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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八个理论问题，即当代文学与经典、审美与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本中心与理论霸权、作品的有机整体原则、文学批评是否科学、作家与批评家和精英主义的困境。如果这些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无法获得正视，它们的外在症候必将长期干扰文学批评的质量。这些问题内部包含的二项对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理论调节器。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公式事先分配二项对立内部的主从关系，文学批评突出什么、强调什么将由历史语境决定。“历史化”的方案表明，批评家如何想象和理解历史将产生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学批评/ 文化场域/ 二项对立/ 理论调节/ 历史语境 作者简介：南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如今，人们反复听到的呼吁是，必须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学批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满的议论如同文学批评甩不下的尾巴——虚伪，肤浅，迁就人情，资本指使之下的商业宣传，对于种种新型的文学动向一无所知，一副晦涩的学术腔调无助于改善社会生活，如此等等。相对于文学史或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学术含量稀薄。必须承认，浅尝辄止的理论应付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文学批评的潜力。例如，一种普遍的想象是，文学批评的左边是文学作品，右边是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工作无非殷勤地将各种文学理论命题引入作品解读，或者归纳作品的若干规律赋予理论的命名。陷于二者之间尴尬的夹缝，文学批评的原创性时常遭受重大怀疑。因此，文学批评的文化阶序不得不位于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后，甚至常常被轻蔑地视为二者的寄生物。 或许，现在是改变这种想象的时候了。事实可以证明，文学批评的功效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狭小地带。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场域将文学批评塑造成为一个活跃的角色。现今的文化场域包含了各种话语类型复杂而频繁的互动。经济话语、政治话语、科学话语、社会管理、宗教信仰或者意识形态，某种话语类型的急速膨胀可能占有更多的份额，继而引起另一些话语类型的连锁回应，甚至形成整个文化场域的结构性调整。这个意义上，20世纪之后文学批评的表现不同凡响。无论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符号学派还是阐释学、精神分析学，文学批评逐渐汇成若干人文学科的联结、交织和相互依存的领域；“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表明，文学批评开始成为文化网络内部一个能量超常的节点，这个领域开启的多向对话制造出种种令人瞩目的理论漩涡。这时，文学批评试图突破学科乃至学院的围墙，介入各种复杂、隐蔽的社会历史脉络。 然而，文学批评的扩张加剧了隐约的不安。若干积压已久的问题仍在持续发酵，另一些新型的问题接踵而至。如果这些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无法获得正视，它们的外在症候必将长期地干扰文学批评的质量。现在，我愿意简单地勾勒这些问题的轮廓，指出内部隐含的各种理论冲突，并且在结论部分简要地表述我的观点。 一 当代文学与经典 “文学批评”通常与当代文学联系在一起；相对地说，“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经典，例如唐诗、宋词或者明清小说。两个术语的微妙差异显明，文学批评更多地表现为坐标模糊的理论探险。当代文学尚未进入稳定状态，众多文学作品的探索和开拓尚未纳入文学史谱系给予衡量和定位，因此，批评家的阐述必然包含相当程度的试探性，带有种种个人趣味主导的印象主义联想。如果说，经典的历史地位业已公认，“文学研究”相对客观、中性，各种优劣评判遭到了大幅度压缩；那么，相对而言，当代文学未经历史检验，文学批评的各种结论则无法完整地享有“学术”的威望。许多时候，这甚至构成诟病文学批评的理由。“文学研究”的范式被视为楷模之后，文学批评的褒贬以及伴随的激情无形地成为浮夸或独断的表征。 当然，人们可以听到来自文学批评的反驳；概括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所谓的“历史检验”不能想象为历史的自动演算，仿佛真正的标准答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突如其来地降临。“历史检验”是一个内容充实的伸展，包含了历代批评家持续的对话、辩驳、声援或者抵制。经典的确认毋宁是这种伸展的阶段性沉淀。事实上，“历史检验”不可能截止于某一天，从此一锤定音。即使面对公认的文学经典，种种细微的校正从未彻底停止。所以，“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隔离带，二者的“学术”性质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其次，“当代”趣味并非文学批评的软肋。文学批评力图表述的重要内容即是，一部作品如何拓展当代文化空间。例如，谈论鲁迅的《阿Q正传》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批评家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为20世纪文化增添了什么。所谓的“当代文化空间”，不仅包含那个时期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意识形态结构，也包含那个时期普遍的叙述、修辞或者文学类型。许多时候，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呼应构成了当代的某种边界模糊的“总体性”。如果没有文学批评表述当代的声音，所谓“历史检验”的起点又在哪里？ 尽管如此，“文学研究”的辖区仍然构成特殊的压力——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经典的分量。