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主持人简介： 初曰春，现任全国公安文联创作室副主任、影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级战备》《一号战车》、中篇小说《老赵家里的》《阳光的声音》、短篇小说《刺槐花开》《月季花开》、散文《醋香绵长》、报告文学《断齿》《破冰之战》等。参与多部影视剧创作，出版小说集《我说红烧，你说肉》，曾获金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多个奖项。 初曰春：长期以来，作为公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影视得到了各界的普遍关注。从早期的《便衣警察》《无悔追踪》《营盘镇警事》等，到近几年的《湄公河行动》《破冰行动》等，均受到观众的追捧。但在其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面临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众所周知，影视创作是需要多部门协作的，本期对话我们把话题缩小范围，重点探讨公安影视创作如何突破瓶颈，谋求新的发展，请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成就经典在于扎根警营生活 初曰春：先请大家探讨第一个问题：作为警察，你对眼下的公安题材影视剧满意吗？ 李阳（就职于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满意的地方在于故事足够丰富、真实；不满意在于很多影视剧对人物的塑造不够丰满，辨识度不高，让人难以印象深刻。很少出现像《营盘镇警事》中范党育那样生动鲜活、让人信服的人民警察形象。 沈雪（就职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不是太满意。当前一些公安题材影视剧，为了吸引眼球，很多剧情脱离实际，经不起推敲，不仅让观众觉得假，也导致很好的题材白白浪费了。 程华（就职于重庆市公安局）：以《营盘镇警事》为例。单看这个题材并不那么吸引眼球，该剧根据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范党育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它围绕一名普通派出所长的真实工作、生活状态展开。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紧张刺激的情节，而是通过一件件生活琐事来实现对于这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看得出编剧对于主角事迹的采访是细致的，对于他内心的刻画是深入的，对于细节设置的把握也很精准到位，生活气息浓厚，代入感很强。所以，题材重要，对题材的消化理解以及提升创作功力更重要。没有这个功力，即使有好题材，一手好牌照样打不好。 王梅（就职于人民公安报社）：经典之所以深入人心，归根结底还是在创作中能够扎扎实实地深入警营生活。 把握好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初曰春：大家认为当前公安题材影视剧最大的不足是什么？原因何在？ 李佳（就职于上海市公安局）：我觉得，其一，剧作者不够深入生活，不仅对真实的公安实战不够熟悉，对基本的社会生活也缺乏敏感性。其二，王国维先生说过“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对于剧作者来说亦然，不仅要深入生活，还要在善思深思上下工夫，写人类共性的东西，探讨与人性、人类命运有关的东西，每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必须有触动点，比如电影《三块广告牌》就以一个常见的案例探讨了“人的情绪”，不少简单的镜头里，富含深意，这也是这样的作品能被人记住的原因之一。 程华：情节紧张节奏快、故事悬疑性强，这些特质使得公安题材影视剧容易引发观众的高度关注，也是这类题材的吸睛点之一。但影视作品要立起来，必须要有人物先立起来。片面追求情节紧张刺激，人物却单薄苍白，这样的作品再热闹也不是好作品。因此创作还是要深入公安生活，真正走入一线民警的内心世界，把握新时代公安人的精神脉搏，把握好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公安民警形象。 谢沁立（就职于天津市公安局）：在采访中，我常常会听到基层民警说，公安影视剧展现的警察形象离他们的真实生活太远。当然，艺术高于生活，影视表达必定要高于现实情况，但编造的痕迹太明显，便显得虚假，反映的是创作者并没有真正深入生活。 沈雪：不同观众肯定有不同的需求，有的想看悬疑，有的想看破案，但现实中很多案件并不像悬疑剧中那么离奇，也不仅仅是靠推理来破案。影视剧当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艺术地呈现，推理很重要，但不能有逻辑错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应该有血有肉，彰显个性，不应该过度拔高，让人物失真，不切实际。 吴明泉（就职于重庆市公安局）：有些在行内人看是失真编造的东西，在影视人看来，却是必要的。比如，现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飙车的场面，但当警察的都知道，其实是不允许的。当然如果既精彩好看，又有合理性，那就是上乘之作。 陈悦蔚（就职于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破案故事精彩，是因为破案的过程充满激烈的矛盾，得以撕开人性复杂深刻的那一面。这说明影视作品中最值得描摹的是人性，是绝境处不愿放弃挣扎的人性，是平淡时不会随波逐流的人性，是利益前不甘被动选择的人性。因此，警察的影视形象，如果只是高大威猛或精明能干，无法触及其深层人性，那无疑是单调的。 过去，我们常说警察影视形象脸谱化，成了推动剧情的工具，职业性高于人性，所以缺乏代入感。但现在似乎又有点矫枉过正了，出现个别公安题材影视作品过度挖掘人性近乎卖巧的情况，有的甚至已经背离了警察的职业准则，当然，这个问题，与现在有些公安题材影视创作者对警察职业缺乏深入了解有关。 