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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文学作品要穿越民俗和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19-09-02 贵州民族报 王杰 参加讨论

    “近年贵州对文学很重视,机制好,措施得力”
    记者:盘老师,贵州和广西是邻居,不知道你是否到过贵州?对贵州有哪些了解?对贵州文学和贵州作家又有哪些认识?
    光盘:贵州我去的次数很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重庆上学必须在贵阳转车。当时贵阳火车站商店有个非常漂亮的穿制服的年轻女售货员,每次经过,我和另外的两个广西同学都找着各种借口去欣赏她。我们班上有五个来自贵阳市区的同学,当时对贵州的了解只限于城里。我老家在桂林辖县的全州,与湘南接壤,少年时代了解最多的是湖南,我们收听湖南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因为只有湘南的天气预报才是准的。第一次“接触”到贵州人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有个“全国性”的女子篮球赛在我们县体育馆举行,有贵州省队参加,学校组织我们观看。女运动员个子都高,给我第一印象是贵州姑娘高大且漂亮。当时脑子里有过对贵州的向往。第一次在贵阳转车,在广场上,听到“牛奶冰棒”的叫卖声就特别亲切,第一是因为我似乎就早“了解”了贵州,第二是贵阳话居然我能听懂,跟桂林话差别不算太大。后来的年月里随着去贵州的东南西北,对贵州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包括城市乡村,包括风土人情。贵州跟广西一样,风光有许多类似,生活习惯也没太大差别。我一直对贵州怀有好感,可能是因为贵州有同学,也有非常好的气候、风光和自然生态。贵州成为许多广西人每年必去的避暑胜地。
    贵州有两大著名“特产”:贵州茅台和《山花》杂志,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这两个“文明”闻名天下。我喝过许多茅台酒,估计99%以上是假的,但有一次绝对喝到了真的,那次,全国报纸副刊年会在贵州召开,贵阳市政府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记者,每桌上了一瓶茅台(八项规定前好多年的事了),遗憾的是那次我重感冒,没品出真滋味。《山花》杂志就不用说了,我上过不少稿,估计比许多贵州本土作家上的还多。《山花》定位就是全国平台的,来稿只看质量,不看地域,虽然这对贵州作家不太公平,但一旦上了《山花》那就是了不起的。上一次《山花》比上三次甚至五次别的普通刊物还有影响。因为《山花》,我认识了冉正万、谢挺。这是贵州两位最好的作家之一,只是谢挺这些年忙于刊物,写的少了(也许仍在写,没拿出来发表而已),有些可惜。贵州还有一批我没见过的中青年优秀作家,比如欧阳黔森、肖江虹、王华、曹永等等。贵州的文学充满生机。而且,近年贵州各界对文学很重视,机制好,措施得力,这为出更多人才更多佳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写出民族地区扎实的典型人物,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最恰当的角色”
    记者:你是瑶族作家,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瑶族文化对你的影响,根据你的创作经验,你认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该如何利用好民族文化资源背景进行创作?你的作品对于民族文化的现代遭际有深入的探索,在你看来,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潮流中该怎样才能实现自我救赎?而少数民族作家在传统民族文化的创新传承中该扮演什么角色?
    光盘:我虽然身为瑶族,但我老家那里早已“汉化”,从我父亲那代开始不说瑶话也没人穿瑶族服装。我家的瑶族历史不久。封建王朝有一个民族政策,瑶族不用服兵役(最早,瑶族还享受‘种田不交税,过渡不给钱,见官不下跪’的民族政策),到了清朝末年也如此。一百多年近二百年前,我的祖先为躲避兵役,从湘江边进入瑶区,由王姓汉族改为瑶族盘姓。后来跟瑶族妇女通婚,我身上无疑有着瑶族血统。我写作时,几乎没有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也没有刻意去利用民族文化。我只按童年的记忆和经历来划定我的文学圈。但我少年的经历无疑又是包含着瑶族文化的。好多作家都谈到,少年成长的背景对创作的影响,江南作家对运河、码头、平原有特别的感受;西南作家,尤其自小生活在山区里的作家,对高山溪流山道湖泊森林有独自的体验。
    有一句常说的名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文化存在,民族的的确是世界的。就开发旅游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有个性,越能吸引游客。但对于文学来说,民族化的东西只是一个外包装,文学毕竟是人学,无论什么民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着同样的七情六欲,有着同样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诉求。少数民族有自己的风俗和生活习惯,也有自己集体的性格和文化认同,这绝不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文学作品必须穿越这些所谓的民俗和文化,写出有血有肉的个体的人物来。
    各个民族,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很重要,只有坚守民族自己的文化,不跟风、不走样,才能救自己。
    少数民族作家,正如前提到的,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作家,并非民俗学家,并非学者,写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扎实的典型的人物,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最恰当的角色。小说中可以出现山歌民歌,可以出现民族的习俗,但所有那些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不过是外衣,而不是文学的灵魂。对于文学而言,民族风情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中国故事,只有城市是不完满的,只有乡村也是缺失的”
    记者:除了钟情于民族文学,你还特别擅长于写都市,并构建了“桂城”这个特色鲜明的文学地域,对于你而言,都市体裁创作和民族地域创作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你又是怎么驾驭的?
