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彦，1963年出生，陕西镇安人，一级编剧，文化部优秀专家。创作有《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出版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其中《装台》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长篇小说奖”。2019年8月，《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主角》小说记述了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到一个县秦腔剧团的烧火丫头，再到配角直至主角奋斗过程的沉浮史。全书近七十万字的篇幅，时间跨度四十余年，形象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一位秦腔名伶的成长史和奋斗史。 他是陕西文学的“三座大山”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写《主角》中的秦腔名伶忆秦娥时，陈彦常常想到陀氏《白痴》里的年轻公爵梅诗金。 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陈彦长期关注着他所景仰的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那类人，他们和忆秦娥一样，任凭周遭给的破坏越多、挤压越强，却总能成长得更有生命密度与质量。 长年“浸泡”在戏剧行当中的陈彦，在文坛名气并不算大。8月16日，《主角》摘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一时间打破了他生活中的平静。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没想到茅奖的关注度这么高！” 关于茅奖 深受“紧贴着大地的写作方式”影响 羊城晚报：您是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第四位获得茅奖的陕西作家，能不能谈谈您的获奖感受？意外吗？ 陈彦：我当时正在西安老家休年假，8月16号中午跟我妈一块吃饭的时候，有朋友发来获奖的信息，的确很高兴，之前公示了10部提名作品，但我不敢有过多奢望。得奖后很忙，真的没想到茅盾文学奖的关注度这么高！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是陕西文学的三座“大山”，我们严格来讲都是晚辈和学生，能够获得茅奖觉得很高兴，获得这个奖首先应该向这几位陕西的文学大家致敬。 羊城晚报：陕西的文学谱系对您的创作影响大吗？您平时跟陕西的其他名家们交往多不多？ 陈彦：影响是很大的，不管是早期的柳青，以及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还有好多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逢出必读，他们所坚守的现实主义路子，对生活的热诚，以及紧紧贴着大地的写作方式，不仅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更多的陕西作家。 羊城晚报：除了现实主义，在语言、创作手法上会受他们影响，跟他们贴近吗？ 陈彦：这个倒不刻意，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面对同样的生活，作家要努力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由于你生活在这片土地，语言的表述风格、民间语言的运用等也会呈现出相同的地方。总之，我还是在努力表达自己的样貌。 羊城晚报：说到语言的运用，《主角》里面出现了很多具有陕西特色的民间语言，比如收拾打扮一番很“派派”，民间语言的运用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彦：我最近在重读四大名著，尤其是《水浒传》大量运用民间语言，有的地方很有意思，越揣摩越有味道。使用地方特色语言也不是刻意，有时候就觉得这种表述更准确，更有力量，更能描绘出当下环境和人物来。 写作中方言确实会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比如我之前看《繁花》，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还得问问身边的南方人。但是写作中用方言写起来会很快意，又会觉得很畅美。文学有继承传播地方语言的责任，尤其是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被广泛过滤和遮蔽掉，而文学需要肩负起保护它们的责任。 关于戏剧 写长篇是“开河”，写戏剧是“掘井” 羊城晚报：您的创作体裁从最开始的小说转到戏剧、舞台剧创作，后来又回到小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您是如何转换不同体裁之间的写作的？ 陈彦：我的家乡在陕西商洛市镇安县，我十几岁的时候这里是个文学县城，当时县里写小说写散文的人很多，今天听说谁在外边发了一篇小说，明天听说谁在外边发了一篇散文，有些发在很大的杂志上，自己无形中被这种热潮卷成一个文学青年，自己也写散文、小说，并且也发表了。 对戏剧非常熟悉，所以一直就做的这个。我始终认为这两者之间矛盾并不大，你看外国小说家的简历，基本都写过戏剧，我们国家这类作家也不少，郭沫若、老舍、莫言等，这两个是互补的关系，没有本质冲突。长篇小说更像是开了一条大河，里面有深潭、有九曲十八弯；舞台剧更像是掘井。但是两者都要在思想艺术上开挖到自己理想的境界。小说可能表现得更加丰富，自由度更大；舞台剧由于时间空间限制很多，创作会受到一定局限。但是限制越多，可能爆发力越强，短短两个半小时的戏剧像压缩饼干一样，很多精华浓缩在里面；两者看似不同但有本质的高度统一和融合。 两个体裁写起来都难，可能在写戏的时候觉得写戏难，写小说的时候觉得写小说难。都不容易，小说讲大结构，戏剧的构成更是微中见微，剪裁十分考验作者的功力。 羊城晚报：秦腔和诸多传统民族艺术一样，已是沧桑老人。