苏雨景（就职于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公安工作是培育一流故事的肥沃土壤，但如何把一流的故事表达好，一直是困扰公安题材作品的大问题。 刘丽（就职于四川省简阳市公安局）：说到警察题材影视剧，拿我们熟悉的港产警察影视剧与内地公安题材影视剧做对比就能看出明显的差异。 比如在视角设置上，港产警察影视剧更多的是把警察、嫌疑人、群众放在一个水平面去看待，从而实现从不同视角对法律、人情、公序等社会生活的思考，而观众也能从中窥见警察的情感、价值观、家庭生活与社会角色交织在一起的多方面多棱角的纠葛。内地公安题材影视剧在视角设置上多为“三足鼎立”形式：警察、嫌疑人、受害人，在叙事空间上就容易简化为这三者之间的角逐和输赢。这种视角很容易走入一条叙事单行道，甚至死角。 在叙事逻辑上，港产警察影视剧中，警察都是具体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个性的表达方式，面对不同情况的反应和处置措施也不一样，所以，观众比较容易接受。而我们有的影视作品会预设很多固化的情节和模式，缺乏合理的情感和生活逻辑去支撑，在人物的塑造上也缺乏人物个体特质和生命力，所以观众会感觉假。 成功的影视作品是能够通过视觉、听觉、感觉等综合感官完成叙述故事，让观众思考进而认同、接纳创作者的表达，而不是强行输入，所以更需要创作者深入生活，多了解多观察多体会各种群体的世事万象。 成功的作品要求有讲好故事的能力 初曰春（主持人，全国公安文联）之前的讨论中各位都提到了影视作品中失真的问题，这其实说的是编剧的功力。剧本是一剧之本，各位也曾经参与过影视剧本创作，请大家谈谈当前公安题材影视剧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李佳（上海市公安局）：我觉得讲故事的能力特别重要。记得福楼拜曾说过：关键不是讲什么，而是怎么讲。无论什么样的故事，只要讲得好，都会令人印象深刻。在创作中，要按照其内在逻辑发展来构建剧本，只有讲好故事，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作品的意义内涵价值。 武忞（人民公安报社）：公安题材剧本创作的问题我认为要从两方面看，内行人写容易陷入故事，想把警察生活原原本本展现出来；外行人写强调戏剧性，很容易忽略警察生活本来的样子，即使是有过深入生活的经历，但由于时间太短，感受不够深刻，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警察看着不像警察，观众看着又觉得假。 程华（重庆市公安局）：警察内部通晓影视创作规律的不多，影视专业创作者又不了解警察生活，容易造成这种断层现象。而且一部好的公安题材影视作品，还承担着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功能，这都要求创作者有讲好故事的能力，所以，公安影视创作必须扑下身去，不断在生活中挖掘提炼故事素材，作品才能有永不衰竭的感召力。 穆蕾蕾（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很多影视作品之所以不吸引人，还在于创作者的意识问题。要体现正义战胜邪恶，首先要让人理解人物的行为之所以正义的原因，也要挖掘出邪恶的根源，就像大山，山谷恰是山峰的支撑，人性也是这样。这样的片子，拍出来才可信，社会意义更大。 侯国龙（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影视和文学创作有很多相通之处。好的影视、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刻画、塑造都是成功的。人物能否立于荧屏之上，靠的是刻画和雕琢，而在创作中还要反向思考，即这样的刻画和雕琢是否有效，是否使得人物独特不可替代。而在创作中，有时候个人认为的有故事可挖，有故事可写，不过是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圈套而已。 陈悦蔚（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公安题材影视作品，既要保持职业本真，不能脱离警察基调，又贴合现代气息，不能不食人间烟火，这需要在创作中深入挖掘人性，让人性在警徽上闪光。观众在屏幕上所看到的，能被触动的，最终还是那些朴实的情感，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以这三者为基础扎实构筑出来的人物。 初曰春：一个好的剧本要综合体现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个人认为，在创作中要强化身份意识，确立正确的创作方向；强化精品意识，展示良好的公安形象；强化选题意识，关注观众的审美诉求。 苏雨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在影视创作方面，为什么一度穿越、复古霸屏，就是因为这类型创作不用介入现实。而公安题材是现实的，展现的人物、案情、破案过程、侦察手段、内心世界都是现实的，非虚构的，这就要求作者有深度介入现实的条件和能力。就能力和平台来说，系统内外的作者各有优势和劣势，我认为统筹人才资源和平台资源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为讲好警察故事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一种合力，搭建相关平台，完善相关机制，这是取得共赢的先决条件，也是好作品产生的基础性工作。 公安影视创作题材亟待突破 初曰春：当前公安题材影视作品大部分局限于禁毒、刑侦之类的题材，跟风现象严重，还有的把打打杀杀的动作戏当成突破点，导致千篇一律，如何走出这一误区？如果由你来写作一部公安影视剧本，你最想写什么内容？ 谢沁立（天津市公安局）：如果我来编剧，我会将主人公形象锁定在水上治安警察。他们在处警中用温情支撑起脆弱的生命，挽救了很多即将破裂的家庭，他们的故事交织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其中的人生起伏、情感冲突、善恶抉择都是极好的影视素材。 李阳（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我最想写不同行业警察的故事。