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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藏”天下:从“藏器待时”到“藏富于民”

http://www.newdu.com 2019-08-19 文艺报 庄庸 参加讨论

    庹政的《商藏》是一部以蜀地题材讲述中国故事的长篇商战奋斗小说。它以叶山河个人与家族接续奋斗的商业修炼、情感修正和人生修行为故事轴线,描绘了改革开放40年来西川商界的风云激荡,映照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生活画卷,思考了“藏器待时”的个人与家族商业理念,有望进一步探索与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时代史诗和哲学。
    《商藏》的整篇楔子,都在描绘主角叶山河在这种人生最大压力测试之下的反应,以及如何做抉择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藏”于是成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它构成了迄今为止已达一两百万字体量的作品故事大厦的基石,因此,我们才会形容它“起笔即格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之中都会经历此种时刻和此类事情,因此才会产生共鸣和同理心:观照叶山河凭何抉择,似乎也在预见我们的人生,思考命运因何而来、又会为何而改。
    如果对《商藏》中第一幅字的出处进行知识考古,可以见出它源于两首诗词。“十万狂花如梦寐”采自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金缕曲·赠李生》:“海上云萍遇。笑频年、开樽说剑,登楼选赋。十万狂花如梦寐,梦里花还如雾。”“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源自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后面一首诗耳熟能详,意思也通俗易懂,无非是人生几多风雨,历经贬谪浮沉,仍然初心不改,犹如晶莹剔透的一块冰,装在洁白的玉壶之中。“玉壶”与“冰心”一样,向来都被用来比喻美好的品德和节操。但是,前面一首词就较为冷僻。“十万狂花”之说,也有多种解释,历来都有争议,如“狂花”指花,无论是不按时序开的花,还是不结果实的花,抑或怒放盛开的花;“狂花”非花,指美人,例如“末路狂花”;还可用来比喻耳晕目眩时在眼前狂冒迸射的“金星”,或者醉酒之后“瞪眼”,例如唐代黄甫松在《醉乡日月》里说:“饮流谓睚眦者为狂花,且睡者为病叶。”喝醉酒的人,怒目瞪眼,就是“狂花”;醉了闭目就睡,就是“病叶”。酒品即人品。
    但重要的不在于醉言醉语、睚眦瞪眼,而在于龚自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和主题内涵。家国形势危急,词人曾经拔剑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试图一展凌云壮志,报效国家;然而现在,只能自嘲一笑,犹如美梦一场,收拾狂名,正视时光消磨曾经的斗志,以及深陷其中的中年人生泥路。犹如这首词的后半载所说:“只片语、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须趁早,鬓星星、渐近中年路。”
    这首原作颇有与泥淖人生、残酷人生和解甚至妥协、退让的消极之意。家国之患,最后转化为人生之忧;时运的困境,被嫁接为个人前途之围。问题在于,龚自珍这首看似“消极避世”的词,何以被改为《商藏》“入世进取”的理念?
