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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世界的中国,还是世界与中国?

http://www.newdu.com 2019-07-17 文艺争鸣 刘康 参加讨论

    近年来我与许多中国学者合作, 展开一系列“中国问题”的研究, 从2018年开始至今, 写了若干中文论文, 泰半涉及文艺理论。如“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漫议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 (《南京师大学报》2019年第1期) 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论的相互建构,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问题对于西方理论的意义。中国学术界受海外汉学的影响, 始终沿着“西方冲击, 中国反应”的思路研究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我近来思考“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 (China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 , 试图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 (China of the world) , 而非世界与中国 (China and the world) 的两个不同存在, 把中国问题作为西方批判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 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 中国对西方理论的影响。本组论文就是针对以上一系列问题, 展开争鸣。王宁教授与撰写这组论文的一些中青年学者, 参与了美国学术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8年9月号专辑《批判理论与毛主义》(Critical Theory and Maoism) 的写作。专辑由我主编, 出版后即受到欧美学术界的诸多关注。这期《文艺争鸣》专栏, 给我们提供了将理论对话从国际到国内延伸的平台, 在此深表谢忱。
    在开展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对话时, 我希望能厘清几个问题。第一, 理论对话的主要方法与路径是什么?我提出元批评的方法。元批评是指从思想史和知识谱系学的角度, 通过反思中国接受、变异、转换的历史过程, 来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具体而言, 我们应该以何种学术规范、话语形式来开展讨论与对话?西方理论主要通过英文来全球传播。理论遭遇中国, 首先遇到的是英文的语境与中文语境的差异。不同的论文规范、话语形式, 透露出中西不同学术传统与范式的差别。这里反映的既是术的问题 (传播方式与习惯) , 也是道的问题 (思维定式或范式) 。术反映的是道, 元批评就要兼顾术与道的两面。第二, 在中西理论对话中, 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倾向?“影响的焦虑”挥之不去, 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遭遇西方理论 (或我所说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 历程中较为突出的现象。这一焦虑的现象, 又折射和链接了哪些更广泛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呢?不言而喻,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 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 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或命运。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普世主义理念与各种文化特殊论的关系。这个关系既涉及术, 也关乎道。本期专栏文章从不同角度探索这一问题, 我就此做一些回应。
    王宁教授应邀对6篇文章做了点评和总结。他以宏阔而前瞻的角度, 再次提出理论的创造性接受与建构, 重心落实在“建构”。他首先以前辈过来人的身份, 回顾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他个人学术之旅。接下来以他传奇的个人学术经验, 来洞悉观照6位中青年学者的学术历程, 分别予以肯定赞许, 体现了学术领军人的宽广胸怀。当然, 他也有批评与商榷。如认为杨建刚“填补遗漏、调整错位、减少联想和想象、还原理论的原貌”的期许“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没有这个必要”。他的点评, 乃是对我们所进行的理论对话的画龙点睛:“我们中国学者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建构至少可以消解单一的中心, 为一个多元的人文学术中心的形成铺平道路。”王宁展示的是对多元、多极、多样化的学术 (也即当代世界) 的建设性、前瞻性的宏大愿景。
    当然, 在通往这个愿景的道路上, 尚需要有许多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正是7篇文章的主旨。曾军、杨建刚、李松的文章, 围绕着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几个主要方面展开, 给我许多启迪。曾军的“多维透视”将中国问题和西方理论的复杂、多元、多维的迷宫式关系一一标注, 并把踏入这一迷宫的多种线路图以及可能的陷阱与捷径做了缜密的推演。曾军丝丝入扣的分析, 抓住种种理论概念、话语范式的脉络, 以及理论思辨背后种种知识预设、学术立场的差异, 把貌似直截了当、实乃错综复杂的理论命题, 予以激光刀式的立面解剖。曾军的解剖刀极有力度深度, 让我大为受益。否则我也就是空喊两句口号而已, 没几天就淹没在一片口水的汪洋大海之中了。杨建刚从“知识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他者”“自我镜像”四个方面来阐述西方理论的中国“身份认同”, 主要还是论述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他从我的论述中看到了中西文论互为镜像、互动生成的思路, 认为“站在建设中国文论的立场上, 考察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把重心放在巴赫金式的‘理论重叠’更为重要。