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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富起来”的新时代。张炜的长篇小说新作《艾约堡秘史》是一部以当代中国社会“财富书写”为主题的文学力作。小说以淳于宝册、蛹儿和欧驼兰等人为叙事焦点，着力塑造出一个在苦难、欲望、财富、爱情与救赎之间苦苦探索的淳于宝册形象，在深刻揭示新世纪中国“富起来”巨大社会变化现实的同时，也生动描绘了主人公曾遭遇的心灵困境，启示我们必须寻找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特征的财富新路、建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艾约堡秘史》体现了中国当代作家书写当下现实的巨大勇气和主动探索并把握时代精神的叙事能力，显现出可贵的精神探索意识和思想引领性价值。 关键词：张炜；财富书写；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艾约堡秘史》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当代文学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斐然，成功映现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中的心灵嬗变，构成一代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精神记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代文学在描绘刚刚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等方面，与新世纪人民大众对文学的需求还是不相适应的。这固然有社会发展快速化、传播媒介多样化、大众阅读碎片化等外在因素的原因，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就被动消极对待，更不能缺失当代文学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事实上，21 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呼声越来越大，亟需我们正视与思考。文学是最重要、最丰富、最深刻的艺术载体，为时代发展提供最敏锐的观察、思考和判断，是艺术发展的精神源泉与思想发动机，引领时代文艺精神与思想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激发了语言艺术变革和思想解放潮流。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文艺思潮。魏晋时期曹丕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视文学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莫言认为，作家“应该有开天辟地的勇气，持这种惟一的报信的勇气”[2]。优秀作家言志抒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此新民救国、弘毅传道。 因此，我们应该从文学内部的情况、文学自身原因来分析中国文学表现当下现实的难度之所在。诚然，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给当代作家认识今日之中国增加了极大的难度。这既是巨大挑战，又是难得机遇。优秀作家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去书写属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时代史诗，塑造出这个剧变时代的英雄以及他们极致的痛苦与欢乐、迷茫与挣扎、困境与救赎，探寻关乎当代中国和人类未来道路的“新问题、新思想、新文化”。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文化语境下，写出了《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和《独药师》等名作的张炜力求“变法”，向自我、时代和文学进行挑战，选择最难以把握的当下现实生活与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进行书写，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精神审视和审美观照，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新作《艾约堡秘史》。可以说，张炜的《艾约堡秘史》是一部呈现当下现实生活、具有鲜明时代精神气息和深刻思想性的当代精品力作。“《艾约堡秘史》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等重大的、核心的、根本问题做了有力表达的作品。”[3]因此，对《艾约堡秘史》的分析和探寻，就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和指向未来的精神价值。本文拟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财富书写出发，梳理百年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伦理文化及其审美流变，在此基础上探寻《艾约堡秘史》对当代中国社会最核心、最繁富的逻辑理念及其语境下的人性、人心之变的思考，探寻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构的可能性途径与方式，从而实现文学与时代、未来的思想对话与一种精神引领。 一、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财富书写”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语，以最为简洁的语言，向世人揭示了“利”的巨大力量。财富、利益，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内在纽结之处与隐秘的逻辑理念内核。“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4]财富与制度、秩序、思想、文化有着深层的内在性精神关联。“在一种文化特别是经济伦理文化中， 财富伦理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伦理价值观。”[5]“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一种非常质朴而带有生命温度的文学性表达方式，亲切自然地阐述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则更深刻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逻辑理念与核心秘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经济层面与宗教信仰层面的内在关系，从而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学的核心理念所在[6]。这些古今中外的关于财富伦理的思考与阐释，都为阐释百年中国文学，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当代文学的“财富书写”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索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启示。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的社会史、生活史、精神史的审美书写。现代资本是众多故事叙述的精神逻辑核心与深层框架结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7]，在精神深处影响人的存在。