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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层建筑、艺术生产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 范畴是思维之网上的纽结，马克思是在与一系列范畴的联系中定位“意识形态”的，而“上层建筑”、“艺术生产”就是与此相关的重要范畴。此前的讨论为我们完整勾勒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提供了理论准备。 关于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朱光潜辨析了当时相关的三种提法：（1）“上层建筑竖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与意识形态平行，但上层建筑显然比意识形态重要，因为它除政法机构之外也包括恩格斯所强调的阶级斗争、革命和建设”；（2）“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3）“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他坚决反对第三种提法，而比较认同第一种提法。⑾ 吴元迈与朱光潜商榷，虽然“马克思把‘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同‘社会意识形式’作了区别”，但“在马克思的庞大的上层建筑变革里，明确地包括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成分之一。”吴元迈还进一步广泛征引相关经典文献指出，马克思“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等表述，非常明确地把思想、世界观等意识形态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恩格斯“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的上层建筑”、“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等表述，则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而“这两项成分本来就是有机地、辩证地互相联系着的。”⑿ 钱中文也与朱光潜商榷，明确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文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到底如何”是旧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理论的贡献之一，在于阐明了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也正是意识形态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上层建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存在政治、法律等机构这类上层建筑，后者表现为社会实体，但归根到底，它们仍然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其中，“政治在上层建筑中起到主导作用”，恩格斯说“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反映”，而“政治对于文艺实际也是如此”。历史地看，“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为群众所掌握，以及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政治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作用日益被揭示出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原理，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解放后，文艺从属政治又被人简化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提法总的意思在于说明“政治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地位”，而“问题是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它们的真实内容完全被教条化、简单化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反映政治的要求，只能通过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而得以体现”。⒀前已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要通过坚信并科学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体现出来。 以上讨论的成果是：勾勒出了“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一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或范畴链，与通常所讲的“文化—政治—经济”存在对应关系。当时围绕“艺术生产”的讨论则进一步揭示：与此相比，“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才是更基础性的分析框架。 张怀瑾关注到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一命题，认为这涉及“文学艺术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明确指出了文学艺术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之一。以上两个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⒁这一发现极具理论价值。何国瑞更广泛梳理了相关文献，认为艺术生产中也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对“作家生产文化”、“诗人生产诗”以及画家、音乐家、舞蹈演员的讨论，都是对从事“艺术的生产的人”的论述。⒂何国瑞据此提出：“认识论偏了，反映论不如生产论”，“要科学地认识文艺，反映论还不是充分的理论的基础。只有马克思的生产论才是最充分的理论基础”。朱立元商榷指出，“有的同志把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人为地对立起来，似乎提倡生产论就会否定了反映论，或者会用生产论全盘取代乃至取消艺术反映论。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物质生产最终决定、制约着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精神生产”，“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经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运动，便可直接推演出艺术生产论”，“只从认识论角度规定艺术本质，就容易忽视艺术创造的实践性与生产性，至少是不够全面、完整的。”⒃ 以上讨论所取得的一个成果是揭示了艺术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不能相互取代。张怀瑾、何国瑞都提到生产论关乎文艺与生产力的关系，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意识形态论主要关乎的是文艺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构成物质生产的两要素，因而物质生产才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两者共同的最终基础，这一理论脉络在当时的相关讨论中并未得到清晰的揭示。从文献上看，何国瑞在讨论中已经开始征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中部分论述，而该章恰恰有大量关于艺术、精神生产的讨论，但在中外关于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研究中，这些重要文献都没有被充分关注。该章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文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⒄ 这些经典论述，堪称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总纲，不重视这些经典论述将导致对马克思文艺思想整体的理解片面化。比如前面提到的相关讨论中把意识形态视作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元论”的问题。以上论述提到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乃是马克思为文艺所勾勒的两种基本社会形象，或者说是对文艺的两种基本社会定性，而两者共同的基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的物质生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元论的最终基础，“精神生产—物质生产”才是更基础性的框架。 有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讨论，实际上勾勒出了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链：“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但这并不完整，只涉及“生产关系”维度，而马克思还在物质生产之“生产力”维度上讨论了艺术问题：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剩余劳动时间所占比例越高，生产力水平越高。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可以“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⒅这是马克思对艺术所作的另一社会定位：艺术是在由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是“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自由精神生产。由此可以勾勒出马克思文艺思想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见下页图）。 生产关系：人—人关系→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反映→→→→→观念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 ↓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 （文艺） ↓ ↑ 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产品→游离→自由时间→自由的精神生产 总之，意识形态论是在生产关系维度上展开的，文艺作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一种观念反映关系：物质生产中的“人—人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性的，而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这种物质性关系的观念反映，两者之间是一种“观念性的”且“间接的”关系；“自由的精神生产”论在生产力维度上展开：文艺是在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文艺生产是通过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的游离而与物质生产发生“直接的”且是“物质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观念反映关系。物质生产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两个维度的最终交汇点，也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文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往往是通过政治制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发生关联的，这又关乎文艺与政治的直接联系，而生产力则直接关乎经济。⒆只有在以上这一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网中，我们才可能对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