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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文学性的文艺学论争，需要从这一范畴的语言学起点上加以思考。雅各布森1919年首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1929年又率先使用了“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主导线索。返观雅各布森的“结构”中的“文学性”，可以看到他在批判地接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了功能主义思想，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雅各布森“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移植到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越过的关节点，也是理解“文学性”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就是“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占据“主导”、语言六大功能同时都具备并彼此相生互动的语言艺术的特质。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弃绝了一切外部联系的独立自足性。判断诗性功能是否占据主导的参数，不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也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 关 键 词：文学性/结构语言学/动态共时/功能结构观/诗性功能/主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BZ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巍，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文联出版社学术分社，副编审。主要从事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研究以及艺术批评。 “文学性”(literariness)，不仅是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艰难话题，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凸现了研究者对于文学的自律性，以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的诉求。这显然折射了近三十年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对1980年代建构出来的关于“纯文学”的常识和体制性知识的一种提问(贺桂梅29-41)。“什么是文学”与“什么是文学性”这两个维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相互缠绕和渗透，对后者的阐释一时之间成为解答前者的必要条件。 为了解开这一对难解的结，中国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关于“什么是文学性”的观点。这些讨论有的立足于东西方学术传播的视角，努力提出一种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有的则直接阐发自己观点。其中，一种理路是努力把“文学性”直接归结为文学的某一种具体属性，另一种理路是关注“文学性”的多重辩证。也就是说，中国学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基本上是以下两种立场：一种坚持文学性是文学的恒定本质，是抽象的、客观的，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行为和其他艺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种则否定文学性的固有属性，认为文学性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文学的时代变迁而显得极为复杂和不确定，并且弥漫到学术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流变性和多样性，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只能置身于无尽的问题之流。这两种立场的根本分歧，以及那些游离于二者之间、无法定位的观点，反映了俄国形式主义、解构主义于20世纪一头一尾分别提出的两种“文学性”不分先后地在中国学界弥散与流变，所产生的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研究情境的理论博弈过程。 中国学者界定文学性的尝试各有其合理成分，但它们或将“文学性”概念“窄化”即“语言化”，或将“文学性”概念“泛化”即“文化化”，或将“文学性”与“文学”划上等号，或止步于西方与中国学界的“文学性”的各自为营。虽然也有一些讨论回归了“文学性”的起点即“雅各布森文本”，但雅各布森界定“文学性”所从出的理论语境，即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并没有得到深入而系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也就没有从俄国形式主义对于历史文化学派的逆反中汲取到更为有益的参照。问题的关键却恰恰在于，正是因为雅各布森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立场，才给予了“文学性”范畴向文学研究各个维度扩展的更大的理论空间。从语言学领域的探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这正是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范畴的原初理论预设。因此，为了进一步厘清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我们有必要回到“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起点加以重新梳理。 一、动态的结构 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搭桥人物。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后裔之一，布拉格学派即捷克结构主义从诸多方面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而直接走向法国结构主义。融合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推进之一。雅各布森、特尼亚诺夫在《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1928年)一文中，明确提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Jakobson，Problem 3-6)。