    关键在于“拼贴”,它将“十万狂花如梦寐”和“一片冰心在玉壶”两首诗词拼贴在一起。若再以龚自珍原词中“收拾狂名须趁早”作为桥接,便约略窥出作者化用这两句诗词,以衬现叶山河的性格和理念:时过境迁,这已经不是家国势危的大危机时代,而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好时代;大潮汹涌,“随波逐浪”,与时俱进,商人已成潮头浪尖的弄潮儿;激流中需要进击和进取,但更需要审时度势,把握中庸之道,以便腾挪转移、游刃有余。于是,从“十万狂花如梦寐”到“一片冰心在玉壶”,便有一种洞悉时势的见识与智慧,更有一种乱花不迷人眼、坚守内心所思所定的执着与坚韧。这种“拼贴”的手法,一扫原诗词的颓废和沉迷之气,反而恢复与张扬出其本有的豪气,但都笼缩于“忍与韧”的平静之中,于是自有一种内敛和蓄势的张力。
    《商藏》还交待了原诗是“十万狂花如梦寐”,却为何被改成了“九”万。一字之改,就把主角抵九则好、“满十则险”的人生信条带了出来。“九”近圆满,但不会“过溢”,“十”就太满了,已无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讲究对“度”的把握,过犹不及。
    于是,叶山河个人的商业信条,就又和度、九和中庸之道的传统观念勾连了起来。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但却以“九”为至数。古医书《素问》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 九为最高数,超过九,就要回归到一。九因此就表示“多、大、极”等意思。
    但是,《商藏》改的并不仅仅是“十”到“九”这个字,改的其实是整个诗词的意境和涵义。毕竟,“十万”只是虚指,言其极多;就像“九”很多时候,并不是实指,如九天、九泉就不一定是真的指天有九重、黄泉有九层,很有可能只是言说“极其高、极其深”而已。
    从拼贴到改用再到变化,《商藏》最独特的,就是将《周易·系辞下》中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观念,化用地藏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的喻义,融二为一,合铸成自己独特的“商藏天下”之理念。作品讲故事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刷新观感的理念。
    “藏器待时”出自《周易·系辞下》第三章。这一章是孔子对十一条爻辞的解释,教人们如何学《易》。《易》之爻辞,讲的是如何除去身居高位的阴鸷小人孔子的解释,却引申出来,说明要解决问题,或一展鸿运,既要有本事,即“藏器”,要能捕捉时代,即“待时”,只有“伺机而动”,方能攻坚克难,或者大展鸿图,无往而不利。于是,仔细解读从“孔子释《易》”到“《商藏》化用”,读者可以体味那种微妙的变化。“器”直译为“器具”,引申为“才能”。器能盛纳万物,所以,可用来形容人的才识气度,即器度、器量和器识;既可以说能帮人成事的利器,也可把人比作“重器”:从“玉不琢,不成器”到“大器晚成”,从“庙堂之器”到“大国重器”。
    “时”从小处讲是“时机”,从大处讲是“时运”。这是不是你的时机,这是不是你的时代?是,就可以伺机而动;不是,妄动,则可能会折戟沉沙。这用来比喻怀才以等待施展的时机。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或超群的技艺,也须静候时机或时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鲲鹏展翅。事实上,“藏器待时”,引而不发,跟“潜龙勿用”是一个道理:在条件不成熟甚至条件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隐忍待发,等待时机;只有时机成熟,时运已到,才能伺机而动,杀伐果断。如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一遇周文王,便天下大变;诸葛亮隐居南阳,静候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便化龙。
    “藏器待时”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有器可藏”,“成器”才能“动”,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技能,更要有本事;要有手艺,更要有本领;要有学问,更要有智慧。有了这些才具和才能,有了器度和器量,成为大器甚至重器,才能“藏器于身”。就像南怀瑾所说,有器不用可以,但不可无器。
    当这种“藏器待时”被化用入“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并融二为一时,“藏”就成为整部作品的关键字眼:第一,有器可“藏”,从有器到利器,从大器到重器;第二,“藏”器于身,藏锋隐锐,蓄而不发;第三,器可“藏”可“发”,伺机而动,不动则已,动则鸣于九天,没有时机时,你要学会隐忍和蓄势;时机来时,你能抓得住,还能最大化,直抵时运,鸿运从此而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从“商”到“藏”的转化就很关键了!“商”是往外进取、掠夺和奋斗;“藏”却是向内、向下、朝向己身,引而不发,深藏不露。从“商”到“藏”,不仅仅是对于各种社会情境、商业逆境与顺境、人生境遇如痛苦与艰难、波折与坎坷,能“安然承受”并“坚韧持之”的忍耐和有耐性,也包括能够研判时运、预判时机、有一双“透视之眼”能认清形势并加以决断的智慧与见识。
    因此,《商藏》用“藏”来阐述叶山河的商业理念:从“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秘如地藏”到“藏器待时”、伺机而动、大展鸿图。“藏”意味着隐藏、包容、发育和秘密(宝藏)等多重意思,但又不止于此:人的心犹如“大地”一样,能藏(什么都能藏)、能载(什么都能承载)、能生(万物都从大地生发)等;人若能“秘藏不露”,就既能像秘密宝藏一样,蕴藏许多金银财宝,济诸贫乏人生、利益人间万事;也能包容、含育世间万物,化导一切众生,止于至善。
    直面时代风云激荡,“藏”既是一种包容忍耐的力量,亦是蓄势伺机的见识和明智,更是明道、取势、乘时,以搅动时代风云甚至改变时运和国运的能量与智慧。“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如是,《商藏》方能字里“藏”乾坤,妙笔“创”世纪。
