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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艺与技术关系：人工智能等凸显出的新问题域 前已指出，“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一现代性问题域中的“经济”是指“市场经济”，而在“文艺与技术关系”这一现代性问题域中所谓的“技术”主要是指不同于“手工技术”的“机器技术”，因此，这一问题域更具体的表述应是“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由此来看，现代印刷机的出现已使文艺与机器的关系成为“问题”，但当时的西方文论对此并未特别关注因而也未成其为“问题域”；其后又出现了与录音机、摄影机、录像机等更先进机器相关的广播、电影、电视等，对文艺活动影响更大，与此相关的大众文化尤其大众媒介研究开始更多关注文艺与机器的关系，但其主流做法是：只把“机器（如电视等）”当作“背景”，只关注在这一“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文艺”本身——而这是因为电视机等机器对文艺生产的影响相对而言还是“间接”的。今天，当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也可以自动创作诗歌作品时，“机器（智能计算机）”对文艺活动原初的“生产”环节也开始产生“直接”影响，并似乎呈现出取代“人”而成为文艺生产“主体”之势，从而，“机器”也就正在由“后台”走向“前台”、由“背景”转为“前景”，“文艺与机器关系”也就作为“问题域”而凸显出来了。 第一，20世纪80年代有关将自然科学方法论引入文艺研究的讨论，已初步触及这一问题。王善忠指出：“自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问世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变革”，并且也“逐步影响并渗透到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各个科学领域”，但是，“文学的研究对象是高度复杂的人、人的感情，目前运用‘三论’来研究文学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它们所提供的现代科学方法是以数学和电子计算机为工具的”。当时的文论界形成了“老三论”、“新三论”话语爆炸的奇观，连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也介入了相关争鸣。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大众文化尤其是大众媒介、网络文学的研究，更进一步触及这一问题，但总体来说依然未成为文论“问题域”——用夏佩尔的话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媒介的作用确实被高度关注，但总体来说，文论界主要只关注媒介的“后果”，即在现代文化传播机器尤其电视机媒介背景下凸显出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与“机器”的关系并未从技术哲学的高度被加以关注和探讨。麦克卢汉、本雅明等西方学者的相关探讨还是颇有技术哲学意味的，但是，我们对本雅明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灵韵”如何被“震惊”所取代，而他对现代机器技术对文艺生产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等的论述并未被重视。 第三，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互联网等与文艺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大量出现，尤其是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使“文艺与机器关系问题域”初步呈现了。然而，其中绝大多数的论文主要侧重于新技术对文艺影响的现象描述，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还相对较少。李云开指出：人工智能向文艺创作领域的渗透，“推动了文艺理念的革新”，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仍隶属于机器范畴”，“尚不能在根本上取代人脑”。 蓝凡梳理了工业化以来现代技术对艺术一次又一次的颠覆，而人工智能是技术对艺术的“终极式”颠覆，“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机器人完全等同于人类，那么，人类将重新定义人的概念，人类也将重新定义人类创造的艺术”，翟振明从不同层次对此作了分析：“劳动是工具性的”，“我们艺术创造里面有多少劳动的成分，人工智能就可以代替多少，并且现在已经实现了”，但作为创造的艺术活动及自由意志却不会被代替；他又指出：“我们现在的图灵机或者叫冯·诺依曼机器是绝对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只有按照量子力学原理搞出来的东西，未来才有可能变成自由意志”而终将取代人。康德用“自由意志”确立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主体性，用“自由想象力”确立人在艺术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人工智能很难取代人的自由想象力。目前有些研究已初步把“文艺与机器关系”这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问题域”揭示出来了，其中涉及的基本问题是：文艺工艺生产之“主体性—非主体性”关系。 第四，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的重要启示。谢兴伟指出：“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工业化社会以来的‘机器式的人’也是如此的贫乏而片面，以致‘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机器式的理性所奴役’”。这种仅仅在“人与物（机器）关系”中的讨论，恰恰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导性倾向，而马克思同时也在“人与人关系”中结合“私有制”来讨论现代机器及其社会影响问题，对于文论研究来说，就是要把文艺工艺生产中的“主体性—非主体性”问题置于其“工艺性—社会性”中加以审视——这正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主要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