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索绪尔语言学“双源合流”的最初努力(赵毅衡4)。①在这种努力中，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索绪尔语言学基本法则的辨析。雅各布森的结构观，也于此初见端倪，并在对结构语言学理论的重新阐释中逐渐建构起他对语言和文学研究的理解。 在1929年发表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研究》一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如果要囊括当时各种科学的主导思想，再没有比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更贴切的术语了(Jakobson，Retrospect 711)。他首创了“结构主义”这个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其结构观对相关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结构主义的全面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在于，雅各布森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语言学与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的接面。1919年，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述《现代俄国诗歌》，②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Jakobson，Новейшая 305)。这正是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所做的回答，即“诗学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段语言表达成为艺术品?”(Jakobson，Linguistics 18)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主导线索。因此，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移植到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越过的关节点。 文学研究中有些至关重要的概念，貌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在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盘根错节的“结构”(structure)这一概念，就是一例。1985年中国学者就关注到“结构”这一概念的界说对于评价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初步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罗兰·巴尔特的结构观(程代熙165-99)。③关于雅各布森，则只是提及他是结构主义的精神领袖，没有真正去追溯“结构”的语言学来源。也有学者指出，“结构”的概念不是结构主义所独有的，而是历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新批评把结构视为具体文学文本的属性；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把结构扩大为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属性；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批评，断然否认文本有客观存在或人为赋予的结构概念；卡勒在认同结构概念的同时，却将其归结为读者内化了的阅读理解程式(盛宁1-14)。④这里虽然梳理了“结构”概念的流变，但是，对语言学这一环节似乎无意的缺失，则削弱了其应有的理论力量。既然“结构”概念是挟裹它的语言学意义进入到文学研究中的，那么，只有遵循着这种思考方式，才可以使厘清这一概念的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就此而言，“结构”与“形式”(form)、“系统”(system)的理论源流，需要首先加以梳理。 “结构主义”一词的创用，不仅代替了“形式主义”这一源于对手带有贬义的批评而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同时也有助于在历史上和在实质上，把俄国形式主义和与之针锋相对的“学院式的形式主义”划清界限。至于“形式”与“结构”的概念关系，韦勒克曾详细评述过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内容/形式”两分法的见解。他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概念，是在否定传统的“内容/形式”两分法的基础上使用的，其实质是“对前审美材料的组织”；“形式”就是他们后来提出的“结构”概念(Wellek 128)。在俄国形式主义者这里，除去在与对手激烈的论争中所不可避免的口号性的夸张，“形式”概念已经“从传统的形式-内容类别中解脱出来，从形式作为外壳、作为可以倾倒液体(内容)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得到了一个新的整体的意义，“它不再是一种外壳，而是有活力的、具体的整体，它本身便具有内容，无须任何类比”(艾亨鲍姆29、30)。这种意义显然为后来的“结构”概念奠定了基调。 当然，“结构”与“形式”在理论进展中还是逐渐产生了差别。卡勒曾经强调，“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包括一个明确的原则，即“相信任何系统的种种个别单位之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俄国形式主义尽管“结构地”看待文学文本，但是“它并没有特别关心由于区别而存在的意义，而且，在其主要研究工作中，它也没有特别关心潜在于文学文本的种种‘深层’规则和结构”(《结构主义诗学》91、94)。也就是说，“结构”概念完全不是与“内容”相对立的“形式”概念的别名。在从“形式”到“结构”的小心翼翼的过渡性运用中，“结构”概念已经与“形式”概念产生了根本的断裂。脱胎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布拉格学派，也由此描绘出相对独立的理论面貌。 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的“结构”，更应该看作起源于《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系统”(汪火焰508)。