    就迄今为止已经创作的体量来看,庹政有野望,但雄心还不够;就像《商藏》有格局,但格局还不够大。创作史诗要有格局,而且须有“大格局”。
    从“格局”到“大格局”,很多并不是笔力不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庖丁解牛《商藏》的起笔,就是因为它足以证明庹政以及像他一样的很多网络作家,其实笔力已逮;但是有格局,而格局何大?还是“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八字而已。就像《商藏》有理念,但是,从“个人理念”到“时代理念”,还有一个登山的过程:不是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要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勇气和坚韧。
    从商“藏”天下出发,我们一直说庹政《商藏》有望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时代史诗和哲学。这并不是说《商藏》已经做到了,而是我们对其的期望与厚望,以及我们认为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的路径和阶段。从个人的“藏器待时”到时代的“鸿运之志”,《商藏》其实已经触及到了改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造富/造福运动”的深水区,甚至是全体国民“阳光创富”观念嬗变的无人区,这也是“商藏天下”可以拓展的大格局。
    改革开放40年,其实就是一个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发展史:“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交锋、博弈和融合,宰制了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从“中国式造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甚至此消彼涨,一直争夺着“国民财富观念”重塑的主导权.当然,“藏富于国”一直占据着主流的话语权、舆论权和文化领导权。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藏富于国和藏富于民,就是一个国家与国民财富观念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均熔铸于“中国人民币”这个概念之中。谋求国家富强,就是谋取人民幸福:而国民幸福观,必须建基于国民造富运动之上。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确经历了从“为人民造富”的阳光财富观,到“为人民造福”的国民幸福观的发展演变。
    而《商藏》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有可能揭开这条“时代的帷幕”,让我们看到这条从“藏富于国”到“藏民于民”交锋博弈、双线并轨和交集融合的历史轨迹、现状变化和未来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器于时”是一种个人和家族经济与人生哲学,融于时代风云之中,考察个人和家族或者商界群体的个运、企运和时运,以及在这种“运道”之中何以取势而为、乘时而行、“逆天改运”。
    然而,这种“运”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也就是说,这种“时运”“国运”“鸿运”和“商运”是由什么造成的?却需要在更深层次、更高维度、更大格局之中去审视与考察。比如说, “藏富于国”与 “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既是一种历时性的交锋,亦是一种共时性的融合;其背后,体现着中国式造富时代和中国式造福时代的变化交替。
    假若说“藏器待时”是一种在时运之中观窥个运、族运和企运的“运道”,并做出如何“明道、取势和乘时”的抉择和行动;那么,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则是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这种“运道”是什么造成的,亦即商运、国运和时运等“运道”制造的时代机制和体制。从中国式造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将决定运道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我们处于何时何地何种运道的状态之中。
    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们从个人与企业甚至行业的商业“局面”,提升到“产业战略布局”,再到“时代大格局”的转场、升维和跨界之向上的阶梯。
    《商藏》现在是在商业“局面”上纵横捭阖,亟需并有潜力以“产业战略布局”为中间通道,就像在宇宙空间跃层一样,提升至“时代大格局”高维度的星辰大海之征程之中。这是《商藏》亦是整个网络文学重塑“时代感”的重要路径之一。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时代感”很重要:为什么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这个时代,才会诞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唯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创造这样的故事?
    在“现实”之中重构“新社会现实感”,是《商藏》等新现实题材甚至整个网络文学,作为“文学新势力、网络正能量”的例证与贡献;但是,从“大格局”到重塑“新时代感”,却是庹政甚至很多网络文学作家攀登文学新高峰、书写新史诗亟等解决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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