这样,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就转化为‘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 并以此来推动中国文论的发展”。我论及巴赫金的“中国折叠”, 主要是认为巴赫金无论是在语义解放、文化多元、语言杂多 (或曰众声喧哗) 这个现代世界普世主义之道方面, 还是他的“形式结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术或方法论方面, 在思想与实践上与中国有多重折叠与交替, 更具动感与纠缠, 也更为贴近巴赫金的理论独创, 具有“复调”“多声部”, 语言杂多, 众声喧哗的恢宏意象。杨建刚更多关注的, 是巴赫金的中国折叠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建设性意义。而中国理论的建构正是李松的宏大愿景, 即建构“世界的中国文学理论”。李松的论点跟王宁多年的呼吁高度契合, 这次王宁也予以高度赞许。李松提出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超越僵化的地域主义观念、超越傲慢的中心主义论述的三个超越, 一针见血, 直指当前文坛“影响的焦虑”之下蔓延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 也涉及了普世观念与特殊论, 孰是孰非这个“道”的根本问题。
    理论的中国问题是一个大的框架, 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这次我们的对话再度提出来反思, 从不同角度的关注与延展十分必要。李辉提出了“穿越”的命题, 以西方文化产业理论为例, 认为“理论穿越”能更好体现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时空跨越、内涵置换、改头换面、宏大追求以及在新技术浪潮中的齐头并进, 乃至最终与世界理论的融为一体。他的穿越说与李松的超越说异曲同工。只是李辉取“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这一具体理论实践为案例, 把一个较为抽象的理论命题具体化了。而历史化的具体分析, 则是元批评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角度。吴娱玉的文章就是从这样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论述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困境或焦虑。吴文有其自在严谨的逻辑, 即中国之于西方、以西方反观中国、中国文论的解决之道这三部曲。论述中洞见闪光点甚多, 如“西方理论家文化上的背井离乡, 告别欧洲‘绕道中国’, 其实是透过一种外在思想遣返自身, 在‘未思’之处重新思考的文化之旅,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通过无限地接近西方来无限地逼近自己, 通过与西方理论生产模式的比照来映射本土文化生产过程的得失”?吴娱玉所谓“中国文论解决之道”, 其实并非空中楼阁, 梦中勾画未来宏伟蓝图, 而是从几个角度谈论“西方理论生产模式的启示”, 显然是遵循着踏实的学术规范, 讲究的是思想和学术的积累, 对前驱探索者的尊重。毛雅睿进一步阐发中国詹姆逊主义这一提法, 目的是“将西方理论作为中国学者的知识建构来重新认识, 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知识形态研究转向中国当代语境下接受符码的解读”。2018年12月在上海交大举行的“中西文学理论的国际对话”学术研讨会上, 朱立元教授提出“中西互鉴”的思路, 认为正是在这个互鉴即有选择性的接受、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 才形成了中国现代的学科。这个过程, 既是“西化”的过程, 也是“化西”的过程。毛雅睿论点显然是吸纳了朱立元“西化—化西”的洞见, 将詹姆逊理论的中国化视为中国知识建构的西化和化西的平行过程。
    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需要元批评的方法。如果说“中国问题”是我们思想追寻的真相, 元批评则是逼近真相的方法。这是借用解释学理论家伽德默尔《真理与方法》 (Wahrheit und Methode, Truth and Method, 1960) 的说法。伽德默尔认为, “真相”(Wahrheit的准确翻译) 跟“方法”本不是一回事。伽德默尔所谓的“方法”, 是指当时德国学术界占支配地位的“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与传统解释学, 以自然科学主客体二元对立范式为圭臬。伽德默尔倡导的, 是通过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来达到人类的自我理解和对真相的认识。所以, 此方法非彼方法。对话的方法, 才是理解真相的路径和方法。颜芳将“批评理论的中国问题”作为“认识论革新”来讨论, 提出了理论思考的“内生性”方法或认识论问题, 在“术”与“道”的层面, 都是非常深刻的探索, 让我深受启迪。颜芳写道:“‘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包含着一种革新认识论的尝试:强调中国问题‘内生于 (of) ’批判理论之中, 正如中国内生于 (of) 世界之中, 而不是把中国视为外在于世界 (以及批判理论生产) 之中的、与世界 (以及批判理论) 呈平行和并置 (and) 关系的存在;主张以‘内生于 (of) ’的认识方式去反思‘并置 (and) ’的认识方式, 相较于‘并置’的认识方式之中隐含着的对认识对象之间加以区隔和分别的假设, ‘内生于’的认识方式则假设认识对象之间的互相缠绕和不可分割性, 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将批判理论与中国、世界与中国加以割裂。”颜芳直指我思考与论述的欧美学术语境, 即汉学与中国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两大范式:“批判理论的中国问题”和“世界的中国”视角正是以“内生于 (of) ”的认识方式, 清算汉学/中国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隐含的将中国自外于、平行于、并置于 (and) 世界的前提假设, 打开了中国无时无刻不关联于世界、中国深度参与并深度缠绕于批评理论生产的真实图景。接下来, 颜文列举了“内生于”或内在方法的四个方面, 紧紧扣住当代西方汉学与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的症结, 并针对百年中国思想风云, 对“同时代性”和“毛主义”这两个与现代世界思潮互相缠绕、不可分割主题, 条分缕析, 是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命题的精湛的“内在性”梳理。颜文从命题具体的概念、表述、内在逻辑和视角推衍的可能性入手, 是元批评症候式阅读的佳作。
