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之后”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理论之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本年度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深入反思了文学本质问题以及童庆炳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研究路径。 王元骧对“反映论文艺观”加以新的学理拓展，认为我国如今的文坛很少出现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是因为受一些片面的文艺观误导，“无视、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现实根源”，“不再强调作家深入生活、扎根生活，与生活保持血肉的联系”，仅望文生义把反映论文艺观“当作日常的用语，而未作任何学理上的分析”；要深入挖掘这一文学理论就“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从存在向意识转化的一维，而且还应该从读者阅读，以及文学对于读者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的一维来看问题”，“从‘体’‘用’统一的观点来看，才能充分揭示它的性质，确立评价其优劣的客观标准”(12)。 赖大仁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文学本质观念的历史嬗变，指出文学本质论的观念之争意味着对文学本质特性的认识进入到更为自觉的阶段；文学本质观念有其历史性和时代性，对文学本质论问题及其观念嬗变的反思，在帮助我们获得经验教训或历史启示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代文论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学阐释对象的“泛化”、文学理论问题的迷失和文学理论信念与价值立场的迷失。(13) 邢建昌认为，作为“知识累积性”的学科，文艺学追问“文学是什么”是在特定知识背景下问题的呈现，是意义寻觅的过程；从“文学是什么”到“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提问方式的转变，标志着文学研究知识型的一次转换；“本质论思维”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限定文学的唯一性和恒定性对文学理论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具体地实践中，我们需要将“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结合起来，实现对于文学问题“历史的”与“逻辑的”透视，为观测“文学”或“文学性”提供路径与方法。(14) 张大为指出，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暗含着对文学进行某种“边界”性的探寻，回归到问题提出的情境；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境遇中，对文学“问题”与“边界”的研究，实际意味着“自动放弃整全性的文学心智与文学的全面文化本质”，是文学在传统的现代性转向过程中“割裂和扭曲自然视野”，以及文学修辞与生活世界的自然整体性被双重误读的结果；文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审美性的、艺术性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恢复文学修辞对于世界的生存性、肯定性、内涵性把握的基元性格局，同时“保有将自身对于生活的理性认识与价值筹划变成现实的勇气”，重建文学心智及其文化本质的自然整全性，以“一种诗性的、肯定性的方式”打开与世界沟通的意义渠道。(15) 那么，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呢？南帆指出，“文学正是与多种学科话语的抗衡、比较、角逐之中显示出独特的性质”。他概括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三种关系：首先是“古老的想象”中的文学以局外人身份居高临下地“观察、描述、再现和动员大众支持革命”；其次是将文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的内容是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最后则是在现代性带来的知识重组下，将文学看作“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历史”。文学理论不能仅仅关注于已然的文学事实，以追根溯源的“起源神话”谱系论证一个学科在当今的文化功能，更应该聚焦于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如何置身于共时的文化结构空间，并且在文化结构多重压力的敦促之下不断地从事自我调整”(16)。 童庆炳的学术历程从审美诗学起步，经过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的跋涉，最后走向了文化诗学。程正民指出，童庆炳所倡导、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所致力的文化诗学，是对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和超越，是对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文化诗学所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一种人文情怀和一种科学精神的融合。在程正民看来，文化诗学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1.文化是民族的魂魄、血脉和基因，民族文学和文论是树，民族文化是根，文化诗学应十分重视文学和文论同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肉联系的研究。2.文学的形式如何折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如何内化为文学的形式，最终达到内容和形式和结合，历史和结构的融合，外部和内部的贯通，这是文化诗学从理论上和时间上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17) 在赵勇看来，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其中“审美中心论”既是文化诗学之根，也是其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审美中心论”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是“美学热”的精神遗产，也是童庆炳本人累积而成的思想财富，把它移植至文化诗学，此为继承与发展“旧说”(审美诗学)。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论争中，童庆炳又挺身而出，对话“文学终结论”，批驳“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边界”，此为与“新说”(文化研究)交战与斗争，其意图之一是要保卫“旧说”，强化自己的“新说”(文化诗学)。然而，由于童庆炳看重高雅文学，强调诗情画意，其文学观与审美观也就偏向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它固然纯正典雅，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与文学、文化现实交往互动的通道，所谓的“关怀现实”与“介入现实”很难落到实处。赵勇提出，拓展文化诗学的可能方案之一是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构变为“审美/非审美”的矛盾组合(二律背反)，这样才能既刷新我们对它的认识，又使它面向复杂现实。因此，文化诗学的前景与生长点很可能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18) 在童庆炳文化诗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大康重新阐释了“文学活动论”。他认为，“人类文化活动就建立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互协作的基础上”；文学主要是关于人的一种学问，是通过言语行为来描述人的行为语言及其特征，而言语行为本身就关联着行为语言，召唤着行为语言，“文学性、诗性，就生成于两种行为(语言)协作和融合的过程中”；“语言中心主义”与“理性中心主义”的逻辑包围中，西方学者往往致力于形而上精神世界的构筑，而忽略人的本真生活所在，无视行为语言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只有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重置于“活动”，才能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础。(19) (责任编辑：admin) |