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故事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转折都往往与财富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鲁迅的《阿 Q 正传》描绘了阿 Q 的极端经济贫困，从贫无立锥之地到恋爱失败、偷窃，再到做梦幻想“子女、玉帛”，直至最后判刑，无不揭示出阿 Q 命运、情感心理结构与财富之间的深刻关系。在《伤逝》中，鲁迅塑造了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与新爱情伦理的新女性子君形象。子君勇敢冲破旧家庭的束缚，无畏无惧世俗意义、传统旧伦理的有形与无形束缚，但是却羁绊在具体的日常家庭生活，跌倒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贫乏之中。贫贱夫妻百事哀，正是因为经济困窘这一隐蔽的内在根本性因素而让有着新文化理想维度的新人生活无以为继，最终被金钱所吞噬。因此，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杂文中，毫不留情、不带任何幻想地指出，离家出走的娜拉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死掉，就是回来。继而，鲁迅对追求独立、自由、理想的新女性说：“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8]这无疑是鲁迅先生对财富之于现代社会、女性运动、个体独立人格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 茅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子夜》对“民族工业黄金时代”中的上海金融市场进行直接的审美书写，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等大资本家形象，揭示民族资本家力图“实业救国”，但是雄心壮志不得伸展，后被买办金融资本联合绞杀的悲惨结局。《子夜》对上海金融资本市场和资本家日常生活的精细描绘，为当代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场景和审美镜像。茅盾对吴荪甫的形象塑造，集中体现在对一个资本家在企业管理、资本投资等方面的物质性“财富书写”，而对吴荪甫本人的内在情感、家庭关系、童年生活等着墨较少。这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吴荪甫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即仅仅是一个可见的、物质性的、追逐财富的吴荪甫形象，而不是一个有情感深度、思想高度和生活温度的“人”的丰富世界——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张炜的《艾约堡秘史》恰恰就在资本与欲望、财富与情感、堕落与救赎等“精神性、情感性维度”的方面，有了新的开掘，即在“物质性维度”之外，显现出一种“情感的丰富”与“灵魂的深刻”。当然，应该看到茅盾塑造的吴荪甫这一早期资本家形象及其“财富书写”，是有开创性意义和启发性价值的。同时期的“新感觉派文学”，也对上海这一新兴城市及其市民生活进行了文学书写。比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作品。 20 世纪 40 年代，财富不仅是革命者和广大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延安文学书写的内在精神线索与叙事动力所在。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体现出那个时代对公平与正义的新伦理文化吁求。解放区文学的《李有才板话》《王德锁减租》《红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展现了地主与农民关于“土地”这一财富源泉的深层次斗争。小说塑造的“黑心”“狠心”“毒心”的地主形象，与期盼、喜悦、恐惧交织的复杂心态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极为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气息，同时也令作品富有一种精神深度。 初期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如何从个人致富走向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文学书写的叙事主题与内在要求。《不能走那条路》思考的是对过去地主剥削道路的否定与对新道路的召唤。而这一时期的《创业史》则有力回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伦理文化的诉求，体现为对社会主义集体财富、共同富裕道路的审美书写，塑造了不同于养父梁三老汉那种自发式个人致富道路的，身上闪耀着新伦理文化光芒的社会主义乡村领路人与探索者——梁生宝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用艺术的方式重新肯定劳动致富、书写新的致富人物形象，即以财富为小说叙事的逻辑主线，揭示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精神嬗变。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描绘了陈奂生从昔日的“漏斗户主”到上城卖油绳这样一种身份转换与贫富变化。而在这一经济独立过程中，伴随而生的是个体独立人格成长与生命尊严的新精神诉求。贵州作家何士光《乡场上》的冯幺爸过去是吃救济粮的大户，但是随着“搞活经济”新时代的到来，有了余粮，再也不用被救济了。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冯幺爸生命尊严的觉醒和主持正义的伦理自觉。而这其中最大的隐秘的精神逻辑就是财富的拥有与经济的独立。 在高晓声、贾平凹、何士光等作家之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伦理文化的“文学鲁军”，对此做出了较早的集中又深刻的精神思考和文学书写，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义利之辨”的审美文化作品[9]。矫健的《老霜的苦闷》则直接揭示了市场经济下的“新苦闷”：为何一向先进的自己成了“绊脚石”，被儿子和周围的人看不起？为何追求财富的邻居从昔日被批评者，一下子跃升为儿子追捧的对象？这是“老脑筋”的老霜难以接受的[10]。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探索“市场经济时代”下的伦理文化问题，提出这个时期个体财富追求与重义轻利文化传统之间如何调适的难题。张炜的《古船》则以更为宏阔、厚重的叙事视角，通过隋抱朴形象来思考个体如何摆脱“私欲”和内耗的“魔咒”，走向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问题。“他们通过小说叙事，艺术化地呈现出了人们在财富活动领域中曾经遭遇过的和可能会遭遇的种种道德困境。”[11]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深层次结构问题日渐突出。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的小说《秦腔》《高兴》，分别呈现了乡村农民无以为继的经济困境与进城寻求新财富的时代变迁。梁鸿《出梁庄记》则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农民到城市寻求财富的艰辛探索。而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则是沿着以往财富书写和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探索的精神道路，通过淳于宝册等人物形象来对 1949 年之后、已时达 70 年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发展历史以及新世纪“中国富起来”——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精神思考与审美观照的“当下现实主义”文学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