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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中的古代文论研究 本年度古代文论研究侧重于整体性地研究、把握一些重要的理论范畴和理论命题，强调在比较视域里激活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源。 《文心雕龙》的文体观一直备受关注，以西方文论的框架予以诠释，“彰显了中西文体观念的相通部分，亦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刘勰文体观念之独特性”；为此，张健重释了《文心雕龙》的文体观，指出刘勰是立足于汉代“文体解散”的现实而力图“重建文体秩序”；刘勰以物体比喻文体，认为文体与物体一样都是由众多元素组合而成的有序整体，而详尽地论述了文体的组成要素及其功能；刘勰对文章体裁、风格以及个性问题的讨论也都是以此组合观念为基础，只有洞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特色所在。(20) 《文心雕龙》专设《铭箴》篇，是中国铭文化研究的早期专论。吴中胜对铭文的源流、功能和文体特征作了全面的阐释，指出铭文常出现在青铜铸造的宗庙之器上，而青铜器是用来祭祀神灵的礼器，这就决定了铭文从一开始就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诗性特性；在“三不朽”思想的影响下，铭记功德成为铭文的重要功能，赋予所铭记之人物以神性是早期铭文的重要特征；特殊的功用决定了铭文的文体要有“圆润大气”的风格即“体贵弘润”，以及思想内容上的“核以辨”，语言文字上的“简而深”。刘勰的《铭箴》篇是对前人思想的综括，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铭文的重要文体特征，堪称中国早期铭文理论形态的集中呈现。(21) 陈士部认为，对于“意象”的研究，应遵循“历史还原”与“理论阐释”相统一的学术原则，与此同时重视中西美学比较辨析的新思想、新方法，秉持中国立场。他以现象学美学的方法为参照，对“意象”的审美内涵及其学术生长意义作了回溯式研究。他指出，不同于现象学的“悬置”学识，意象的审美生成需要渊博的学识与虚静的胸怀作为内在驱动力，从而避开了现象学可能导向的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其次“意象”是神与物、心与物、目与心等“两相间性融合的衍生物”，是超越主客体二分的主体间性存在。(22) 李裕政指出，郭绍虞的“文笔”论研究可分“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时期；在早期研究中，郭绍虞将“文笔作为观念来谈，不涉及社会实践”，衡量文学观念的标准是纯文学观念，即是否讲究情感，与之相反的则是杂文学，“偏于情而不谈形”；后期谈“文笔”问题时，受“阶级斗争、形式主义之说”等时代环境影响，将理论的重点放在了形式之上，“偏于形而忽于情”。无论是前期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还是后期的“文学与非文学之分”，郭绍虞都是从西方文学观念出发来研究古代文论，忽略了文章的整体性，也忽略了古代文论所具有的独立性。(23) 唐芸芸则试图还原“文笔”说。她指出，“辞藻华美并不是纯文学的必然因素，只有在抒情主体开始自由抒发内心之志，才能视为文学独立的一种有效追求”，而这些并不蕴含在“文笔”之中；“文笔”说的产生与骈体的写作方式涵盖各种文体有关，后来“文笔”说的衰落也与骈体的式微有关；对于讲究声律的骈体而言，句末是否押韵是显而易见的标准，因而它并不是以文章的功用或问题的审美价值来区分，不能将其主观地提升为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夸大整个“文笔”说的意义。(24) 朱立元认为，中西关键词的比较研究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首先要把握准中西关键词各自的历史语境和本来语义，其次要考察相关语词、概念、范畴群并予以综合、融会地理解和阐释，最后是对中西关键词内涵、外延的历史演变作精细的考察，在关键处、要害处进行比较研究，真正得出有用的结论。(25) 李春青指出，不是任何一个关键词都具有可比性，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必须有所甄别；进行比较的关键词应属于同一类属、同一层级，同时彼此的意涵要有一定的交集，整体上呈现某种相似性；只有在差异性与相似性共存并保持某种平衡的情况下，关键词的比较研究才是可行的、有意义的；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还必须深入到各自文论系统之文化底蕴的研究，揭示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对构建当下文论提供可靠的借鉴。(26) 王一川认为，中国民族艺术理论传统命题与西方主导的艺术理论之间的对话关系可以多样化，既可以因相近而对话，也可以因差异而对话。而正是在多样的对话中，中国民族艺术理论可以彰显出自身的世界性品格来。在知识型上，中国艺术学理论需要在现代性知识型框架中激活文史哲整合的传统知识型的元素；在学科范式上，需要将传统诗画一律观与现代艺术学概念打通；在命题系统上，“诗言志”“心声心画”“感兴”和人物品藻等传统命题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在本土品格上，需要让“中国艺术心灵”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上重新树立自身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27) 李春青研讨了中西文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趋同，指出与西方传统哲学那种主客体二分模式的、对象性和概念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学术呈现为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一体的，具有直觉性、类比性的“关联性思维”的运思方式，这种“体认认知”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认识”或“认知”大异其趣；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反思自己的传统，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满，相继提出体验、存在之领悟、默会认知等概念，力求在身心统一中寻找人类思维的奥秘；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反思的学术旨趣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了相通性，这就提供了一种对话的可能，也让人们在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这种“接近”或“趋同”中看到了未来学术的走向与希望。(28) 在王岳川看来，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给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通过对季羡林多元文化理论观(“河东河西”论、“四大文化体系”论、天人合一与生态文化观等)的剖析，王岳川指出，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都只能在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层面上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和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未来文化只能是多元互动的文化，一种对话的生态主义文化。这一语境将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出现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普遍性价值。(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