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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想与情感诉诸笔端，文学书写继而徐徐展开。个人经验与现实体验构成了文学写作者自我表达的肥沃土壤，富有生命张力的想象与虚构在这土壤中生发根系、抽长枝条，乃至花繁叶茂。一切有价值的文学表达，都不能脱离于历史化的具体存在经验，因此，真实是文学得以生发的基础与本源。也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文学的书写、阅读、评价与研究都始终难以疏离于对“文学真实”这种本质性概念的探讨。 近期，《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文学月刊以及《收获》《十月》《小说界》等文学期刊中收录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及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实践，都密切围绕着文学表达的真实观念而展开。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与细读，不难发现在文本的内部呈现出了如“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关系、“虚构”与“写实”的写作理念及实践形式、“真实”叙述的标准、尺度以及策略等诸多极具阐释空间的复杂面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趋近于“文学真实”这一概念的意义核心。 “创造真实”的写作路径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 近来，一种“创造真实”的写作路径逐渐浮出文字表面，凡一平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十月》2019年第4期）、宋尾的中篇小说《从歌乐山上下来》（《十月》2019年第4期）、郑在欢的中篇小说《点唱机》（《青年文学》2019年第5期）和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雪从南方来》（《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等，都从不同侧面为我们讲述了寻找“真相”或揭露“真相”的故事，不断指引读者沿着写作者创造的路径去追寻一种可能的真实。相较而言，郑在欢的《点唱机》是一个略显另类的文本。故事的男主人公“我”是一个连海明威都不知道的箱包质检车间工人，女主人公小圆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文艺女青年。两人因小圆在公园摆设点唱机的摊位而相识，感情也随着认识和了解而逐渐加深。但是，当他们最终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晚过后，小圆却没有征兆地突然消失了，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小圆就这么消失了，只留给我一段不太真切的记忆。我突然就想不起她确切的样子……越用力，往事就越模糊。”小说以“我”对于往事真相的回忆做结，并未呈现“我”与小圆这段感情因何而起又缘何而终的真实面貌，只是把这种对于真相的寻找权赋予读者。 可以说，前述作品通过“创造真实”写作路径的初步尝试，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延展层次和更为丰满的意义空间。 “虚构”与“写实”的实践形式 从“虚构”走向“写实”是早期朦胧诗人新近诗作内部暗流涌动的一种潜在创作倾向，诗人林莽的《只有时间能将复杂的事物趋于澄澈》（《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组诗第一首《白头翁的叫声突然沉寂》中有这样一节：“昨夜大风刚过/就医归来/你在阳光灿烂的房间里静卧/鸟声清脆地响成一片/生活中那些往复纠缠的事物/让我们的生命从来也没有沉于虚幻”。对照他早期的朦胧诗作《我流过这片土地》：“我发源于一个梦中/一个古老的梦境/山在沉睡/梦是一条河流/清晰地流过往事/流过坚固的丛丛矗立的山峰一般的记忆/像我不知不觉地诞生”，不难发现“弃置写实，注重模糊”这种早期朦胧诗的美学特质已经完全褪去，“夜风”、“就医”、“卧床”等暗示年迈、久病的身体和垂垂老去的生命的写实意象取代了“梦境”、“记忆”、“诞生”等带有暧昧性、暗示性的抽象意象。相似的文风也出现在杨炼的新作《挽诗》（《山花》2019年第6期）中：“老年的直白/单弦单音/一只接一只器官/晾晒死/和你保持的/单线联系/一岁堆垒/一生的聋哑/压低卑微的星球/你坐下/玳瑁黑框眼镜/拢着/悲苦/摘不掉的世纪/越回溯越长”。对照杨炼的成名作《诺日朗》：“我是瀑布的神，我是雪山的神/高大、雄健、主宰新月/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雀鸟在我胸前安家/浓郁的丛林遮盖着/那通往秘密池塘的小径/我的奔放像大群刚刚成年的牡鹿/欲望像三月/聚集起骚动中的力量”。