    颜芳的解读紧紧抓住思想方法或“认识论革新”的要害, 让我深受启发。詹姆逊在论及阿尔都塞时, 对其“认识论革命”最为推崇。我以为, 无论是道还是术, 都应该不断回到认识论、方法论、思维范式的元起点, 不断探索反思与批判的路径。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定式, 以及解构二元论思维背后的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一元决定论, 乃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批判理论的最重要目标。二元对立、一元决定论是近两三百年来现代性思维的支配性范式, 中国毫不例外, 不断处于与这一“现代性思维霸权”纠缠打斗的过程中。诚如颜芳文中的洞见, 中国百余年的纠缠打斗, 始终跟西方汉学与后殖民批评的路径相似, 难以破解自我指涉、自我强化的认识悖论与怪圈。故我们应该不断回到对此思维霸权的解构、反思之起点, 庶几可寻求多元、多重路径, 走出历史与思想的迷宫。就颜芳所提的“内生性”认识路径而言, 前人思想史、概念史的探索积累很多。我们尚须沉下心来, 在思想的瀚海中, 认真寻觅认知线路图和思想的索引。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 (Familienähnlichkeit, family resemblance) 、巴赫金的语言杂多 (разноречие, heteroglossia) , 从语言、话语结构角度, 反思思维与事物的多元、多样性, 批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论的主旨是, 事物并非由某种本源、本质的东西构成, 而是由无数相似性叠加和关联构成。巴赫金从小说话语的历史演变中, 看到了语言杂多即文化的多元多样性才是人间正道, 语义 (意识形态) 的一元、单一的本质论, 乃是文明的禁锢。阿尔都塞则直指黑格尔历史主义的二元对立、一元决定的本质论要害。历史的多元决定论是阿尔图塞认识论革命的核心, 也是批判现代性思维霸权的利器。半个世纪以来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 多半从认识论角度来反思、批判、解构现代性思维霸权。借用哈贝马斯“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说法, 对于现代性思维霸权的批判, 依然是未完成的使命。就今天的世界而言, 全球化怼民族民粹主义、人类普世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怼各类乔装打扮的种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 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普世论与特殊论的冲突。衍生于批判理论的后殖民主义思潮, 在欧美方兴未艾, 其影响蔓延全球。但正如颜芳所批判的, 后殖民主义文论乃是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乔装打扮的激进主义“政治正确”话语。
    吴娱玉的文章最后提到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一书中阐述的“块茎论”(rhizome) 。这乃是又一把犀利的激光手术刀, 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论革命的新范式。德勒兹与维特根斯坦、巴赫金、阿尔都塞等异曲同工, 揭橥了各种本质主义的乔装面具。“块茎”是德勒兹发明的“思想的意象 (image of thought) ”, 从薯类植物块茎的形象, 富有诗意地联想出“思维的意象或形象”。这种块茎式思维呈现出开放性、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 枝蔓丛生, 纵横交错, 导向一种无限开放的多维空间。德勒兹的块茎论, 挑战的就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以来的树状论。树状论是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核心, 把世间万物想象成一棵大树, 从一个中心、一个本源、一个本质, 伸展、构建出种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德勒兹批判的树状论, 其实就是二元对立、一元决定的现代性思维霸权。
    倘若把思路拉回本专栏思考的“世界的中国还是世界与中国”的话题, 块茎论 (以及家族相似、语言杂多、多元决定等等) 不啻又是一盏指路明灯。“世界的中国”之“的 (of) ”, 是块茎之间枝杈交错蔓生的关联;而“世界与中国”之“与 (and) ”, 隐含了平行、对立、各有其源、各自为本的本质论, 自我想象成一棵傲然于世的大树。说到底, 不过是现代性思维霸权的又一种乔装。吴娱玉文章引用了德勒兹块茎论对中国传统思维的非树状、块茎性诗意想象。在《比较文学与文化》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批判理论与毛主义》 (Critical Theory and Maoism) 专辑里,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林(Kenneth Surin) 提出以“毛泽东—德勒兹”问题构成 (problematic) 来取代“毛泽东—黑格尔”问题构成。他所看到的, 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中蕴含的某种反一元决定论逻辑, 与德勒兹的思路相近。毛的矛盾论更是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故而, 苏林眼中的德勒兹理论的中国问题, 乃是挑战现代性思维霸权的批判理论重要一翼。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的, 就是如何在枝杈蔓生、沟壑重叠的今日世界里, 不断寻找中国的定位?在块茎蔓生的开放空间, 如何不让自己反复堕入自为沟壑、自竖大树的形而上学陷阱?或许这就是“理论的中国问题”所须思考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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