    光盘:我写都市题材时,故事都发生在“桂城”,最近几年故事发生地移到了“瓦城”。“瓦城”是鬼子的文学地图,他多年不写作,我觉得这个地名废了可惜,就捡来用。后来读到迟子建一个小说,原来她也使用“瓦城”,我不知道她跟鬼子谁先用的,是约好的还是撞车了。我特别喜欢“瓦”字,用在我的作品里能增加我写作的舒适度。
    我个人创作,没有刻意写都市题材还是民族(乡村)题材,写什么要看当时什么样的人物或者想法触动了我。不同的人物和思考,要放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下,这样无意中就出现了城市、乡村或者民族题材。小说都是写人的,城市乡村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不同的是人物的身份和生活场景。
    记者:每个作家似乎都在构建自己的文学版图,莫言有高密,贾平凹有商州,而你构建的文学地域我归纳了一下有三个,分别是桂城、瑶山沱巴、玫瑰城,桂城代表了都市文明,瑶山沱巴代表传统文明,而玫瑰城似乎介于两者之前,这三个地域承载了你的什么创作理念?你想借助这三个地域的书写达到什么效果?这三个地域相互之间有哪些关联?
    光盘:知道我是瑶族后,一些读者就将我文学中的故乡沱巴圈定为瑶山。当初我用这个地名来承载我乡村题材,也是无意识的。许多年后我突然发现,沱巴这个名称是有来由的,因为我村有一个地名叫沱巴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村的山、地块都有名字,就像城市里有名字的街道),她进入我的血脉,在我某个毫无意识的日子里来到我的作品中。改革开放四十一年,城乡差距在缩小,概念正在模糊。在都市里见到一个时髦姑娘,也许她就来自乡村;而在乡间,一位慢行着的朴素的中老年人,也许就是城里人。我的作品里有许多来自乡村代表——沱巴的乡下人,也有回到沱巴乡下的桂城人。工作生活于城市的乡下人,有着城市乡村的双重体验,也有着城市乡村的双重思考。留守在乡村的人,眺望着城市,一波波回乡人带来的城市文明无不冲刷着乡村。城市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不可割断的互相影响。城乡在不可阻挡的脚步中突变,城乡之变带来人心之变,人心之变又反过来刺激城乡之变。中国故事,只有城市是不完满的,只有乡村也是缺失的。所以,我既想写城市又想写乡村,写动态中的城市和乡村,写我能捕捉到的把握到的城乡人物。
    “文学要艺术地暴露阴暗,警醒人类”
    记者:你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大多荒诞不羁,荒诞似乎成为了你描写现代人生存处境的一种创作理念和手法,为什么你这么热衷于写荒诞?你想借助荒诞达到什么创作目的?背后又有你怎样的思考?