按照行业区分，比如油田警察、森林警察、铁路警察等等。虽然都是警察，但工作环境、执法范围、打击犯罪对象都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在警察形象的创作上，更想写有特长有个性的警察，不仅仅是把警察放在执法者的角度，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人去塑造，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有自己的个性、爱好。 李佳：我最想写的剧本是透过某个案件，反映某类生活状态或现实、或展现某个人物命运，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那样的；或探讨人性深处的奥秘，如横山秀夫的《半落》、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现身》，具体哪类案件或警务工作，则不是重点，它只是一个载体、一个创作的切入口而已。 米可（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我最想写的是经济犯罪题材，以经济犯罪为视角，牵扯出上下游犯罪和社会不公现象，构建较为宏大的叙事格局，进而深刻反映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以及人性中的善恶贪婪。 初曰春：我个人认为，不一定非得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才是好片子，我们一直说公安题材是座富矿，宝藏就在那里，怎么开采是个大问题。如果我来编剧，首选的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涉及案件，不能单纯去写案子，而是以案件为载体，用更多的笔墨去写人性。 在市场需要和正面宣传中找到平衡 初曰春：有人提到，创作过程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甚至制约，不仅要在题材上经过审核，也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那么，在创作中如何处理正面宣传公安形象与满足观众观赏需求之间的矛盾呢？ 张策（全国公安文联）：影视是公安文学目前最值得讨论的话题，也是最复杂的话题，因为影视已经完全市场化，左右影视的基本上就是资本力量。公安题材如何在资本的包围下有所成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公安影视不能向市场投降，但要最大限度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公安影视的创作是最不自由的。 李佳：我觉得观众诉求与正面宣传之间，并非是一对矛盾。观众不是非看到新、奇、怪不可的一群人，关键是创作者如何把自己的正面宣传做到自然、有趣、不留痕迹。还是要回到我之前的观点，剧本不该承担太多与其本身无关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剧本不能有价值倾向，关键是怎么表达。决不能为了宣传而宣传，甚至急功近利地采取灌输性手法，要学会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站在观众的角度来思考，将潜在价值嵌入到精彩的故事、丰满的人物中。观众内心有杆秤，只要剧本好看、立得住，其中传达出的好的东西，必将会被记住。 丁晓璐（人民公安报社）：编剧在创作中要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宣传品对待，不要老想着去灌输，而要去打动、感染观众。灌输这个词其实带有傲慢性与强制性，有种比别人高一头的感觉，而真正要打动人，是要找共鸣、找认同，我以为走心的作品，必然是能够既打动自己又打动别人的。 初曰春：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首先，公安影视文艺工作对于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凝聚警心斗志、树立队伍良好形象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应当把握正确创作导向，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要兼顾到观众的观影诉求，迎合甚至取悦他们。 武忞：提个小问题，为什么很多影视剧中总要有警察角色牺牲呢？是不是只有牺牲这样的情节才能升华人物？ 初曰春：这是个误区，好像只有牺牲才能体现警察的奉献。其实，很多时候，这是败笔。我在创作中就不喜欢用“正面人物”的牺牲来达成戏剧冲击力，可以采用其他方法。电影《大人物》就有很多很好的细节，比如局长在审讯室与犯罪嫌疑人对峙的情节，比如他们在办公室里脱裤子晒伤疤的情节，虽然只有几场戏，却同样能侧面反映警察这一职业的不易。 侯国龙：电影《扫毒2》里，队长的妻子牺牲了，然后队员的女朋友又牺牲了。 武忞：《破冰行动》女警马雯也牺牲了，为什么牺牲的都是女性呢？ 李佳：可能从欣赏角度，女性的死亡更有艺术美感。 丁晓璐：公安题材剧里的女性角色大多是点缀性的，牺牲了就牺牲了。说白了，还是处理情节、人物的能力不足。 谢沁立：采访中曾经听过基层刑警说，和平年代，民警牺牲和流血确实难免，这是职业使然。但用牺牲和流血来提升警察形象，我不认同。民警故事不应该都是悲壮的。 初曰春：张策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公安影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公安影视需要什么似乎永无定论，但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是永远不会错的。我想以此结束今天的讨论。也期待公安影视创作骨干抓住新机遇，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创作思想，用更多诠释法治文化、诠释公安精神的精品力作献礼伟大的新时代。 （文字整理 武 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