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一带一路”语言与方言学术研讨会现场 2019年8月8日至9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语言与方言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20位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专家应邀参会，与会者还有青年教师和学生20余人。 北京大学项梦冰的《汉语七大方言的聚类分析》选取若干语音、词汇、语法特征，用MEGA（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分子进化遗传分析）对80个汉语方言点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汉语方言的分区应当分为分类和划界两项工作：分类的目标是求出典型的大类；划界的目标则是把每一个具体的方言点归入恰当的方言类别。过渡方言在实用上往往会归入一个明确的类，但其研究重点不在方言归属，而在厘清不同方言的成分以及混合的方式。 中山大学庄初升的《湘、赣方言与“儿子”义名词相关的后缀》认为，湘、赣方言表“儿子”义的名词“崽”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成分。今天除了“子”缀之外，湘方言最常见的名词后缀还有“崽”类、“唧”类和“  ”类等，少数方言点有“哩”类；赣方言还有“崽”类、“嘚”类、“欸”类、“仂”类、“哩”类、“咿”类、“ ”类和“唧”类等。庄初升认为上述后缀都来自“崽”，而长沙话、南昌话等则是主流汉语的“子”缀替换了原有的来自“崽”的后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的《12世纪汉语河西方音的声韵特征初探》根据《五音切韵》所载汉语“三十六字母”的西夏文译音，结合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梵汉对音，以及龚煌城先生基于《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对音的研究，考察了12世纪汉语河西方音的声韵特征，认为其中有些与唐宋时期汉语西北方音相一致，有些则属于党项式汉语的变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沈明的《晋语表示位置的后置词“……下里”》指出，晋语表示“在……里头”义的后置词，方言志常常写作“黑=里”（太原）、“合=里”（阳曲）或“下儿”（察哈尔右翼后旗），其本字就是“下里”。沈明通过文献与方言证据，认为晋语表示“在……里头”的词，原本用“下”（跟在代词、指人的名词后面），即“下”早期表示位置在下（定向性），后泛化为表示位置在里（泛向性）。后来“里”逐渐变成强势，便和“下”组成“下里”（跟在名词后面）。阳曲方言“下”“下里”“里”三个词都用，但意义和用法不完全相同；而更多晋语则只用“下里”。 福建师范大学陈泽平的《福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后缀》指出，福州方言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要附上专用后缀，才能单独回答问题。这个后缀的读音复杂多样，比如或写作“喏、咧、嘞”，或写作“若、势、式”。结合汉语史，认为“若”来源于“底/地”；“势”来源于“着”；“式”来源于“的”。 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周利芳合作的《晋语的“底”系指代词及其来源》认为，现代晋语继承和发展了金元白话中“底”系词事物性状、方式的用法；将“兀底”的指称功能调整为远指，“底”系指代词被整合到近指“这/底”、远指“那、兀”的系统中；部分吕梁片方言又演化出“底、底X”类近指代词，与“这底”形成叠置关系；个别方言继承了明初时期“这底”表近指的用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祥柏在《古韵图的实用功能》中分析得出，古韵图的作者主要是僧人、韵图与佛经翻译音译用字并无直接关系、日本韵镜学发达与学习华音直接相关等现象，以及大量印度与西域僧人入华传播佛教、翻译佛经，认为韵图其实是入华外国僧人学习、分析汉语音系的重要工具。 复旦大学陶寰的《吴闽语共同词汇说略》以吴闽语中表示“冷”义的“㵾”“瀙”“凊”为例，考证字形变化及词源，认为该词是吴闽语共有的，可以基本排除两者借用的可能。 日本爱媛大学秋谷裕幸在《闽语中读同章组的精组字》中以“笑、像、蓆、惜、粟、筅”6个精组字今读同章组为例，认为舌尖擦音以介音[*i]为条件变成了舌叶送气塞擦音。不过，例外或反例也比较多。这种现象还见于吴语处衢片和婺州片，可以作为进一步证实闽语与吴语处衢片和婺州片之间历史关系密切的证据之一。 贵州师范大学史光辉的《地名“坝”的意义及地理分布》考察了地名用字“坝”在全国的分布情况，认为“坝”不论是表平原义还是堤坝义，都来源于“陂（坡）”及其引申义。表平原义的“坝（垻）”主要分布在西南官话区，其他方言区则只用表堤坝义的“壩（坝）”。西南官话表平原义的“坝”并非巴蜀语原始底层，也非受别区方言的影响所致，而是古代通语词汇的方言变体。 中国人民大学熊燕的《从梗摄字的读音看近代官话南北分歧及其互动》考察了官话方言里梗摄字读音差异，拟测音变，并结合文献确定音变时间，结合地理分布推测音变的互动情况。 安徽师范大学储泰松在《早期韵书“鞾”无反语成因考》一文中指出“靴”本是北方方言词，隋代以前主要见于北方文献，南方罕见。早期韵书里，“靴”置于歌韵但无反切注音，原因是找不到同韵的反切下字。通过梳理唐以后文献里“靴”的注音类型，考察北方少数民族语言“靴子”一词的说法，储泰松认为“靴”是一个外来词，传入伊始读火戈反，后因原典语言语音产生变化，致使在汉语语音格局内无法为其注音。“靴”注不出反语，反映外来词在进入汉语的过程中，会影响汉语的音节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邓婕的论文《湖南泸溪（李家田）乡话的文白异读》详细介绍了湖南泸溪（李家田）乡话的文白异读，指出文白异读涉及声韵调，内部不止一个层次：乡话为白读层1；老湘语为白读层2；西南官话为文读层。文白异读声韵调可以杂配，系统内部的层次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离析。 贵州师范大学吴伟军在《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的文白异读》中描写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的文白异读，指出文白异读涉及声韵调，内部不止一个层次，并根据语音演变规律和结构特点提出区分文白读的条件。 贵州师范大学王浩垒的《拦挡义“挡”的来源及其字形的确定》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卷）、《字书》《韵书》等材料，讨论“挡”的同源词，并根据字形的变化来确字本字。 贵州师范大学姚权贵通过《〈遵义府志·俗语〉与19世纪黔北方音》指出，《遵义府志·俗语》是辑录清晚期遵义方言词汇的文献，代表了19世纪的黔北方言。他根据所载293条音注材料归纳出声韵调系统，认为反映了黔北方言与《蜀语》所载的四川方言分流前后的特征。 此次研讨会发言从内容上看，涉及语言和方言的语音、句法语义、词汇、文献音韵；从方法上看，涉及地理语言学、历史层次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语言接触理论等。学者们针对各种问题讨论充分，交流深入，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语言和方言研究成果，加强了各地区语言的沟通与联系，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方言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提供更加丰富的语言学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