    光盘:选择荒诞手法进入故事,可能与我最早接触荒诞故事有关,也与自己阅读喜好有关。只要碰上荒诞、夸张、变形的小说,我就特别兴奋,阅读欲特别强烈。这个世界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荒诞故事,每天都有荒诞之人上台表演。我们用思考过的眼光很容易就能发现生活中的荒诞。写作时如果用“正常”思维和方法,难以准确表达荒诞,以变形异样的文学目光打量生活的荒诞,可以达到极好的艺术效果。在醉鬼眼里,天地是不正常的,因为天地老在晃动;在晾晒的衣服眼里,雨是不正常的;在鱼眼里,猫是不正常的。进入故事的手法是荒诞的,情节是荒诞的,人物是荒诞的,反逻辑的,但细节必须真实,这样才能提示生活的本质,还原生活的真相。
    记者:你讲述的荒诞,揭露了人性阴暗的一面,但在我看来,你小说表面荒诞,内在的探索和追问却直抵人的灵魂深处,在叩问呼唤着人性,从小说的结尾来看,人性的光辉似乎得到了普照和彰显,这么看来,你对人性是充分信任的,这种信任基于什么?它传达出你对现实生活的哪些态度和认识?
    光盘:人类世界需要温暖,事实上温暖永远多过阴暗。揭批阴暗,是为了让温暖的阳光照亮黑暗。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文学手段,目的就是唤醒人类,多给这个世界温暖,堵截消灭阴暗。但是阴暗是永远消灭不完的,只要有人类,有欲望,就会产生阴暗。文学的这个普世功能,就是永远跟阴暗做斗争,永远弘扬文明善良。在世界文学宝库里,特别在“名著界”批判人的罪恶劣根欲望占很大一部分,批判比表扬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好的东西你不表扬,它就在那里,坏的东西你不批判,它也在那里,但它对人类带来危害和破坏,所以文学要艺术地暴露阴暗,警醒人类。文学具有娱乐功能,但切不可丢失其批判功能、扬善功能,文学一旦没有了立场,那就是真正的死亡。
    不过,我还是希望文学界多些温暖的积极向上的作品,希望那些阅读了作品的人获取积极向上的力量,这样,阴暗面生存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我的作品里,正能量的作品也有。这个世界上好人永远多过坏人,温暖感人的故事多过荒诞,愿作家能抓住有文学性的现实闪光点,创作出鲜活有力的优秀作品。
    记者:你作品的语言简洁、精炼、传神,小说的标题甚至也有些荒诞直白(请原谅,我不知用什么词来概括比较准确),都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结合你个人的创作经验,你认为一个作家该怎样建立和形成自己的语言叙述体系?
    光盘:我的小说标题大部分一般,一些作家朋友调侃我说我是最不懂做标题的人之一。我在媒体工作,新闻标题制作非常讲究,由于我在报社又主要是编副刊,在新闻界我是文学的,而在文学界我又是新闻的。两边都不靠。每到我值报社的编委班时,最头疼的就是帮编辑改标题。我似乎对这方面天生就有缺陷。我不是说文学标题必须向新闻标题那样制作,也许新闻标题能带给文学标题一点启示,就像优秀的新闻记者学习借鉴文学手法一样。
    说到语言,我有时候行,有时候一般。如果隔一两个月不写作,开篇的这个小说语言会相对好一些。连续地写,脑袋会麻木,失去语言的创造力。语言也需要想象力,需要简洁准确陌生。作家的性格决定他的写作,包括语言。一个不苟言笑,总是板着脸很严肃的作家,可能写不出幽默的语句。不同题材和人物,决定了一个作品的调子,也决定了这个作品的语言。
    当下,完全具备个性语言的作家并不太多,就是说中国上万个作家里能单从语言就辨识出来的很少。语言同质化比较严重。说到底,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个性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难度大,许多作家就放弃了探索,放弃了语言个性化的自我训练。有一段时间我集中读马尔克斯与福克纳,我发现两人许多时候叙述腔调大同小异,读别的一些名著也不能从语言上得不到多大的启迪。而有的作家语言仔细琢磨时,你会发现真的好。马尔克斯、海明威、鲁迅、沈从文、加缪等等,语言极好,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其实纯粹的好语言是不存在的,它依附在作品里,服从作品的需要。我在想,只有良好的作品才可显示出语言的精美。语言是作品的外衣,衣服好不好看,要看那人气质佳不佳。
    我第一次读到哈金的作品时,被他极简极“浅”的语言征服了。看似平常的语言,却极富弹性,质感十足。他一定是经过高度提炼过的。还有武汉作家晓苏,我也喜欢他的语言。这两位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简洁准确且力量十足,含而不露的调侃,与人物、情节无缝对接,精彩极了。
    我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但我想,一个作家要有标志性的语言,除了各人性格,可能要找到引起强烈共鸣的名著,反复揣摩研习,寻找自己的出路。我甚至想过,是否对着原著一句一句仿写或者带着目的的誊抄?这个办法我没试过,有心人不妨试一试。
    “少数民族作家要有自信,敢于在全国的平台竞争”
    记者:当下,文坛活跃着不少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结合你多年的创作实践,你对后来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哪些话要说?要怎么做才能少走弯路?