雅各布森、特尼亚诺夫的《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一文，明确肯定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系统”概念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把批评的对象作为系统中的“功能”(function)来考察时，批评才可能是科学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出现过“结构”一词，⑤但是，仅仅运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构词法和句法层面，并没有上升到索绪尔对“系统”所赋予的语言哲学高度。因此，这里的“结构”也从根本上不同于雅各布森的“结构”。更何况起源只说明了来源，“系统”与“结构”在概念流变中尽管血脉相连，但不是完全等同的。在雅各布森那里，“结构”拥有至高无上的哲学地位。 佛克马、易布思指出，《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中使用的“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被当作“系统”的同义词。特尼亚诺夫此时仍喜欢使用“系统”一词。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苏联的一家杂志上，而雅各布森当时已经身在布拉格，所以，它可以看作是俄国形式主义成果的最后总结，也是捷克结构主义早期观点的表达(佛克马易布思30)。虽然雅各布森在此后的文章中运用“结构”概念的时候，也一再使用“系统”一词，但细加分辨之下，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根本意义上的不同。彼得·考斯认为，作为抽象名词，“结构主义”与“结构”密切相关。“结构”概念自古有之。在拉丁文中，Structum一词是指“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结构主义的关注焦点，就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关系”。但他又特别强调了系统与结构的不同：系统指一套相互关联的实体结合而成的体系；结构更侧重“系统内部的整套关系”，这套关系既可以用抽象的逻辑形式予以概括，也能在系统运作中得到“象征性的体现”(Caw 1-5)。 如果说，雅各布森是“在系统的意义上谈论结构”(钱军134)，那么，他在运用“系统”概念的基础上，还提出“结构”的概念，是为了更加强调系统整体内各部分功能之间的相生互动关系。“系统”着重于强调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脱离了整体的部分就失去了差异的对立，也就不再具有意义。“结构”在关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同时，还强调整体中的各个部分由于功能负荷不同，即语言目的不同，所形成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动态依赖关系；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部分发生了变化更加会牵动整体的转换。因此，索绪尔的“系统”是共时的、静态的语言现象之总和，雅各布森的“结构”更加强调的则是动态的、功能的语言整体。这是雅各布森的理论诉求始终带有动态转换特征的逻辑根源。 二、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 索绪尔归纳了结构语言学的四大法则，即所谓四项对立：共时/历时(synchronic/diachrony)，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系统差异决定语义。其中，共时/历时的对立是最根本的一项。进入到共时系统本身之后，索绪尔理论的标志性对立，即语言/言语的对立，才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索绪尔理论的支点，共时/历时的提出，曾经推动语言学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总体系统。尽管索绪尔认识到，离开纯粹语音学的范围，维持共时/历时的绝对区分非常困难，但是，为了改变给历史许下过大地位的近代语言学，他坚持共时/历时的对立不容许有任何妥协，明确提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索绪尔127)。简而言之，索绪尔就是从“共时”的角度，把语言定义为一个系统的。 雅各布森把索绪尔视为充分理解系统观对语言学重要意义的第一人，充分肯定“索绪尔的伟大功绩在于强调把语言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且结合系统与其构成成分的关系进行研究”(Jakobson，The Time 166)。索绪尔曾经明确指出，“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索绪尔151)。雅各布森继承了索绪尔的这一基本立场，并把索绪尔的两分法从他本人的音位学这一学术起点，贯彻到其功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雅各布森的“结构”与索绪尔的“系统”，在概念上的关联就体现在这里。但是，雅各布森同时强调索绪尔的理论需要很大修改。他从语言哲学的层面把索绪尔共时/历时的对立视作一种割裂，特别不遗余力地加以清理，指出“系统的概念和变化的概念，不仅可以相容共存，而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The Time 166)。雅各布森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1942年)一文中探讨了“语言作为一个功能系统”“语言的动态性质”(Jakobson，La Théorie 391-435)⑥等问题，后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时间观，即“动态共时”(dynamic synchrony)观念(关子尹100)。 在雅各布森看来，索绪尔混淆了两组不同的二分事物，“共时被错误地等同于静态，历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态”，因此，在索绪尔那里，“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统，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与系统不相干的变化”(Jakobson，Current 54)。这样，索绪尔主张的共时语言学，与运用历史的方法的新语法学派，就有了明晰的分野。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动态性的思想在对系统进行研究时被完全排除在外，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共时和历时“不是语言本身的两个平面，而是语言研究者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区分的两个研究平面。这样的区分固然大大促进了语言状态的描写与分析，加深了我们对语言系统性的了解，但也给解释语言状态带来一定的困难”(沈家煊17)。