您为何对这些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陈彦：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的小说里面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有辩证思考的，并不是一味地去维护传统，好的传统肯定要维护，维护传统就是维护和尊重文明的来路与走向。但是不好的传统得有批判地剔除，在维护传统的时候，更要考虑到如何跟现代进行结合融合的问题，没有现代性的介入，再好的传统也会难以为继。而现代要想有规律地朝前运行，也必须要融入传统，两者之间不可也不能割裂。 关于『小人物』 书写有趣、心酸的百味人生 羊城晚报：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您的诸多作品都致力于为普通人立传，为什么会选择“小人物”这个群体，他们身上有哪些特别的闪光点吸引了您？ 陈彦：熟悉，咱们整天在这一群人中生活，对他们很熟悉。不管是戏剧还是小说，写作得写熟悉的生活，一旦不熟悉我就没办法写，你让我编我实在没法编。写《主角》这部小说，我在这种生活里浸泡了几十年，底下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没有进来。柳青为什么要去黄埔村待13年，柳青也是想熟悉这些人的语言、姿态、生存方式，必须到了闭上眼睛这些人物就栩栩如生地站在他面前时才能动笔。 我们讲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其实就是普通大众的生活，普通人的生命演进状态，更接近社会历史现实的本真。写《装台》那段时间，我早上起来跑步，看见那些晚上装台到凌晨五六点的农民工，疲惫不堪地在院子里的台阶、凳子、石头上胡乱睡着，那种状态给我心灵冲击很大，真的有表达他们的欲望。《装台》里的主人公刁顺子，生活中也有这个人，他还经常到我的办公室讲讲他的故事，有时是来要装台劳务费，告某些剧组用他们装台却不好好给钱。我当时做院长，办公室离舞台后台门口很近，经常能听到他们吵架，聊生活，聊儿女，也聊社会，挺有趣，也挺心酸。 这些就是百味人生吧，我觉得特别值得写，文学艺术既要写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人物，但这些小人物也应该成为我们文学艺术的主要描写对象。 羊城晚报：《主角》看似是在写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其实写的是改革开放40年宏阔的社会发展变迁。您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它在您的小说版图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子？ 陈彦：全部花了两年时间，但是这部小说我之前也开了一个头，叫《花旦》，写了一些最后停下来，当时剪裁不好，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调出来后，慢慢越看越清晰就写出来了。 《主角》在我小说中的地位只能由读者来评价，就我个人而言，是把三十年积累的生活经验呈现出来了，是酣畅淋漓的一次展示，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社会的整个变迁基本都能融到小说里面，对我来说是生活信息和生命能量比较大的一次释放。 羊城晚报：影视界非常关注《主角》这部作品，到目前为止有影视公司跟您洽谈过小说的版权吗？如果未来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您参与改编吗？ 陈彦：这个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的内容还不能透露。我不会参与影视的改编，可能沟通起来不会太顺畅，影视有影视的当下要求。加上影视剧创作需要很长相对集中的时间，我只能做一些比较松散的创作。另一方面自己的作品你往往也不一定能改好，可能有时候别人二次创作还有不同的东西产生。 关于生活 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应酬 羊城晚报：您目前在中国剧协的工作忙吗？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写作？ 陈彦：我一年到头基本就是家里单位、单位家里，两点一线，几乎不参与任何社会应酬，我不喝酒，也不太喜欢花几个小时吃一顿饭，我坐不住。工作之余几乎都在读书写作，我基本上就是生活着、工作着、学习着、写作着这么一个状态，有时候实在没办法推掉的应酬会坐一会儿，回头找借口就溜了，否则一坐就是四五个钟头，腰肌也受不了。 羊城晚报：您平时主要阅读哪些类型的书籍？有哪些中外作家或作品对您产生过影响？ 陈彦：平常我的阅读比较宽泛，会根据当时的阅读兴趣进行选择，某个时期会读国外的作品多一点，而有的时候读国内的又会多一点。读着这一本时会把另一本牵出来，有的时候是评论牵出来的，有的时候是某个大作家他的创作经验或者阅读经验涉及某一本书，我就会找来读。我爱读人物传记，这些传记又会牵出一些重要的书，我都会买回来读。每次搬家都是几十箱子书在那儿挪来挪去。 因为工作原因，政治经济历史各方面的书都要阅读，包括哲学宗教类的，搞艺术创作，小说也会读。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也有几个，国内的比如说曹雪芹，国外的整体来说，比较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苏联的几个作家是比较喜欢的。还有比较先锋的卡夫卡，当代每个搞文学的人都要了解的马尔克斯，还有几个日本的小说家，这些都是经常要涉猎的。去年连续读了纳博科夫的几部作品。 羊城晚报：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生活还习惯吗？今后的创作会以戏剧还是小说为主？ 陈彦：会根据生活素材来调整，适合戏剧的就写戏剧，适合小说的就写小说，我现在调到北京才八个月，还没想创作的问题，目前也就写过一两个小文章，都是非写不可的。北京不像西安生活那么方便，朋友也没有西安多，不过过得也挺单纯。饮食上也还好，我吃百家饭，除了不吃野生动物，不吃《水浒传》里的“人肉包子”外，基本都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