    光盘:这个问题有点大,我自己都还是个一把年纪了仍然没成熟的作家。通常说的,就是阅读名著,第一遍读故事,第二遍读人物,第三遍读主题,第四遍读表达技巧。读透名著。但是中外名著浩如烟海,读遍再写作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作品你读上去不对味时,我认为可以不读,丢到一边完事,这不是你的菜。去读那些你感觉特好的作品,能够给你启迪的作品。对于那些读不懂的作品也可以不读,没人笑话你。如果虽然读不懂,而又吸引你,倒是建议多读几遍。
    作为一个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首先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要把传播民族风情、生活习俗为己任,那是新闻记者或者初学写作者的事。不要将一个民族的歌谣过多地引入作品中,特别是对塑造人物没有多大用处的歌谣,最好不用。还是前面说到的,文学是人学,要紧紧抓住人来写,无论写散文还是写小说,都不能离开人,散文的人物可能退在后面,小说的人物则走在前台。民族地域的小说当然要写,但不能贴标签,只要人物活起来了,立起来了,所有地域特点、民族特性会自然而然地融进去带出来。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是普通的人,是一样有血肉的人,要把人物放在大时代背景中,地域的背景放入全球视野,给予人物的个性以社会性普遍性。
    记者:你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光盘:多年前,第一次参加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我没弄明白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会上有专家解释说:少数民族创作的作品以及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品就是少数民族文学。我似乎明白了。这么多年来,我只顾自己读书写作,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不需要操这个心。中国有那么多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家,他们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既然问到这儿了,不妨说说自己的想法。
    在许多人眼里,少数民族都是受照顾的,所以文学也是受照顾。中国最高级别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是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该刊只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些读者不屑读上面的作品,认为水平低很多。这种偏见很不利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这些年,《民族文学》办刊质量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她不愧于“国刊”,不愧于“核心”。少数民族作家要有自信,除了身份之外,跟任何作家一样,是一个文学创作者,无论写什么题材,写什么地域上的故事,都要敢于放在全国的平台竞争。另外,官方扶持也是必不可少的。《贵州民族报》在推介少数民族文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张报纸不只是贵州的,也是全国的。
    中国作协在培训少数民族作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办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班、高研班等。各省市,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多的省份可以仿照。
    记者: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下一步的创作打算?
    光盘:我以前写作没有规划,有了感觉就写。没时间的时候,将灵感记下来,等有了时间或者想成熟后再动笔。最近,我一口气写了十四个有关鸟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中篇两个,短篇十二个。短篇短的只有五千来字,长的才九千字,大多数六千多字。写得有点传奇,有点小魔幻。故事都发生在沱巴山区。相对城市,山区里鸟更多,因而故事更多。捕鸟养鸟斗鸟,在鸟事上,山里人生活更丰富。写鸟,更是写人。人不完全是沱巴山区人,还有城里人。是城乡大融合的鸟故事。两个中篇,背景则放在没有具体年代的古代,故事性强,也有寓意。目前写完了初步设想的,也许过段时间来了灵感,鸟故事数量上还会增加。想将来出一本鸟故事的小说集,给自己找个话题。
    作家档案
    光盘,本名盘文波,广西桂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广西“后三剑客”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桂林市作协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失散》《英雄水雷》《王痞子的欲望》《眼睛里的声音》《摸摸我下巴》《请你枪毙我》《毒药》等7部。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光盘卷》《桃花岛那一夜》《野菊花》。
    作品散见《十月》《花城》《上海文学》《钟山》《当代》《民族文学》《北京文学》《山花》《作家》《作品》《芙蓉》《清明》《长江文艺》《长城》《小说月报原创版》《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等刊,小说多次入选各文学选本。
    曾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广西第五届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文学》年度奖、广西第七届青年文学“独秀奖”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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