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工智能从各个角度进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作家也聚焦于此，创作出新的作品。 比如，昨天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举行的钱报读书会上，两位男作家从人工智能时代出发，进行了一番你来我往的奇思妙想，颇有这个时代的意趣。 70后作家黄孝阳与大家分享了他的新书——科幻小说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夜晚》。与他对谈的，是建筑专业理工男出身的作家艾伟。 在读书会开始之前，记者对黄晓阳进行了专访——把任何一次写作都当作一场极限运动——在他的小说里，似乎找不到边界。  艾伟（左）与黄孝阳（右） 工具理性建构起来的现实世界 记者：读你的小说，会不会有人以为你是理工男出身？ 黄孝阳：是的，我让他们失望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由工具理性建构起来的现实，大数据时代等概念都是它的投影，那个不断循环的古典家园已然消失。 另外让我觉得特别苦涩的一点是，理工男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前进，积跬步以致千里，我们才有了眼前这个广袤壮丽的现实。 但文科男，真是在一个不断推倒重来的轮回里，到今天，不少人对于那些基本伦理观、生命观与数千年前的古人相较，没有一丁点改变。 记者：作为纯文学写作起步的作家，写科幻，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插一脚？ 黄孝阳：我不喜欢纯文学与科幻小说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 李敬泽先生在批评我写的那本《众生：迷宫》时说，“他的小说用了科幻的方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是‘拟科幻’，也许不大符合大众趣味，但能够看出，某些新的看世界的方法、新的艺术逻辑正在生长。” 记者：你好像不断在做各种小说的实践，比如这本书里的《开始》，是一篇有13个不同开头的小说，很难定论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小说，你自己是怎么定位的呢？ 黄孝阳：现实不再是原来那个现实。我们在快速进入一个卡尔·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 我称之为新现实，里面有知识体系的冲突、权力与资本的冲突、技术与道德的冲突、代际冲突等等。 我们今天的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说已发生的事，是一个往后看的姿态，停留在一个“史学传统”里，所处理的题材基本还是农耕社会的魂魄，对以机械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少有触及，更毋论当下这个异常复杂的知识社会。 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学风貌，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景”。我要跳出这个茶杯，所谓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去看看当代中国人的容貌与性情。 至于我写的小说是什么类型，那不是我关心的，甚至可能就不是狭义的小说吧。 当代作家少有互联网基因 记者：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社会？ 黄孝阳：互联网以一种狂飙突进的速度，彻底颠覆了原本被奉为圭臬的传统价值体系。 互动使私人生活成为社会生活，比如微信朋友圈。年长者不无惊讶地发现，那些已成为他的血、他们的肉、他们的骨的经验，已经难以理解这个随机性不断增加，且日益扁平、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不仅是难以理解，反而常导致无知。 在新的知识权力谱系中，他们很难再扮演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 互联网在同时朝着大与小两个极端极速演化。 人与网络的关系，如此亲近，几乎每个日常行为都可以被网络记录，并且计算；小，指的是通往互联网的路径，过去是一台要置于桌面的PC机，接着是一个可搁于膝盖的笔记本，现在是一只藏身于每个人裤兜的手机，未来可能就是一粒钮扣大小的终端。 这个“小”也还指向人的孤独与原子化。个体层面，人越来越小，将不可避免地“陷身洞穴”。 记者：你觉得当代作家对互联网语境，书写是否充分？ 黄孝阳：当代作家对互联网语境书写得太不充分了。我很想在这个“太”字前面，再加上十几个“太”字。 这样说吧，能列入“当代作家”里的写作者，能得到媒体关注的，基本上也就是50后、60后。他们与互联网的关系，是水与油的关系，是膈应的。 当代作家中，少有互联网基因，这不是一个题材问题，是一个维度问题，高维与低维的区别。 我从来就没离开过现实半步 记者：你关注到这个时代独有的新鲜事物，是否想拓宽当代中国小说的题材？ 黄孝阳：我就是好奇。世界新鲜如橙。我之一生又实在短暂，所以想尽力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 新时代澎湃而来，正在构建起我们今天的现实。它渴望着新逻辑，新发现，新思想。我渴望着这种“渴望”，渴望我对这个“新”字有点滴拾掇。 记者：你不时会谈到量子力学、计算机领域的概念，但同时，你的文字是非常灵性、抒情的，科学和文学这两端，是怎么统一的？ 黄孝阳：我拿量子力学等概念是来打比方的，更多是一个哲学上的启发，算不上懂。 随着这个开放的现代社会逐渐成型，社会大范围的分工协作，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乃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知识洞穴。比如我读过的书算是车载斗量，自认为还算是一个脑子比较清晰的人，结果几堂法学课念完，才发现自己基本算是一个法盲。 所以需要谦卑，我们的确无知。这种跨学科的尝试，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各自栖身的洞穴的刺穿。 至于我的文字好坏，这是一个审美差异的问题。这样说吧，我写每本书都力求找到一种不同的、适合其主旨与人物的语言，比如写《旅人书》，那是诗的语言；写《乱世》，那是文白杂糅等等。 不是我的语言好，是书中那些人各自的腔调。 记者：你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当代的先锋作家，说起先锋作家，我们之前的概念还是格非、马原那一拨，岁月流转，此“先锋”离彼“先锋”是否已经有很大的理念和意趣上的距离？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书写者面对的时代不同了吗？ 黄孝阳：很多批评家是不知道如何言说像我这种写作者，就从工具箱里找出“先锋文学”这个标签。 我是现实的一部分。我从来就没离开过现实半步。 应该说我和格非、马原那一拨先锋作家，还是有质的不同。原因你也说了，人都是时代之子，各有承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