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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大问题域的整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综合创新的重大机遇 以上从依次出现的三个问题域，对70年文论发展历史进程作了粗略梳理，下面对其中的经验教训再略作总结。 第一，三个问题域强调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的关联性，但是，（1）这并不意味着强调依附性、从属性；（2）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之间的联系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厘清这两点，对于反思70年文论史非常重要。比如，以文艺与政治关系为问题域，并不意味着强调文艺从属政治、政治直接影响文艺；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向内转”中对审美性、自律性、内部性等“非意识形态性”乃至“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强调，恰恰表明其并未越出“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因为文艺与政治具有关联性就认为文艺就要完全依附于政治，因为文艺与政治的联系是“间接的”就试图彻底切断文艺与政治的关联，这两种看上去尖锐对立的认识，其实恰恰受同一种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支配。 第二，在文论发展70年进程中，三个问题域是先后依次出现的，但同时又是相互交叉的，其演进过程最终受社会实践发展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不能夸大新问题域与旧问题域之间的断裂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新问题域的出现对于文论转型的重要意义。新的“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的出现，是与实践上市场经济对文艺产生“直接”影响密切相关的，文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总的来说已无法纳入旧的“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而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论就能充分解释，因此，文论在基本问题域上必须作相应转型。同样，新的“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的出现，也是与实践上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对文艺产生“直接”影响密切相关的，因此文论问题域也应随之作相应转型。 第三，与特定问题域相关的研究，未必就能触及该问题域中的主要问题，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向外转”中，关注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本来应该触及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但单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却使当时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去经济化”的倾向，对阶层、种族、性别之间的文化认同的过度关注和片面强调，掩盖了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而马克思“生产性—非生产性”理论则可将这一问题纳入特定问题域而使之内部化，也就是说，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文艺与经济关系，并非所谓文化研究可以不加重视的“外部问题”。因此，从文论进一步发展来说，“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四，对于新问题域的深入研究，往往有助于对旧问题域的研究，并且有助于发现旧问题域所相对忽视或暗含的问题：比如在“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中，文艺“生产工具”的问题凸显出来，而在此前的问题域中其实已暗含这一问题，但并未被特别重视。比如在“语言转向”中，虽不考虑生产工具，但其预设前提是：文学的生产工具是语言文字；而“文化转向”所预设的文化生产工具其实是电子机器（电影、电视等）、数字机器（计算机、互联网等）。立足于新的“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我们可以对这一暗含其中的现代文化生产工具及其对文化影响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更自觉而清晰的梳理和审视。 马克思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时提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由此可以推论，当今数字机器尤其是人工智能，乃是迄今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文艺生产工具体系，对此的“解剖”，乃是我们今天解剖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语言文字、电子机器等文化生产工具及其对文化影响的“一把钥匙”，这可以说是一种通过现在乃至未来“解剖”过去的研究思路，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只重视由过去推导出现在、未来。 文论三大问题域皆已暗含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探讨中，以上有关三个问题域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今天看来，“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框架，这并非基础性的分析框架，更基础性的框架应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而意识形态论只涉及其中一个范畴链：“生产关系：人—人关系→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反映→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另一范畴链是：“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产品→游离→自由时间→自由的精神生产”。这恰恰可以成为“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直接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单一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不是“不对”，而是“不足”，即不足以充分展示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丰富性。 当今天人工智能凸显出“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时，我们会重新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又一被传统研究所严重忽视的社会因素，即科学技术，其完整框架应是“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这一思路鲜明体现在马克思考察现代机器体系的“生产工艺学批判”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尤其是用什么生产工具生产，而决定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正是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锻造出这种机器体系，首先引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工艺革命”，而“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实际上还初步将这一思路引入到对现代文化生产的工艺学批判分析中，同样，各种文化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而决定资本主义文化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是现代印刷机：“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封建制度也随着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随着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今天看来，恐怕不能说与“文艺”无关，而恰恰关乎“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但在中外相关研究中却被严重忽视了，只有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稍有触及。 当今高速发展并开始向文艺领域渗透的人工智能，使文艺工艺生产中的“人”与“机器”之间的“主体性—非主体性”关系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指出：“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这“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这“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自动化机器成为“主体”而把人贬低为“客体”，并非由自动机器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这种把现代机器生产中“主体性—非主体性”纳入“工艺性—社会性”框架中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当今人工智能机器与人的关系的分析。 总之，文艺整体上首先涉及“怎样生产”与“生产什么”两方面，传统文论如“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主要关注“生产什么”，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则首先关注“怎样生产”，并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特性与工艺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文艺生产的社会特性主要关乎“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其工艺特性则首先关乎“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这两大问题域可以整合在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框架下。一般认为，强调文艺的倾向性乃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特点，只是传统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什么”，意识形态论只是强调文艺“观念生产”中的倾向性，而生产工艺学批判还强调文艺“工艺生产”中的倾向性。对此，只有本雅明略有触及：“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他（作家）的工作从来不只是对产品的工作，而同时总是对生产工具加工”。文艺生产工艺学批判并非否弃意识形态论所强调的倾向性或社会性，而恰恰是将其拓展到文艺的“工艺生产”或“怎样生产”之中，这正是在综合创新中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大契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乃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历史上毕昇早就发明了印刷术，但却并未能使之“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毛泽东把“科学实验”视作三大社会实践之一，并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重要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成为我们鲜明的旗帜，70年来科学技术的累积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文艺现代机器技术的发展看，在与电影、电视文化等相关机器的发展上，我们总体上落后于西方；而在当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当代技术的发展上，中国基本与西方同步，我们的互联网文化（网络文学等）等不逊色于西方——凡此种种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正在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