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只能获取短暂的存活期，仅有极为少量的作品由于未来历史的铭记而赢得了不朽。换言之，经典隐含了大部分当代文学并不具备的特殊性质，这种性质有助于作品跨越“当代”所标志的文化季节。藏之名山，传诸后世，我的作品等待的是未来的读者——这一类宣言的前提即是以经典为归宿。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当代”趣味与经典之间始终存在某种紧张。如果意识到“当代文化空间”的历史渊源，那么，经典犹如“当代”趣味的压舱石。 按照T.S.艾略特的著名观点，现存的众多经典构成了某种总体秩序，犹如矗立于文学史地平线的一道栅栏。一部新的作品只有携带足够的能量才能击穿既存秩序，占据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双方的相持包含了文学批评的角逐——用艾略特的话说，这将是“新与旧的适应”。显然，双方的相持必将涉及批评家的视角选择：注重尖锐的“当代”趣味，还是服从经典象征的坚固秩序？ 二 审美与历史 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审美与历史构成了由来已久的抗衡。 现今，放弃审美的文学批评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审美是“文学”不可替代的神秘魅力，绕开了审美的文学批评不啻于舍本逐末。尽管如此，文学批评的实践并未就审美的考察焦点达成共识。一些批评家热衷于复述诗文之中的良辰美景，一些批评家擅长分析的是文学人物的性格与内心幽微；若干批评家试图论证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无意识机制如何造就相似的心理波澜，还有大量批评家将语言符号、叙述模式以及形式结构视为揭开审美秘密的入口。总之，审美的名义没有进一步转换为一致的理论主张，众多批评家的共同之处仅仅显现为：反抗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拒绝将文学视为各种社会学观念的简单例证。 “历史”的确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中心词——正如詹姆逊所宣称的：“永远历史化！”①然而，庸俗社会学很大程度地败坏了历史分析的名声。批评家援引历史教科书的各种现成结论证实作品的故事情节，仿佛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形象翻版；如果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距离，批评家通常会向文学发出傲慢的诘问：“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庸俗社会学封锁了作家对于历史的独特探索，历史已经被事先想象为没有任何杂质的现成原则。 “永远历史化”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根据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诸多事物的历史脉络及其依赖的社会条件，预言它们的未来命运。社会历史批评学派从不否认审美的存在，批评家力图证明的毋宁是：审美并非从天而降的神秘事件；作为历史运动的产物，审美是一种可以解释的文化现象。哪些对象进入审美的视野？民族共同体、教育程度、文化阶层、意识形态乃至经济状况如何充当审美的各种参数？这些问题无不可以追溯到某一个时期历史结构提供的社会条件。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文学作品再现的社会历史——既定的历史构造如何铸成各种人物性格，设置一系列悲欢离合，那些人物命运的演变背后隐藏了何种历史性的巨大冲动；第二，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诞生于何种文化土壤之中？无论是作家的文化基因、读者的接受心理还是文学类型、修辞风格、叙述视角，批评家试图从众多文学元素背后发现必然的历史原因。也许，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不像“镜子”的隐喻那么简单。没落的历史阶段可能出现巨著，例如《红楼梦》；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神话的土壤，例如各种科幻文学。尽管如此，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从未消失，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恰恰必须在众多中介物背后揭示这些联系的痕迹与形态。相对地说，第二个方面涉及的内容及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方面。 然而，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忽视另一个相反的命题：审美如何观照历史。激情、欢愉、悲伤、惆怅、憎恶——审美并非简单地为感性争回一席之地，而是隐含了独特的价值评判。这个世界业已拥有无数的理念和观点，这时，审美制造的那些内心波澜或长吁短叹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哲学话语、政治话语、法学话语或经济学话语仅仅将审美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加值，那么，批评家有义务证明，文学所依赖的审美提供了另一种分解、想象、重组以及评判历史的方式。相对于“存在”“本体”“国家”“民族”“资本”“法理”等种种社会科学擅长的重磅概念，文学关注的是这一切如何植根日常生活，进入普通人生的琐碎细节，与个人的命运、内心的悲欢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时，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生是种种重磅概念无法化约或覆盖的历史单位。因此，文学批评对于审美的肯定亦即对于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生的价值认可。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文学解读往往征引作品证实各种社会科学命题，审美对于个别、具体、形象的注视可能与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产生某种差异乃至冲突。如果说，审美图像的高分辨率与审美视野的狭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坚持审美的独断。有时，审美观照还必须考虑乃至接纳社会科学的修正。因此，这种问题会一次又一次地冒出来：如何决定文学批评的前提——如何决定审美与历史的主从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