或感情的爆发来对待”(托多罗夫373、372)。语言的这种不及物性，即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只是语言发挥其诗性功能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换言之，只有语言发挥其诗性功能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语言的自我指涉性。与此同时，语言的其他五种功能也潜伏着发挥作用，尤其是雅各布森特别关注的与诗性功能直接相关的指涉功能，使得语言不会脱离它所处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从双项交融的方法论出发，文学性/非文学性即语言的内指涉功能/外指涉功能的两分，也交融在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对于那种指责俄国形式主义乃至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无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雅各布森曾经提出抗议：“无论是特尼亚诺夫、穆卡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还是我，我们只主张艺术本身是自足的；相反，我们也指出艺术是社会建筑的一部分，是同其他部分相互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托多罗夫375)。 因此，语言的诗性功能占据主导，并非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置身于这种功能结构中的“诗性功能”，可以选择从静态或动态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静态的角度看，具有“诗性功能”的信息不会与任何语境发生联系，不会在实际交际中起作用。但是，雅各布森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具有“诗性功能”的信息就会与具体语境相关联，文学的外部世界被囊括进文学本身。更何况，功能本来就是结构在对外部世界进行适应时起作用的。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文学演变的内在性质以及这些演变与文学价值体系的密切关系，必然隐含着文学历时与共时的协作关系”，对于以系统为前提条件的变化、变化的系统性，即“系统的系统”进行更加广阔的结构分析，也会有助于解释文学与文化情景中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相关关系(The Time 169-70)。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是一种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他批判地接受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进一步开掘了功能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总体上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功能主义的核心，就是语言具有目的性。 四、文学性：在结构之中 置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以及学院派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教哲学批评、直觉主义批评这四大文学理论批评盛行的语境中(江飞111)，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是为了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独立和自律，使“文学科学”走上“科学化”轨道。但是，对这一范畴的阐释和发展必然要考虑它所从出的语言学场域，并上升到语言哲学的层面加以理解。 “文学性”是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概念。作为一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首先关注到了“文学性”在语言层面的表现，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当他强调追求“文学性”就是要对普通语言进行有组织的违反时，这一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而来的违反就会涉及到声音结构、韵律句法、语意三个领域(杰弗森罗比21-22)。如果对这三个领域有所删削，就会有损于对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的理解。必须再次强调的是，雅各布森并不认为文学性只是文学语言所具有的特性，或者说，文学性仅仅表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这一层面上。 “文学性”，应该是一个指称文学属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因此，首先不能把“文学性”等同于文学语言本身，或者等同于文学本身。更严格地讲，它不只是一个性质概念，而且是一个关系概念。文学和文学研究坚守“文学性”，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等诸多关系，而沉溺于纯文学的象牙塔中。“文学性”应该是指，诗性功能在文学文本中的主导地位是始终不变化的，而不是指文学性的内涵以及外延具有始终不变的超历史性和超文化性。其次，“文学性”不是文学的一种独立的本质，而是处在一种关系结构中的本质。从“文学性”作为一个性质概念来看，对于“文学性”的阐释应该具有共时性，应该力图寻找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且区别于非文学的根本；从“文学性”作为一个关系概念来看，对于“文学性”的阐释应该具有动态性，应该呈现出作为主导的诗性功能与其他功能的相生互动。这样的“文学性”，也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突破自律与他律的割裂的理论逻辑。再次，对于文学而言，“文学性”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过程和目的，是文学力求实现其以诗性功能为主导的努力。 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呈现在“文学性”与其他诸种“非文学性”的两分与交融之中。当诗性功能在语言中居于主导地位，语言行为具有的就是“文学性”，这种语言行为的结果也就是文学，但语言的其他五种功能依然会在其中潜伏和运作。当诗性功能在语言中不是居于主导地位，而是语言的其他功能居于主导地位时，语言行为具有的就是“非文学性”，这种语言行为的结果也就不是文学，但其中依然会有诗性功能的潜伏和运作。只是雅各布森对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与主导功能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在理论上语焉不详。严格地说，雅各布森还没能完全脱离对诗性功能进行阐述的编目阶段(佛克马易布思83)。从语言功能结构的编目阶段转换到建构其等级化区分的动态运作，尚有很大的理论开掘空间。这里返观雅各布森的“结构”中的“文学性”，既不是为了所谓正本清源地解决一切问题，也不是无原则地调和理论分歧，而是力图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加以借鉴。这样，关于“文学性”的文艺学论争，就至少可以从其范畴的语言学起点上加以思考，也必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什么是文学性”，从而惠及对于“什么是文学”的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