针对这种从一极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的理论逻辑，雅各布森提出，一方面，语言学研究必须从语言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变化，因为语言的共时系统几乎不能与语言变化分开——每一个共时系统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语言系统经历的这些变化都要接受结构主义的分析；另一方面，一种语言或语系历经百年乃至千年有哪些成分保持不变，这一静态问题也需要研究和解释——历时不能仅仅简化为语言动态的一面，即变化的历史过程(Current 54)。 依循这一逻辑，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一样，也隐含着共时与历时的协作关系。一方面，共时性的文学研究不能混同于静力学。对文学的每一发展阶段的描述，都是既要面临这一特定阶段的文学创作，也要处理这一阶段积极或被动保留下来的文学传统；既可以见到较富创新性的形式，也可以见到较为保守的形式；在这种新文学潮流中对古典作品的选择和重新解释，更是共时性的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一种较为全面的诗歌历史或语言史，乃是一种上层建筑，即建立于一系列连续进行的同时性描述基础上的建筑”(Linguistics 20)。也就是说，不管是对语言还是对文学进行历时性的研究，仅仅指向它们的“变化”就处理得太简单了，还应该指向它们的永恒连续的静态因素，即“在变量中寻找不变量”(钱军265)。詹姆逊也曾提出，索绪尔语言学的共时/历时关系在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显得不合情理——“所谓不合情理指的是共时方法竟能对恰好是用以表现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和事情的形式提出如此丰富和如此有启发性的见解”(詹姆逊7)。如果从雅各布森的动态共时观出发来认识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合乎情理了。这其实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转换，即从索绪尔的双项对立方法论转换到雅各布森的双项交融方法论。如果说索绪尔强调的是一张纸所拥有的正反两个面之中的共时的一面，那么，雅各布森强调的则是拥有正反两个面的一张纸还是必须作为一张纸来看待。 这种既两分又交融的理论逻辑，也贯彻到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重新认识上，制约着他对语言的功能结构的认识。在《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1956年)⑦一文中，雅各布森引申了他对索绪尔关于符号系统的双轴关系即横组合/纵聚合的认识，提出了语言的两极结构，即在语言行为中，隐喻方式和转喻方式二者必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他将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称为结合轴与选择轴，并且提出“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本质上是联想式的，根植于相似性的替换，探讨语言的纵向关系，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模式；“转喻”属于语言的结合轴，本质上是邻接性的，根植于邻接性的修辞和思想手段，探讨语言的横向关系，代表了语言的历时模式(Jakobson，Two Aspects 254-59)。那么，诗性功能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结合轴(Linguistic 27)。也就是说，诗性功能表现为把相似性添加于邻接性、把联想序列置入句段关系，语言的共时模式与历时模式得以交融，即潜存于纵向选择轴的隐喻出现在它原本不存在的横向结合轴，置入到转喻之中。动态共时的语言时间观，也由此体现为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 雅各布森特别注意到，隐喻和转喻是同时存在于广泛的文学活动乃至语言行为之中的。任何转喻，都具有隐喻的特征；任何隐喻，又都带着转喻的色彩——尽管在文类方面，抒情诗歌更密切地与隐喻相关联，史诗更密切地与转喻相关联；在文学思潮方面，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更密切地与隐喻相关联，现实主义更密切地与转喻相关联。但是，在文学研究中，这种事实上的两极交融，却被人为割裂的、单极的框架所取代，而且现实主义与转喻的密切关系，通常没有被注意到，隐喻研究也远远优于转喻研究。他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研究者的手段，而且也是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诗歌的缘故。因此，雅各布森分析的文学作品虽然以抒情诗歌为主，但同时也关注到史诗、散文、戏剧、小说、民间故事等。无论是隐喻为主导包含转喻，还是转喻为主导包含隐喻，或者称之为“隐喻的转喻化”“转喻的隐喻化”(季广茂78)，隐喻和转喻总是交融为一体的。 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无论从他的学术历程还是从他的理论逻辑来看，都可以溯源到他对音位学的缜密研究。作为结构主义音位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明确地把音位学视为语言研究的示范科学(model science)。这种研究本身就着眼于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接面。他对于诗歌研究的格外关注，也因此显得很自然。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文学的全景。他曾从隐喻/转喻的理论出发，把文学传统分为两种：一种是“浪漫性—诗性—隐喻性的传统”，一种是“现实性—散文性—转喻性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White 33)。对雅各布森而言，诗性虽然是诗歌的、隐喻的、浪漫主义的，但是，诗性功能却表现为语言艺术的全部功能的一个方面，也是所有语言活动方式的一部分，不能被简单地限定于诗歌这一种文类。也就是说，“任何把诗的功能领域归结为诗或是把诗归结为诗性功能的企图，都是虚幻的和过于简单化的。诗性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它只是语言艺术的占支配地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功能，而在其他语言活动中，它是从属的、辅助的成分。这种功能，增强了符号的明显性，加剧了符号和对象的基本对垒。因此，语言学在探讨诗性功能时，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诗歌的范围”(Linguistics 25)。那么，当诗性功能上升到比任何与其竞争的功能更高的地位时，即诗性功能占据主导地位时，文学性也就产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