“老年”、“聋哑”、“悲苦”取代了“神”、“奔放”、“力量”，时间的推延与身体的衰老成为诗人笔下的主要写实意象，这种从“虚拟”到“写实”的创作实践是与写作者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状态密切相关的。 以现实世界的实景作为文学叙事的基色是“写实”的基本技法，这一写作方法在新近小说中仍在延续，蓝石的短篇小说《故乡一夜》（《十月》2019年第4期），故事发生在“共和国长子”的重工业城市沈阳，阅读者可以跟随小说人物刚子、李响、韩羽一起走过沈阳市街头的西塔大冷面、五爱市场、万豪酒店、百乐门歌厅。在李亚的短篇小说《初冬》（《青年文学》2019年第6期）中，阅读者也可以跟随主人公“我”和妻子于小双在北京的街道穿行，而这种都市行走的麻木状态恰恰成为了写作者批判、嘲讽的对象。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城市人日常生活的“庸常化”书写范式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文本中已屡见不鲜，如若未能寻找到更具艺术突破性的思想结点，延续这种写作很可能使作品陷入“虚构”与“写实”的圈套中而耽于平庸。 “非虚构”这一文类的出现和写作实践，某种意义上是对现实主义写作和文学真实理念的深入探索。万方的《你和我》（《收获》2019年第4期）、冯桂林的《商之道》（《山花》2019年第6期）、白文峰的《家住七里村》（《黑松林文学》2019年第1期）、刘益善的《民间收藏纪事》（《莽原》2018年第2期）等非虚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日常生活口述史、文化史及社会史等不同面向的考察意义，同时兼具文学艺术与历史材料的双重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戏剧家曹禺女儿万方的作品《你和我》中，写作者用个人化的亲历经验为文字增加了重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镌刻同时代人们集体记忆的精神载体，同时更具有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成为触碰心灵、触摸生活、触及灵魂的艺术探索。 “反真实”的叙事策略 这里所说的“反真实”，并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界所讨论的反对真实论的理论倾向，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写作手法及叙事策略。所谓“反真实”，指的是在文学创作中布设与“现实真实”相悖的事理逻辑，建构一种新的反向真实。在小白的短篇小说《婚姻风险》（《小说界》2019年第3期）和王侃瑜的短篇小说《语膜》（《收获》2019年第4期）中，这种“反真实”的真实叙述体现得尤为鲜明。 《婚姻风险》是一篇讲述未来人类婚姻风险管理系统的科幻小说，作者选择一种与现实社会存在的“真实”相背离的叙述逻辑、超越当下世界的“自我”意识，来最大限度地趋近人类社会本质的精神内核与本真的人性。小说的创作理念和幻想维度均非常具有延展性，但遗憾的是，作为带有故事性的文学叙事文本，写作者“讲故事”的基本手法却稍显逊色，使得思想骨骼上附着的文学血肉较为单薄。作者本人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文后所附的“自问自答”中设问“怎么这个故事写得那么平淡无奇？”并以“未来世界没有什么戏剧性，也许这个就是最大的戏剧性”作为回答，显然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文学作品是想象延宕的产物，但是，当想象的能量太过于溢出叙事者本人对于故事的基本把握时，语言和文字就有可能成为践行某种思想的附庸和手段，甚至有“理念先行”的偏误，这是应该为我们所警惕的。 相比之下，探讨人类语言与情感关系的科幻小说《语膜》则是较为成功的文学实践。故事的结尾，母亲伊莎和儿子雅克双双佩戴上迷你螺旋塔状耳机，柯莫语语膜为两人提供双向翻译和矫正功能，两人的语言趋于一致，但两人的内心却愈来愈疏远。小说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语言的标准化、精确化、纯净化背后其实是文化、情感和思维的全面强制同化。当承载思想文化交流与社会情感交际等文明功能的语言成为禁锢我们的牢笼之时，“语言”演变为“失语”则是必然结果。这种“反真实”叙述策略，反而为我们指向了一种可能的真实面貌，构成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批判力与更为明晰的现实指向性，从“反真实”指向“真实”最终实现“超真实”，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张力的写作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